02 日本什么時代勘合貿易(明朝時期，日本是否屬于明朝的的藩屬國？)

攻克該城，守護大名富鏗政親自殺。起義者旋即迎立富鏗泰高（政親的堂兄弟)為名義守護而接管了加賀國。

國人信徒立即把原守護方面國人的土地奪到自己手里，農民信徒的年貢負擔也得到減輕。《總見記》里的一段話反映了起義勝利后農民的喜悅心情：“武家作地頭事情難辦，一向住持當領主可隨心所欲度日。”[注10]此后加賀國便由有力的國人信徒代表和中小名主出身的寺院住持代表以共議制形成聯合執政；國人代表依靠的是他們的戰斗組織“組”(“與”)，寺院住持代表依靠的是擁有眾多農民信徒的組織“講”。由于“講”發揮了強力的牽制作甩，使國人集團壟斷全部政權、統治農民的企圖未能如愿[注11]此后90多年間，加賀國大體上成了“百姓所有之國“[注12]。

四、石山戰爭

在加賀信徒起義勝利的鼓舞下，能登、越中、越前等國的信徒也都紛紛起事，雖然都末獲勝，但不屈不撓地把戰斗整整堅持了90年。一向宗信徒起義并不限于北陸地方，在飛彈，文明17年(公元1485年)也發生了當地一向宗中心寺院照蓮寺反對有力武士內島一族的起義。起義雖失敗，但內島不得不對一向宗采取妥協態度。進入16世紀，起義烈火更延燒到河內、和泉、攝津、畿內、三河諸國。文明7年(公元1475年)從北陸回來的蓮如在京都山科建本愿寺，以該寺為本山統轄全日本宗徒。本愿寺以其嚴密的組織向各地宗徒征收“志納錢”，充實財政，名義上這是為報“佛恩”的捐獻。16世紀30年代，第十代法主證如又將本山移至石山本愿寺(在大阪)，爾后不斷擴大寺區，讓新興工商業者移居寺內町，積極發展工商業，強化防衛措施。本愿寺教團變成強大的宗教王國，它的存在為爭霸中的戰國大名所不容。永祿6年(公元1563年)三河國宗徒舉行起義，反抗德川家康的苛虐。戰斗堅持6個月，沉重打擊了德川家康，據認為這是他一生所經最嚴重的一次危機。本愿寺歷屆法主對宗徒起義一直持反對態度，討好封建主；但當元龜元年(公元1570年)織田信長迫使本愿寺教團決戰，危及這個宗教王國存在時，第十一代法主顯如光佐(公元1543年—公元1592年)便動員全體宗徒為保衛寺院而戰。宗徒們在艱苦條件下把“石山戰爭”(公元1570年—公元1580年)堅持10年之久。天正8年 (公元1580年)戰敗，宗徒力量消失殆盡。接著，包括加賀國宗徒領國在內的各地起義被逐個鎮壓下去。

第三節 戰國大名領國制

一、戰國大名的產生

應仁之亂后歷經半個世紀，守護大名相繼沒落，一些守護代、守護家臣及地方國人代之而起，形成新的大名—一戰國大名，確立起在各國的統治，繼續承認莊園制的守護大名領國制為根本否定莊園制的戰國大名領國制所代替。這種歷史性的政治變動是整個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發展的結果。室町前期農耕已經逐漸精耕化，施肥日益重要。所用肥料除廄肥、人糞尿和灰肥外，還有需要量日益增大的壓綠肥。這種肥料投量甚大，每反大約投入300貫(183，所用的青草、嫩芽只需從山野索取，但由于莊園制的存在，廣闊山野的青草和嫩芽得不到充分利用。日本農業向以水稻種植為主，它的發展越來越需要大規模的水利灌溉體系，然而在規模小、權力分散的莊園體制下，這種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打破莊園體制而確立一國范圍內強有力的一元統制體制；同時，農業同手工業分工的擴大，在一國范圍內商品流通的發生與發展，也是這種需要的產生因素。

這種歷史任務客觀地落在戰國大名身上。如上所述，戰國大名的前身多數是守護代、守護家臣和國人。所謂“下克上”的實力主義風潮在“應仁之亂”后幾乎風靡全國。例如管領細川氏到第四代細川晴元(公元1514年—公元1563年)時，實權轉到家臣三好長慶(公元1523年—公元1564年)手中，而三好氏實權又被他的家臣松永久秀(公元1510年—公元1577年)奪去。管領斯波氏在15世紀末，其領國越前、尾張分別被家臣朝倉、織田所奪。畠山氏的據點河內也被三好氏所奪。在越后，永正4年(公元1507年)守護代長尾為景進攻越后國守護上杉房能(?一公元1507年)，迫其自殺。在安藝，永正12年(公元1515年)國人毛利元就(公元1497年—公元1571年)殺守護代武田元繁。在美濃，原是山城的商人齋藤道三(公元1494年—公元1556年)從守護土岐氏手中奪取實權，如此等等。

就這樣，至16世紀中葉形成起來的戰國大名，主要有東北地方的伊達氏，中部地方的上杉謙信(越后)、武田信玄(甲斐)、今川義元(駿河)、德川家康(三河)、織田信長(尾張)、齋藤道三(美濃)朝倉氏(越前)，近畿地方的淺井氏(近江)，四國地方的長宗我部元親(土佐)，中國地方的毛利元就(周防)，九州地方的大友氏(豐后)、龍造氏(肥前)、島津氏(薩摩)等。這些戰國大名按地區看，大 體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近畿、東海、北陸、中國等社會經濟較發展 的先進地帶和中間地帶的大名。他們是由戰國動亂中打倒自己主君即守護大名的家臣和在鄉的強大國人成為戰國大名的。第二類、是關東、東北、九州等后進地區的大名。這些人大多是從守護大名轉化為戰國大名的。

二、戰國大名領國制

大名們廢除迄今國內各種傳統的土地所有關系。他們沒收了莊園土地，并以武力和政治手段迫使在鄉武士臣服后，將其土地收歸已有。然后以其中一部分留作直轄地(“料所”、“御藏入地9)，派代官管理，將剩余的一部分寄進給歸順自己的寺院，將剩余的大部分以知行地(封地)名義分授給自己的家臣。獲得知行地的家臣必須絕對服從自己的主君，負擔軍役和其他義務。

大名對自己的家臣實行嚴密控制，經常派出密探監視家臣行動，并在自己制定的本國法律——“分國法”(“壁書”、“家法”、“度法”)中為家臣行動設下許多規定。例如禁止家臣自由處理知行地，知行地只能由一子繼承，這是為防家臣經濟削弱之故；禁止家臣之間互相攻伐，以防內訌；要求女兒結婚不但須經父兄同意，也要得到主君批準，以便把女兒當作大名間政略結婚的工具，等等。違反這些規定要受到嚴罰，甚至酷刑加身。

由此可見，戰國大名徹底擺脫了幕府的束縛，以武力創建自己的領國，取得領國的土地最高所有權，并且以絕對統治者身份在領內實施自己的統一法律(“分國法”)。這就是說，戰國大名是以武力為支柱擁有真正獨立的領主權的。守護大名雖然也曾走上領國私有化的道路，但是由于受幕府的限制，并未能取得完全獨立的領主權。

戰國大名領國制與守護大名領國制的根本差別就在這里。

三、軍事制度與農民政策

這些戰國大名，因為是在農民起義烽火遍地燃燒、統治集團內訌迭起、封建秩序無法維持的情況下，在爭奪勢力范圍的斗爭中興起的，所以為鎮壓農民反抗、穩定封建秩序，以及為在大名爭霸中戰勝對手，在自己的分國統治上都采取集權統治擴充分國經濟軍事實力為內容的“富國強兵”方針。

上述對家臣實行的嚴密控制，是戰國大名實行集權統治的需要，也是貫徹“強兵”方針措施的一部分。由于采取了這種措施，各大名都經常保持著一支等級森嚴、封建主從關系很強的龐大家臣團。按各自經歷，家臣被區分為“同名”(同族)、“譜代”[注14]“外祥”[注15]三種。家臣之下有“郎黨”、“仲間”、“小者”還有戰時從農民征來的“足輕”(步兵)等各種等級。在軍事編制上，家醫按各自所持武器被分為幾組，各組置“組頭”，隸屬于“軍奉行”。“組頭”同其下的下級武士之間的關系由“寄親”(義父)、“寄子”(義子)這種擬制的父子關系來加強其封建依附性。起初，這些家臣都住在自己的知行地。16世紀中葉后，隨著戰爭規模擴大，火藥武器的采用以及從一騎單打向集團戰法的發展，產生了對軍隊施行長期集中訓練的需要，家臣團便被移居大名城下。“足輕”也終于被編進常備軍，列入家臣團末端，開始離脫農業生產，即“兵農分離”。這一過程后來由豐臣秀吉予以完成。

由于擁有強大的家臣團，大名們加強了統治農民的力量，強化了封建主專政。對待農民，大名們還推行種種強制政策：為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供他們搜刮，便剝奪了農民遷徒、處理農地的自由為防止農民武裝反抗和保證年貢的征收，便收繳農民的武器并把農民的自治團體“惣”變成基層的統治工具，即在農村組織“五人組”(5戶為一組)，實行組內交納年貢的連環保制度。為確保農業勞動力和增加年貢收入而采取的另一項重要措施，便是自

16世紀上半期部分大名開始實行“檢地”。“檢地”就是對分國耕地的面積、質量等級、稻米產量和耕種土地的農民，按村實行調查登記，借以按等級標準確定年貢征收額，按一地一佃農原則落實年貢完納人。本質上這是一種加強掠奪農民的措施，但同時由于此舉使農民同直轄地的大名領主、封地的“給人領主”[注16]直接發生關系，廢除了層層中間剝削，客觀上有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

第四節 室町后期的經濟與文化

一、農業、礦業與手工業

在富國方針指導下，大名們都大力發展生產。他們鼓勵農民開發新田，致力于大規模水利工程的興修和灌溉體系的整備。莊園制的基本消滅、復雜的土地領有關系的單一化，使在分國內有計劃地大規模整治水利成為可能。武田信玄組織人力興修釜無川堤壩(信玄堤壩)和越中佐佐氏治理常愿川等事，都非常有名。新田開發和水利事業的發展，使許多極易受災的低洼地變成高產水田地帶，耕地面積有了大幅度增長。[注17]廄肥、人糞尿得到

更廣泛利用，同時大量進行割草積肥也有了可能。除實行稻麥輪作外，旱田作物也實行了小麥與大豆、小麥與養麥的輪作。隨之，單位面積產量繼續有所提高，在先進地區畿內，稻每反(992平方公尺)產量高達3石。從前一時期開始的商品作物生產普及各地。城市近郊也開始了較大規模的蔬菜生產，供應城市需要。從前僅在宇治地區栽培的茶，如今開始在大和、丹波、伊賀、伊勢、駿河、武藏等國種植。由于農業技術的進步，棉花的栽培也開始了，從三河迅速普及各地，增加了人民的衣服原料來源。煙草、甘蔗、甘薯等新作物的種植也有了廣泛發展。

礦山對于獲得貨幣和武器的原料十分重要，因此大名們對開發礦山也抱著極大的熱情。當時采礦和冶煉技術都有明顯提高。銅礦已從露天轉向坑道開采。銀的冶煉自16世紀30年代開始采用先進的中國灰吹法。黃金不只從砂金里，也從礦石中進行提煉，產量大增。奧羽的金礦，對馬的銀礦，但馬、備前、備中、美作的銅礦，尤其大名中大內、尼子、毛利諸氏經營的甲斐金礦都很有名。這三種礦藏的開發為后來鑄造硬幣創造了條件。此外伊勢的水銀，南海的硫黃等開發也很重要。水銀、硫黃和金、銅都是對中國(明)貿易的重要輸出品。

由于國內需要和對明貿易的增加，手工業的發展也驚人。棉花生產的發展引起棉紡織手工業部門的出現。茶葉栽培的普及導致瓷器生產的擴大。高級絹紡品生產出現了京都這個新的生產中心。京都西城區(西陣)的高級紡織品生產馳名全國。金屬工業方面基于大名的要求和對明貿易的需要，刀劍制造非常發達，并且由于槍支傳入而開始了槍支生產，但農具、手工業工具及生活用品的生產仍具有重要意義。由于農具需要量的增加，在各地的

町、村便產生了專職鍛冶與鑄造的工匠。這些工匠擺脫了莊園領主的束縛，擁有自己的作坊和工具，或接受社會訂貨而收取加工費，或生產向市場出售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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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合貿易的介紹

明代外國來華進行朝貢貿易的一種稱呼，也稱“貢舶貿易”。明初實行海禁后，只允許外國與明朝廷進行有時間、地點規定的朝貢貿易。外國商船載貢品及各自方物土產來華，明朝廷收貢品、購方物后，以“國賜”形式回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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