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對外貿易過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原因(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國外貿依存度偏高的原因分析如下：

對外貿易結構中加工貿易比重較大。2005年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為6905億美元，在進出口總額中的比重上升到48.6％，幾乎占到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由于對外加工只收取少量的工繳費，沒有過多的附加增值，國內采購、配套率亦較低，即中國從其他國家進口大量的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進行組裝之后再出口到國外。這一進一出加以匯總再除以當年的GDP，使得外貿依存度明顯地有虛增的成分。

國內產業結構以制造業為主，第三產業比重較低，是外貿依存度高的一個重要原因。一般說來，由于第三產業的可貿易性較低，GDP 構成中第三產業的比重越高，外貿依存度可能越低。目前，美國第三產業在GDP 構成中的比重已經超過75%，而我國僅為33% 左右。

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分母——GDP的增長率近年平均不過9%左右，但分子——外貿進出口的平均增長率卻達到30%以上。當GDP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上，對外貿易的增長速度越高，則其相對增長速度越快，外貿依存度則越高。

匯率的變動直接影響外貿依存度的水平。總體上看，人民幣低估是我國外貿依存度提高的又一重要原因。按照現行匯率計算，我國的外貿依存度確實偏高。但若據世界銀行按購買力平價估算，人民幣與美元購買力比價為4：1，按此計算，我國外貿依存度將減少一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我國外貿依存度高是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依賴過大這一經濟結構的必然反映。據商務部統計，2004年全國出口額最大的200 家企業中，外資企業77%；進出口額最大的500家企業中，外資企業占62%。從外貿依存度這一比率的分子來講，我國巨額外貿的一大部分實際上是在華外商投資企業所創造的，尤其是在出口方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額大于其他企業的出口額，從2001年到2004年，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占我國出口總額依次為50.1%、52.2%、54.8%和57.1%。從這一比率的分母來講，國內生產總值也包括了在華外商投資企業

貢獻的部分，但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主要特點是“大進大出，兩頭在外”，外貿傾向大大高于國內其他企業。由此可見，外商投資企業“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這一經營行為，也一定程度上拉高了外貿依存度。

外貿依存度增高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實際上，外貿依存度是一把“雙刃劍”，其提高和變化一方面為我國更加主動地參與國際經濟，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和影響力，另一方面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影響。總的來說， 隨著我國對外貿易不斷增長，持續增長的外貿依存度會給對外貿易和國內經濟發展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些影響主要有：

對外貿易摩擦加劇

由于我國出口規模不斷擴大，我國出口遭遇國外反傾銷和保障措施調查明顯增多。在“十五”期間，我國被反傾銷立案的數目分別為：2001年55起，2002年51起，2003 年47 起，2004 年57 起。2005 年，我國對外貿易摩擦更是進入“高發期”，已經多次受到美國、歐盟、印度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反傾銷調查。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除此之外，反補貼、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等問題也已經成為了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對付我國產

品的方式。由此可見，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已經使我國對外貿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國際經濟摩擦的時代。

影響國家經濟安全

能源、礦產資源、某些關鍵設備和零部件進口依存度高容易使本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國際經濟出現較大波動, 必然使國內經濟出現一些困難。目前我國石油對外依存度為35％左右，據專家估算，到2020年，我國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0％，我國石油供應的一大半將依賴國際供應。如何有效地降低中國重要戰略資源的對外依存度，是我們需要認真關注并予以解決的重要難題。另外，目前我國進口商品以工業制成品為主，其中資本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據主導地位，這反映出我國國內產業對國際高新技術和資本品的高度依賴，反映了我國國內產業科研開發的相對滯后。隨著重要戰略物資、關鍵產品

和技術的進口數量不斷增長，進口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將進一步加大。

影響國內產業發展

我國的高外貿依存度主要表現為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上的比較優勢。因此，紡織服裝、鞋類、玩具等產品一直是我國大宗出口商品，但是這些行業實際上已經出現了供大于求的局面，而且這種低附加值行業的不斷擴容不利于我國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換代，增加了實現提高外貿競爭優勢目標的難度。不斷提升的外貿依存度凸現了我國產業結構發展的不合理、第三產業發展仍然滯后的現實情況。

惡化貿易條件

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 進口的主要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一般來說, 前者的供求價格彈性比較高, 后者的供求價格彈性比較低。這種供求價格彈性的不對稱導致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進口方面, 我國對進口產品的需求依賴程度大于其他國家對我國的供給依賴。特別是近年來我國大量進口的能源和各種資源性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比較低, 也就是說, 無論國際市場的價格發生哪些變化, 我國的進口需求都將保持一定的增長, 且我國是一個大國, 一旦大量進口, 還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 這不僅會加劇我國對海外能源等產品的依賴, 而且還會惡化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中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原因及其影響？

導致國際收支雙順差主要原因

原因之一：我國經濟中儲蓄大于消費的結構性失衡

長期以來，我國國內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是低消費、高儲蓄。我國最終消費率占GDP的比重已從上世紀80年代超過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費率也從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達歷史最低水平。儲蓄率則從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間快速增長了9個百分點。消費不足帶來儲蓄過高，而高儲蓄帶來的是則高放貸和高投資。在國內消費不旺的狀況下，高投資形成的過剩產能只能通過對外出口來釋放，由此導致了不斷擴大的貿易順差。

原因之二：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導向政策

改革開放以來，為解決資金、外匯短缺與經濟發展的矛盾，我國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型經濟，尤其是1994年人民幣匯率的并軌改革更是有力地促進了出口。1998年以后，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出口乏力、內需不振的形勢，國家調整了出口退稅率，同時采取一系 列措施鼓勵擴大出口和利用外資；2001年底，我國加入世貿組織；2005年初，紡織品配額被取消。這些有利于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的實施和體制環境的形成，都使得我國出口商品競爭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口高速增長。

原因之三：國內長期實行的對外資的優惠政策

鼓勵外資進入的各種優惠政策使得國外資金可以通過合資和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帶來的外匯流入并不是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而是這些外商將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簡單地賣給中國人民銀行，然后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產生了“雙順差”的格局。

原因之四：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

通過分析十多年來的海關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第一，在雙邊貿易中，我國順差增加較大的市場主要是美國、歐盟和香港，而同一時期我國對亞洲地區卻由順差轉變為逆差；第二，在商品結構上，我國順差集中在工業制成品，尤其是輕紡和機電產品上，而同一時期初級產品進出口卻由順差變為逆差；第三，從經營主體看，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經由逆差變為順差；第四，從貿易方式看，加工貿易順差遠遠大于一般貿易順差。如果也對比一下同期我國一些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統計，就會發現，在我國對美、歐貿易順差迅速增加同時，亞洲幾個主要經濟體對美、歐的順差是逐漸縮小的。也就是說，原來設在亞洲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尤其是其末端加工工序，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這樣也就把他們對美、歐的貿易順差轉移了過來。所以，十多年來我國商品進出口的迅速增長和順差的擴大，與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調整、一部分加工出口產業以外商投資形式由其他亞洲經濟體向我國轉移有著直接的關系。這歸根到底是我國在世界產業結構中的分工角色造成的。

原因之五：全球過剩流動性的輸入

2001年以來，美聯儲開始實施了長達兩年多的低利率政策，與其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步，我國資本項目順差開始持續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國際壓力也日益高漲，這些事件均不是巧合。事實上，正是由于世界三大經濟體長期的低利率政策，創造了全球過剩的流動性，推動石油價格和全球資產價格上漲，也強行推動著過剩的流動性流入我國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我國開始被動地被制造流動性過剩。

三、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影響

第一，國際收支雙順差引起的外匯儲備激增，導致“對沖”過多流動性成為央行貨幣政策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

國際收支雙順差導致外匯儲備的過快增長，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外匯統一由央行購買。因此，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被動的吃進了很多外匯，從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從央行外匯占款存量與基礎貨幣存量變動的趨勢圖可能看出，二者變化趨勢非常一致（見圖4），我們經過簡單計算得出二者的相關系數高達0.98，這說明二者高度正相關。這也證明在近些年來，基于外匯占款的基礎貨幣投放已經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2005年，基于外匯占款投放的基礎貨幣大致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左右。

由于基礎貨幣投放會導致貨幣供應量的多倍擴張，因而央行為了有效控制貨幣供應量，緩解基礎貨幣大量投放形成的通貨膨脹壓力，要采取經常性的“對沖”操作措施，從商業銀行回籠資金以減少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即外匯占款增量大于基礎貨幣增量的部分需要中央銀行“對沖”掉。而近年來，由于外匯儲備迅速增加，外匯占款增量和基礎貨幣增量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見圖4），導致央行“對沖”操作的任務越來越重，難度也越來越大，成本也越來越高。在國際收支雙順差仍將維持甚至可能更加嚴重的情況下，對沖過多的流動性是我國貨幣政策在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的重要任務。

第二，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央行旨在弱化基礎貨幣大量投放的負面影響的“對沖”操作帶有很大的被動性，限制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和主動程度，也影響了央行的政策調控效果。

面對巨額的基礎貨幣投放，央行的“對沖”操作常常顯得力不從心，而且也不可能通過“對沖” 完全釋放基礎貨幣投放的壓力。同時，“對沖”規模激增會導致市場利率上升，在人民幣存在很強的升值預期下，外匯會大量流入，從而又抵消了“對沖”的政策效果。同樣道理，外匯儲備激增導致的人民幣很強的升值預期，也限制了利率調控手段的作用空間。所以，“對沖”只能說在一定程度有效，但不應該作為日常政策工具而無限期、無休止地使用。目前，央行用于“對沖”操作發行的票據余額高達3萬億元之巨。如按一年期央行票據利率2%左右的水平計算，央行每年為“對沖”操作要支付一筆不菲的成本。

第三，導致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不均衡，不利于實現經濟增長向內需主導型模式的轉變。

雖然出口導向是在內需不足情況下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一種戰略選擇，但其實早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各級政府就一直在價值觀上，在實際利益的爭取上，對出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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