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清朝貢貿易的特點(明清時期海禁政策的特點)

3、清朝施行的海禁政策和海運中心的南移。有清一朝實施海禁最徹底的，但這也無法徹底阻止海上貿易的進行，所以清政府在實施海禁政策時特準可在廣州進行合法對外貿易，由此，“廣州十三行”遠近聞名。至此，中國的海上貿易中心徹底從東南沿海的江蘇福建一帶轉移到南部沿海的廣東省。

明清時期中英兩國海外貿易的不同特點和成因

明清海外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

“中國大部分最好的商品都由此處（引者注：這里指的是廣州）運往各地，因為它是中國最開放和自由的交易地點。且不說6個鄰國的土著和異邦人運走的各種貨物，僅葡萄牙運往印度、日本和馬尼拉的貨物，每年約有5300箱各類絲綢，每箱裝有100匹真絲，天鵝絨花緞和緞子、輕料如半花緞、彩色單層線段，還有250塊金子，及每塊重12盎司的2200塊金錠，此外的貨物還有瓷盤，鍍金器皿，糖，中國木，大黃，麝香，……即使長篇開列也不能盡舉其名” ——曾德昭《大中國志》

到了明中葉以后，市舶貿易的出口商品，其品種和數量比朝貢貿易的賞赍品就更加繁多了。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有236之多，包括手工業品、農副產品、礦產品、動物和肉制品、干鮮果品、中草藥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類，其中手工業品共127種，占總數一半以上（明代廣東海上絲綢之路的高度發展）。

明末，中國出口商品中，手工業品占總數一半以上，其中最大宗貨物是生絲，絲貨，棉布。當時從廣州出口商品的航線有三條，一，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印度、非洲和歐洲各國，二，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日本，三，從廣州經澳門出口到菲律賓馬尼拉而轉口運往拉丁美洲，從萬歷八年到十八年(1580—1590)的10年間，每年運往印度果阿的絲貨為3000擔，崇禎九年(1636)達到6000擔，崇禎年間(1628—1644)每年由廣州經澳門輸往長崎的生絲2460擔，從這三個數據可以看出明末絲貨的出口數量之巨大。

“1591年菲律賓總督發現，菲律賓群島上土著居民因為服用中國衣料，不再種棉織布，所以下令禁止土著居民服用中國的絲綢和其他中國衣著原料。1592年這個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中國商人收購菲律賓的棉花，轉眼就從中國運來棉布。棉布已成為中國貨在菲律賓銷路最大的商品。但土著居民如果采用自己種植的棉花自行紡織，可以向墨西哥輸出肆十萬比索的布匹。這只不過是一紙空文，以后土著居民還是大量服用中國衣料。“中國紡織品還經過馬尼拉銷售到西屬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紀末葉，中國棉布已經在墨西哥市場上排擠了西班牙貨。有的文獻說，因為中國棉布價廉物美，所以印第安人和黑人都用中國貨而不用歐洲貨。中國絲綢就更為暢銷了。嚴中平說，實際上，中國對西班牙殖民帝國的貿易關系，就是中國絲綢流向菲律賓和美洲，白銀流向中國的關系。至遲到1580年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于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于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后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后，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并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了望不盡的廢墟。

明清時期十大商幫在地理分布上有什么特點？

中國歷史上，把以血緣姻親和地緣鄉誼為紐帶連接而成的商業集團，稱為商幫。明清時期，中國大地上形成了晉、徽、陜、魯、洞庭、龍游、寧波、江右、閩、粵十大商幫。

晉商和徽商的興起緣于販鹽獲利，陜西商人也不例外。明代陜西行省包括甘肅地區，不僅地域遼闊，幾乎囊括了明代長城“九邊”的西段，而且關中八百里秦川又盛產糧食，陜西商人便有了“輸糧換引”的地理和資源優勢。再加上為安撫邊外少數民族，明政府開放“茶馬互市”的邊境貿易，使陜西商人又多了一個致富的門路。

山東是孔子的故鄉、儒家思想的發源地，魯商受儒家“重農抑商”文化影響很深。從漢代開始，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商人被排在末位，魯商既想賺錢，又不想失去政治地位，從而決定了他們必然走上“以末(商業)致富，以本(農業)守之”的封建商業道路。

洞庭商幫是指居住在蘇州太湖東、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他們利用太湖交通方便和周邊地區物產豐富的得天獨厚條件，以販運米糧和絲綢布匹為業。尤其是鴉片戰爭后，在作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鉆天之術，開辟了買辦業、銀行業、錢莊業等金融實體和絲綢、棉紗等實業。由此，洞庭商幫產生了一批民族資本家，走上了由商業資本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

龍游商幫，實際上是包括常山、江山、開化等衢屬各縣的衢州府商人集團。衢州地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號稱四省通衢，水陸交通便利，是毗鄰地區各種物資的集散地。龍游商幫雖地處偏僻，卻有著開放的心態，明清時期，許多商人將經營商業所賺得的資金用來購買土地或經營典當、借貸業，以求有穩定的收入，具有戰略眼光的龍游商人則適時地將手頭資金投入手工業生產和礦產開發等實業，使商業資本及時轉化為產業資本，在全國各地發展了自己的事業。所以當時民間有“鉆天洞庭商，遍地龍游幫”之說。

寧波地處東海之濱、是中國海外貿易的重要港口，由于擁有經營的地緣優勢，寧波百姓從商者甚眾，清代南方的錢莊就是由寧波商人為主體，與北方的山西票號相得益彰形成了中國傳統金融業南北兩大支柱。特別是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后，寧波商幫顯露出卓爾不群的見識，他們適時地把商業、金融業和工廠化生產的實業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寧波商幫以新興的近代商人群體的姿態躋身于全國著名商幫之列。

江右商幫，亦稱贛商，也就是江西商人。古人之所以將江西稱為江右，是因為站在長江北面，向南審視，江東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亦稱江右。江西境內人口稠密，人均占有土地資源不足，江西百姓不得不靠經商來維持生計。以至于當時民間就有“無江(西)不成市”、“三日不見贛糧船，市上就要鬧糧荒”等說法。

明清時期，朝廷實行官方朝貢貿易制度和不止一次的禁海政策，使民間海外貿易難以合法進行。因此，閩商的興起，往往與走私聯系在一起。福建海商最常見的經商方式是內外呼應，他們廣泛聯絡沿海居民，建立了許多據點，利用據點收購出海貨物，囤積國外走私商品，以利銷售。

粵商一般指廣州、佛山一帶的廣東商人，即廣州幫。廣東商人既從事海外貿易，發跡于東南亞等地；也從事國內貿易，發跡于中國東南地區。在近代最大的通商都會上海，廣東商人的實力僅次于寧波商人，最初買辦力量粵商獨居鰲頭，后來才稍遜于寧波商人。

隨著歲月的推移，時代的變遷，十大商幫中大多數商幫都因跟不上潮流失去了優勢，唯一長盛不衰的商幫是寧波幫。他們在封建社會走向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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