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對外貿易政策主要內容(8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政策有哪些？ 舉例說明一下 最好是 2000年后的 實例)

、食品、能源；信息產業產品如游戲軟件、半導體和大規模集成電路以及視聽產品等領域，仍然保持著世界領先地位，出口額也穩步增長。比如，日本多年來一直是生產機器人的最大出口國，日本在這一行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美國。

2.加速日元國際化，抵消日元升值的不利影響。日元國際化的進程早在60年代就開始了，其主要標志是1964年正式成為國際貨幣基金協定“第8條款成員國”，開始承擔日元自由兌換的義務。70年代以后，以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地位的危機為主要背景，日元國際化進程得到發展。1978年放寬了對外匯的管制，1980年實行了新的外匯管理條例，1981年修訂《新銀行法》。1984年5月，日本公布了《關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的現狀與前景》，所謂金融自由化指開放日本國內金融市場和歐洲日元市場并使利率自由化，日元國際化是指在國際交易中廣泛地使用日元，讓日元成為完全可以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此后，為了促進日元國際化，日本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比如擴大對外提供日元貸款、在貿易中更廣泛地使用日元作為結算和支付貨幣、吸收歐洲日元貸款和放寬發行歐洲日元債券條件等。上述措施使日元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比如從1975年到1985年，日元在世界各國官方外匯儲備中所占的比重從0.5%上升到7.6%，日本出口貿易中日元結算比例在1997年達到了36%，這就意味著日本36%的出口貿易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1998年4月1日，日本實行了新的外匯法和外貿法，公司和個人可以自由在海外日資銀行開設美元賬戶，存儲美元，在國內可以使用美元購物。如今，日元已成為可自由兌換貨幣中比較重要的一種，日元匯率波動對其對外貿易的影響大大減輕。

3.大力發展互補型對外投資。日元升值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開始不斷增加。1970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僅為9億美元，1973年超過了30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1981年達到約90億美元，1984年突破100億美元。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更是急劇增加，1986年到1988年3年時間對外投資累計1028億美元，超過了戰后1951——1985年35年累計對外投資總額的837億美元。1989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為441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 368億美元和英國的352億美元，首次躍居世界第一位，2001年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累計325億美元（以平均匯率折算）。從投資結構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集中于制造業，投資額最多的電氣、汽車、化學、鋼鐵和有色金屬等行業，占其對外制造業投資的64%.日本對外投資中服務業一直未占據主導地位，主要限于金融保險、商業服務和不動產。從投資地區構成看，日本對外投資主要以發達國家為主，依次為美國、英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德國和法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主要集中在東亞地區，包括中國、印度尼西亞、泰國、香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另外對開曼群島和巴拿馬的投資也比較高。日本對外投資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與對外貿易的互補性強。比如日本向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繞開NAF- TA和EU的貿易壁壘，對東亞國家的投資主要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換句話說，日本將其一部分出口能力轉移到其他東亞國家，通過利用這些國家廉價的工業用地和勞動力而形成生產能力，再向歐美國家出口。所以，從全球的角度看，日本的出口能力大大超過國際貿易統計的數額。而且，日本對東亞國家的投資主要以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為主，使這些國家對日本資本密集性資本品的需求不斷增加，日本出口增長得以保持。

4.推行戰略性進口保護政策。從統計資料看，日本關稅和直接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并不高于同類發達國家，但日本市場的保護程度卻非常高，主要體現在間接的非關稅壁壘措施和產業政策、商品標準、政府采購等方面。其中比較典型的就是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限制進口。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有關統計，從80年代初期到1994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前，日本向GATT通報的，要實施的技術壁壘數量是508件，同期美國為500件，歐盟國家為226件，澳大利亞為54件。1995年到2001年，日本通報要實施的技術壁壘數量為265件，同期美國為215件，歐盟為191件，澳大利亞為106件。所以，日本是世界上采取技術貿易壁壘最多的國家，這些措施對減少進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保護的領域看，主要集中在農產品、藥品、生物技術產品、紡織品和服裝、皮革等。就農業領域看，日本二戰以來一直對農業采取高保護政策，為此已經與美國發生了數次貿易摩擦，和中國之間的農產品貿易爭端也開始出現。另外，日本還在進口通關手續、政府采購、動植物的檢驗和檢疫及產品標準方面以及服務貿易領域為進口設置了重重障礙。由于日本的戰略性進口貿易保護政策實施已久，美國與其進行了數次談判但收效并不明顯，日本在這方面的經驗是我們應該認真研究和借鑒的。

日本主要的經濟模式是

日本主要的經濟模式是【發達的加工貿易經濟】

日本從國外進口大量的原料和燃料，然后依靠科學技術和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對原料進行加工，制成工業品大量出口，形成了以加工貿易為主的經濟。

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原因：

1.建立適應當代經濟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有利于運用現代化管理手段的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體制

；

2.日本產業結構從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轉向知識密集型產業；

3.政府把培養能自主開發新技術的高級人才和熟練運用新興技術的中級人才作為教育的重點；

4.日本政府利用國內外各種條件，確定了具有本國特色的發展道路；

5.長期堅持推行高積累、高投資和強化資本積累的政策，實現低成本高效益的運行機制，也是日本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之一。

日本戰后外交政策是如何發展變化的

戰后日本外交大體分4個階段：

①戰后初期的“追隨外交”。當時日本被美國占領，喪失外交權。當務之急是爭取美國幫助，重返國際社會。1951年9月，簽訂片面和約，恢復了主權國家地位。1951年和1954年同美國簽訂《日美安全條約》和《共同防御援助條約》，駐日美軍合法化，并組建日本防衛力量。1956年12月，加入聯合國，此前，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稅與貿易總協定。

②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實行“經濟外交”。此時，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但國內資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經濟外交”口號，即在美國庇護下以經濟力量為手段向外發展，達到發展經濟、培育國力的目的。經濟外交的重點是東南亞。日本通過戰爭賠償、貿易、投資等向東南亞實行經濟滲透。同時還不斷加強與美歐的經濟交流。

③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經濟實力增長，推行“多邊自主外交”。當時，面對中美關系正常化，石油和美元危機的沖擊，美國戰略收縮及調整亞洲政策，日本田中內閣改變了向美國“一邊倒”的政策，走“多邊自主外交”路線。具體內容是：以日美同盟為基軸；借助中國，抗衡蘇聯，1972年9月，中日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1978年8月簽訂了《中日友好和平條約》；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聯系，如制定了“新中東政策”，多方開展對中東、東南亞和非洲國家的經貿聯系與合作。

④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實力進一步增強，開始“政治大國外交”。1981年5月，鈴木首相訪美，關于“第三次遠航”的談話是個標志，緊接著1982年中曾根內閣公開舉起“要做政治大國”的旗幟。此后，歷屆政府都把“政治大國”當作對外政策的主要目標。為此，日本作了一系列的努力：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實行“科技立國”代替原來的“貿易立國”；增強日元的國際貨幣職能；擴充軍費，由“專守防衛”，轉向“攻勢防衛”；堅持“西方一員”的基本立場，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穩定、發展中日關系，繼續與蘇聯對抗，同時不放棄對話。

⑤冷戰結束后開始全力推進“積極進取”外交，加快向政治大國邁進，“政治大國外交”有新發展。主要表現在：提出以美日歐三極為主導形成世界新秩序；利用日美政治軍事同盟與國際維和行動這兩個框架實現軍事大國化，加強軍事力量，日本軍隊裝備是亞洲最先進的，而軍事開支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在法律上制定國際和平合作法，積極突破向海外派兵的禁區，并且還與美國簽訂《防衛合作指針》，把“日本有事”改為“日本周邊有事”，為日本今后介入地區爭端埋下伏筆；積極開展聯合國外交，為爭取躋身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做準備；調整和改善與中國、俄羅斯的關系，在發展中日關系的同時，防范中國的傾向在加強，日俄關系有所突破，雙方達成暫時擱置北方領土問題，加強經濟合作的協議，但進展緩慢。日本實現政治大國目標，既有許多有利因素，又有許多不利因素，根本問題在于它實行什么樣的政策，能否正確處理大國關系，能否正確對待世界人民維護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的愿望，能否正確對待曾經發動過侵略戰爭的歷史

戰后日本對外外交政策的特點

在戰后的日本外交中 經濟外交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五十到六十年代，經濟外交發揮了為經濟騰飛開拓海外市場的功能。七十年代 經濟外交成為“ 經濟安保” 的有力手段。八十年代，經濟外交在圍繞“ 綜合安保” 和爭當政治大國而展開的外交活動中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尤其是在冷戰后爭當政治大國的新階段中經濟外交仍在舊本的對外關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軍事外交手段之欠缺 即被用以追求政治、 安全上的目的 。以致于使整個戰后日本外交帶上了經濟外交的特征。 3這又可以稱之為“ 經濟外交的政治化” 而戰后日本經濟外交的演變趨勢 就在于這種政治化傾向的不斷發展經濟外交之所以在戰后日本外交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是由日本所處的歷史條件和日本自身外交決策所決定的。 這種特征的形成原因 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戰后的國內外環境，否定了日本在對外關系上運用軍事外交手段的可能性從國際環境看，戰后出現的“ 雅爾塔體制” 旨在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 后來 日本雖加入勺日金山體制” 并重建起“ 自衛隊” 這一武裝力量 但國際社會反對 日本重開軍事外交的狀況并未改變。 從國內條件看，戰后新憲法第 條規定 “ 日本國民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 、 武力威脅或以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 ” 為此 “ 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 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上述國內外條件 加上戰后高漲起來并已深入人心的和平主義思潮和輿論 對日本重蹈軍事外交覆轍起到了抑制作用。

二 ，由于戰敗國的地位，戰后的日本在政治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變得十分狹小，在戰后的國際社會中，日本是一個發動過侵略戰爭的戰敗國，并被打著盟軍旗號的美軍占領達6年之久 。 今天的聯合國正是由雪時戰勝日本等法西斯勢力的盟國所創立，其憲章第53條“ 強制行動” 中至今保留著有關“ 防止敵國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區性協定” 的內容，其107條“ 有關敵國的行動” 中則規定著’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為本憲章簽署國之敵國的行動”。這些針對日本等國而制定的內容被稱為“ 敵國條款”。以這種身份恢復外交權的日本，在重新躋身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圈子的過程中探受西方各國的抵制和“ 歧視’ 在與亞洲鄰國的交往中則難以被身受其害的各國所信任。

三，以日美關系為基軸的外交方針，使日本推行獨立自主外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大為降低。在戰后的冷戰格局下 美國力圖把日本筑成遏制蘇聯陣營的防波堤，而日本統治集團也主動倒向美國一邊。戰后兩度執政的吉田茂與美方積極配合 通過締結《舊金山和約》和《日美安全條約》確立了以對美協調為基軸的外交方針。 在此方針下日本在安全上仰仗美國的核保護傘在國際事務上追隨美國的全球戰略。其結果日本與西方各國的關系難以克服與日美關系的反差對社會主義各國二的關系則倍受美國“ 遏制” 政策的制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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