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對外貿易過度依賴什么市場(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日本經濟長期衰退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值不會直接沖擊人民幣匯率。但我國加入WTO后要逐步開放金融市場，資本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動性加強，匯率波動的幅度逐漸放寬，日元貶值及其引發的亞洲貨幣貶值可能加劇我國匯率的波動。當前，我國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維持亞洲經濟的穩定，是一種政治上負責任的做法，但我國的承受是有限度的。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政府向美日兩國表明，1∶135的美元兌日元匯價是不能接受的，迫使兩國干預匯市，支持日元回升。這次如果日元貶值過度，超過我們的容忍限度，例如140日元對1美元的匯價，將嚴重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這對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增長也極為不利，那時不排除人民幣被迫貶值的可能。

警惕日元貶值背后的遠期經濟意圖

李早航中國銀行副行長

最近一段時期，日元對美元的匯率持續走低，最低已跌破1美元兌換134日元大關。日元大幅貶值再次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問題，同時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政府的廣泛關注。有些人認為，日元貶值是近十年來日本經濟長期不振的必然結果，日本政府放棄對日元的市場干預是不得已的事。我對上述觀點不敢茍同。去年我對日本進行了一次訪問，并未感受到日本經濟的蕭條景象，并且從目前日本的國際收支、國際資本流動、銀行資產質量以及代表新經濟的高科技產品等各項經濟指標看，日本經濟雖不能稱狀況良好，但也不能稱之嚴重衰退。我個人認為，所謂經濟衰退是日本政府對外宣傳上實施“衰兵經濟”的策略之一，目的是隱蔽本國經濟實力，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借口。

這次日元大幅貶值恐怕有三個背景：一是去年特別是9·11事件以來美國經濟的不振與衰退；二是歐元現鈔從2002年1月1日起在歐盟12國流通；三是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形勢下中國經濟卻保持了7％以上的增長。在此背景下，日本通過日元貶值可以“一劍三雕”，即將日本經濟因美國衰退所導致的經濟壓力轉嫁給在出口方面與之競爭的東南亞各國和中國，在歐元現鈔流通之初對歐元進行打壓從而避免其對美元、日元霸主地位提出挑戰，擠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外部空間來削弱中國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由此看來，日元貶值決非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其背后有著強烈的遠期經濟意圖。

在此情形下，中國政府應當從兩方面做出積極反應，一是繼續實行以擴大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戰略。目前中國政府應利用加入WTO的大好時機，從擴大有效需求和提供有效供給兩方面入手，深化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為經濟增長尋求持久動力，切實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二是中央貨幣當局應考慮調整目前相對固定的匯率體制轉而實行更加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必要時應當對人民幣進行適度貶值，減輕東南亞金融危機以來形成的出口困難對經濟增長帶來的巨大壓力。

日元貶值三大效應：獲利、得勢、遏制對手

崔孟修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博士后

自泡沫經濟崩潰后，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而這種局面是在日本當局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情況下發生的，超低的利率水平到了“利率陷阱”的邊沿，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使一般性會計支出對公債的依存度高達34.3％。“9·11事件”又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通過“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無望，目光自然轉向“擴大外需”。通過貨幣貶值擴大外需拉動本國經濟增長，這種“外匯傾銷”手段，客觀上確實對日本經濟能夠起到一種釜底加薪的作用。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一大政策效應———經濟獲利。

去年11月，在文萊舉行的第五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上，中國與東盟就建立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達成共識。隨著中國大陸和臺灣相繼加入WTO，加上香港和澳門，中國政府正在為推動兩岸四地經濟一體化而努力。對此，日本加重了危機感。日元貶值，是一種以鄰為壑的作法。但由此所引發的一片譴責和紛紛要求負責任的吶喊聲，在客觀上證明并提醒了亞洲各國，日本仍然是亞洲經濟的主導者和核心。用失勢的方法達到得勢的目的，因為當今世界畢竟仍是實力說話的世界。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二大政策效應————政治得勢。

中國加入WTO后將面臨貿易平衡的壓力。一方面，由于關稅減讓和一些非關稅壁壘的取消，進口將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受世界經濟增勢明顯放緩，世界市場需求下降的影響，外貿出口面臨相當大的困難和壓力。日本連續九年作為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日元貶值，將起到限制中國產品對日本出口和鼓勵中國企業對日本產品進口的作用，日元貶值使中國2002年的對外貿易形勢變得更加嚴峻。經常項目一旦出現逆差，中國外匯儲備將受到影響，同時，一部分內需將轉化成對凈進口的需求，通過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效果將大打折扣，從而動搖人民幣的經濟基礎。日元貶值直接威脅人民幣幣值穩定。美洲有美元，歐洲有歐元，在亞洲誰主沉浮？日元貶值，以退為進，可以遏制人民幣的強勢。此為日元貶值的第三大政策效應———遏制對手。

以鄰為壑之策 損人未必利己

馬王君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博士

二戰之后，國際上的經濟民族主義逐漸取代了自由貿易政策，民族國家的利益越來越清晰，對內平衡取代對外平衡已成為各國政府的首要目標；中產階級的崛起和勢力的不斷增強，強化了這一趨勢。他們關注的是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穩定的收入前景。在政治選舉中，中間投票人決定政策的形成，政治家為了得到最多的選票，往往使中間選民的目標成為現實。

在世界經濟一片蕭條之際，日元大幅貶值再一次令世人特別是東亞各國人民側目。如從上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不難為其找出答案。眾所周知，日本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就一直未能走出衰退的陰影。目前，失業率居高不下，今年的經濟增長率預計為負。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已無回天之力的情況下，從日本國內的利益來看，日元貶值似乎是不得已而為之。結構性矛盾固然是日本經濟的痼疾，但如果拖延改革能夠換得政權的穩定，政治家們決不介意一面承諾結構調整與體制改革，一面嘗試其他似乎更能立竿見影的手段。然而從外部看，日元貶值客觀上等于把國內危機轉嫁給他國人民來負擔。人們恐怕不會忘記，上個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在面對世界性的蕭條時，紛紛尋求利己主義的對外政策，結果是，全球經濟加速惡化，誰也無法自保。就在幾年前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日元也曾大幅貶值，但日本從中獲得它所需要的經濟轉機了嗎？

盡管日本這種以鄰為壑的行為并不一定能夠奏效，它還是再次冒險為之，恰恰是國際社會通行的“叢林法則”，縱容了這種損人并不一定利己的行為。假如一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已通過發行世界貨幣從其他國家賺足了鑄幣稅，卻在世界經濟陷入蕭條時，無視自己應負的維護國際經濟穩定的義務，那么這樣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合理性是否值得反思？開放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固定匯率制度解體之后，各國普遍利用本幣幣值相對外幣的調整作為實現國內經濟平衡的手段。吊詭的是，一旦各國紛紛采取利己主義政策，通過合成謬誤效應，所有的國家都將遭受損失。正是因為這樣，中國在尋求日元貶值的應對策略的時候，除了呼吁實行更有彈性的匯率制度等技術性要求外，我們更要在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上，發出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應有的聲音。

中日農產品貿易中以什么為主

(一) 日本農業情況

日本現有1.25億人口, 國土面積36萬平方公里，比我國的人口密度大了近兩倍。農地總面積7215萬畝，農業人口335萬，農業勞動力人均耕地約22畝。2006年，日本農業產值只占國內GDP總量1.6%，農業總產值約合6000億人民幣。日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達4萬多美元， 農民的收入水平基本與城市居民相當。商品結構是畜產品占30%，稻米占23%，蔬菜占24%，花卉、果類、豆、麥等產品占23%。

日本農業經營規模較小，兼業化農戶比重大，農產品自給率低，只有40%；農業人口老化，65歲以上人口占農業人口58%。農產品成本和價格非常高，大米的生產成本大約是美國的10倍，泰國的23倍。同時，農戶的組織化程度高，生產技術比較先進，化肥和農藥使用較少，注意環境保護。

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一直對國內農業給予高度的保護和補貼。日本農民收入60%來自政府補貼，每年日本政府對農業補貼的開支達400多億美元。農業保護使農業過分依賴政府支持，缺乏采用新技術、人力資本投資和擴大經營規模的動力，農業不能伴隨經濟進步而成為高效、自立的產業。

(二) 2009年我農產品對日本出口情況

2009年，我對日本農產品出口金額為76.9億美元，同比減少0.2%。日本雖仍是中國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場，但我對日農產品出口占我農產品出口總額的比重從1995年的37.6%降低到2009年的19.6%，降低了近18個百分點。2002-2008年，中國對日本出口農產品年平均增長率只有4.3%，低于我對全球農產品出口增長率7.9個百分點。

2009年1-12月，日本是我茶葉出口第三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茶葉1.9萬噸，同比減少10.3%；日本是我大米出口第二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大米8.3萬噸，同比增長1.5倍；日本是我蜂蜜出口第一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蜂蜜2.5萬噸，同比減少24.9％；日本是我烤鰻出口第一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烤鰻2.2萬噸，同比增長35.7%；日本是我雞肉制品出口第一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雞肉制品13.4萬噸，同比減少1.1%；日本是我蘋果汁出口第二大市場，我對日本出口蘋果汁5.4萬美元，同比減少25%。

(三) 日本食品市場的特點

1、日本食品市場進口需求大，中國出口食品結構與日本食品進口結構比較吻合

日本整個食品市場的銷售額大約為6000億美元，每年進口食品約700億美元，進口需求旺盛。日本進口最多的農產品是豬肉、煙草和玉米，此外也大量進口牛肉、大豆、小麥、酒、新鮮和冷凍蔬菜、水產品，中國食品出口結構與日本食品進口結構比較吻合。

2、日本經濟不景氣，進口食品壓力可能引發日本國內的貿易保護主義

日本是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大的發達國家之一。日本的出口商品結構以汽車等耐用消費品為主，金融危機使得國外消費者不再頻繁更換耐用消費品，再加上日元升值，對日本出口打擊很大。由于日本政府實行稅制改革，居民現金收入總額和可支配收入下降。個人消費的相對低迷也影響了食品價格的上漲，進而影響到日本國內農業的投入，農業產值出現下降的趨勢。日本農業勞動力在逐年減少的同時農業老齡化問題嚴重，三分之一的農村人口是65歲以上的高齡者，而支撐日本農業的骨干力量——日本農協也面臨了一系列問題。同時，日本食品行業正面臨越來越多進口食品的沖擊，作為國內行業的自然反應，其食品領域的貿易保護主義有日益增強的趨勢。

3、日本的食品消費市場是一個需求快速變化的市場

日本的食品消費市場是一個需求多樣與需求快速變化的市場，如保健食品和飲料、方便快捷的食品和半加工食品、適合老齡人口的罐裝食品和有機食品的需求正在不斷增加。

4、日本政府不遺余力地推廣先進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近年來，日本食品管理觀念發生較大轉變：食品業者被推到管理的前臺，目的是發揮其主觀能動性，使之成為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角，政府主要負責制定規則，并進行引導和監督。

HACCP、GAP、ISO9000、ISO22000、食品溯源制度等都是政府從這一角度出發，積極從歐美國家引進的食品安全管理新制度。HACCP、GAP、ISO9000、ISO22000等制度各有所長，在農產品食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各個環節都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體系。“食品溯源制度”也是日本政府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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