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上海代表處(2018世界物聯網博覽會物聯網與智能制造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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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問下中日出版業規模有何不同，具體一點！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從誕生至今已經走完42年的歷程，其中，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該校持續與中國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交流。2005年，在由上海理工大學、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國印刷科學技術研究所主辦的“2005上海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國際論壇——數字化時代的印刷出版技術與教育”期間，作為這段歷史的肇始者、親歷者之一的吉田公彥，再次來到上海，情不自禁地回憶起了這10年間兩校交流的往事。

一

在1991年至2001年的10年間，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先后7次在東京和上海輪流舉辦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可以說這個“交流會”碩果累累，不僅交流了兩國的出版教育情況，而且也交流了兩國的出版狀況，以及研討了兩國出版交流歷史等。通過出版信息的交流和人與人之間感情的交流，對日中友好也作出了貢獻。

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開展交流的契機，出現在吉田公彥當年的上海之行。1990年，吉田公彥應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的邀請，以日本出版學會會員的身份，赴中國的北京和西安，出席了“日本出版情況報告會”。在歸途中，他以個人身份訪問上海，受到當時的上海市新聞出版局副局長趙斌先生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先生的盛情款待，借此機會，吉田公彥不僅訪問了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而且還代表日本編輯出版學校與該校達成了相互交流的共識。

1991年，第一屆交流會在東京舉辦。中國方面的與會者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共應榮、出版系主任孫國明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翻譯沈洵澧。在此屆交流會上，雙方學校簽訂了“結為姊妹校”的協議，并決定每年召開一次交流會，會議地點在東京和上海之間輪流交替。就這樣，到了1994年，已經舉辦了四屆交流會。從1991年至1994年要算是兩校交流的第一個周期。在杜飛龍出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校長以后，又分別于1997年、1999年和2001年舉辦了三屆交流會。至此，雙方總共舉辦了7次交流會，其中有4次在東京舉辦，有3次在上海舉辦。

交流會的名稱，前四屆都叫“日中/中日出版教育交流會”；從1997年的第五屆開始，改為“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

二

第一屆交流會雙方主要是介紹各自有關出版教育的情況，日方吉田公彥作了題為《日本出版教育的若干問題》的演講，中方共應榮作了題為《上海出版印刷專科學校的創立與中國出版高等教育》的演講。第二屆交流會沒有特別設定統一的主題。隨著交流的發展和雙方理解的不斷加深，接下來的幾屆交流會都是經雙方協商，事先設定交流的主題（參見下表）。從歷屆交流會上發表的論文情況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歷屆日中/中日出版教育（校際學術）交流會情況統計

主題 時間 地點 交流論文數

第一屆 雙方介紹各自情況 1991年6月8日～10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1篇

第二屆 無 1992年4月27日～28日 中國上海 中方4篇 日方5篇

第三屆 90年代出版教育的背景——日本與中國的出版社及圖書出版過程的現狀 1993年10月16日～18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3篇

第四屆 在市場經濟中的出版與出版教育 1994年10月31日～11月1日 中國上海 中方8篇 日方7篇

第五屆 （1）計算機化的發展與出版教育；（2）出版人的職能教育與出版教育；（3）日中出版交流史研究 1997年6月7日～9日 日本東京 日方7篇 中方8篇

第六屆 21世紀的出版與出版教育 1999年10月27日～30日 中國上海 中方4篇 日方4篇

第七屆 迎接新世紀的出版教育及其背景 2001年10月13日～15日 日本東京 日方1篇 中方6篇

首先，與日本不同的是，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中國國內出版教育狀況”的論文很多，這明顯反映了中國把出版教育納入高等教育體系，推進出版人才培養的國情。在中國，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方方面面都遭到很大破壞，出版印刷行業也不例外。撥亂反正以后，與其他行業一樣，人才培養對出版印刷行業來說也是首要而緊迫的課題。在這里，不妨以1990年來日的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原副所長陸本瑞先生的報告作為佐證：“1979年以來，因為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重點抓經濟建設，所以，出版教育被放在突出的戰略位置上”。“隨著整個出版事業的發展，出版教育也在逐漸展開。從1979年到1989年，出版社從129家增加到536家，出版社的從業人員從1萬人左右增加到近4萬人。其中，編輯者約占47.1%。根據人才需求的預測，1995年需要補充1000個編輯者”。在當時的1990年，“在大學教育中，全國已有20所大學設置了編輯、出版、發行、裝訂專業”（摘自1991年72號《日本出版學會會報》）。

其次，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中國國內出版教育的特征及其發展”（施勇勤）的論文很多。在過去幾十年，中國傳統的出版教育把編輯、出版、發行（銷售）嚴格分開，以培養這些環節的人才為目標，但是，隨著出版行業對市場經濟的引入和數字化的發展，中國的出版教育正在朝著培養具有多媒體應用能力的人才的方向轉移。上海出版印刷高等專科學校以及其他從事出版教育的學校（院、系、專業）之所以招生情況好，分配情況好，就在于工科、文科、藝術等多學科結合的特點，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順應知識經濟的要求，拓寬出版印刷人才培養的視野”（江才妹），正是典型的描述。

再次，在中方提交的論文中，有關“轉型期”的論文也很多。從8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到90年代上半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后，從“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圖書出版業”（唐祥慶、王國忠）和“中國圖書發行新結構的特征與傾向”（孫國明）中可以看到，當時正在從出版社自身只是進行出版物的生產，而出版物的印刷、銷售冊數則由國營的新華書店決定的體制，朝著出版社自己決定印刷冊數，銷售不僅通過新華書店，且也通過自有的銷售渠道——即從所謂的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移的劇烈變化時期。要說“市場經濟”，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有特別的感覺。然而，在長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導觀念的轉變和做體制轉變的準備。不僅如此，而且從社會主義的倫理觀念、價值判斷出發，出版物這樣的“意識形態商品”也不是簡單買賣的商品。對于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中國出版教育的對應自然也是靈敏的，甚至還是超前的，比如提出“從提高圖書的綜合品質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問題，可以認為就是抓住了“轉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與此相對，日方的論文主要還是盡可能詳細地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在全部7次交流會中，其中有兩次主要是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一次是第三屆，另一次是第七屆。

在第七屆以“日本的出版界——檢驗近10年的結構變化”為主題的交流會上，主要向中方介紹了在泡沫經濟破裂、數字化發展的影響下，日本出版產業發生的巨大變化。由日本編輯學校的老師和日本出版界相關人士共14人執筆撰寫報告（論文）。這些報告分別回顧了過去10年包括關聯產業在內的出版產業的動態以及今后的發展趨勢。

從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產生了“共同執筆”的“綜合報告”，要不是有與中國交流的機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些“綜合報告”的意義深遠。

兩國報告產生的背景雖然不同，但涉及的問題還是有共同之處。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數字化問題。數字化問題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問題，但在論述日中數字化與出版的問題時，在論述日中聯機實時出版的問題時，考慮到同樣在傳統書籍出版業務中具有悠久歷史的兩國的不同國情，考慮到處在衰退期的日本經濟和處在上升期的中國經濟的兩大格局，相似點和相異點卻又都是明顯的。

如果說10年七屆的交流會只有一個大主題，那就是“交流”。在七屆交流會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論文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質量很高。圍繞商務印書館的誕生與發展，展開對作為中國現代出版發祥地上海與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領域新，難度大，顯示了執筆者的學術勇氣和出眾才華。從另一方面來看，位于東京和上海的兩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續寫這種歷史。因此，不妨認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現實意義，更有象征意義。

三

隨著東京與上海不斷相互舉辦交流會，彼此的友誼也不斷加深。筆者以為，盡管盛開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實際上結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過去的句號是未來的逗號，筆者堅信，日中間的國際性出版教育學術交流活動，今后還會持續下去，到什么時候也不會終止。

日中兩國兩個學校的交流意義深遠，本文的記述只能算是開頭，還有待日中兩國的親歷者、見證者繼續豐富。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定格”的過去的歷史中走出來，為開辟未來設計。

2018世界物聯網博覽會物聯網與智能制造高峰論壇

9月16日，物聯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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