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的海外貿易情況(明朝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對于文化的發展有何意義？)

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于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于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于“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于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制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特于1590年專門派船赴菲購買中國銅、鐵制品，還有位西班牙人維拉曾建議在菲律賓購買廉價的中國銅鑄炮，然后運往墨西哥和秘魯；

生絲：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采購一批臺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后售價為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肉類、蔬菜、水果：當時的一個西班牙神甫馬丁德拉達驚嘆中國肉類、蔬菜、水果價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樣……[8]

西歐迫切需要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香料、藥材、茶葉、瓷器、絲綢等物都深受西歐人的歡迎。由于多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西歐能向外輸出售于東方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必須用現金即貴金屬白銀貨幣支付。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

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在與歐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較量中勢如破竹。中國與歐洲、美洲海上貿易航路的開辟，為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國際市場。輸入馬尼拉的中國貨物有生絲、絲織品、天鵝絨、綾絹、綢緞、棉布、麻織品、珠寶、工藝品、鋼鐵錫鉛制品、硝石、火藥、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紡織品為大宗商品。由于西屬美洲市場需求很大，中國絲織品和棉織品很快躍居馬尼拉大商帆輸往美洲貨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貿易的終結。直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絲綢等商品仍占墨西哥進口總值的63%。[10]

中國紡織品涌入菲律賓，當地土著“不復種棉織布……忘記了紡紗織布的傳統工藝技術”。在拉丁美洲，中國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當時歐美人筆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漸停止紡織”，“西班牙所有的絲織工場全部毀滅了”，“中國的麻織品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國產品短缺，盡管歐洲產品充斥市場，他們也絕不問津”，“中國絲織品以它低廉的售價、獨具特色的技藝和裝飾上的魅力，對歐洲市場構成一種挑戰” …… 諸如此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法國一些絲織品廠商為擴大銷路甚至不得不給自己的產品印上“中國制造”字樣。[11]由于西歐各國商品難以與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競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來躋身對華貿易的荷蘭人、英國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額白銀購買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西歐工業革命之后、鴉片貿易興起前夕。

二、明代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白銀持續內流

1545年和1548年，秘魯之波托西（Potosi，今屬玻利維亞）和墨西哥之薩卡特卡斯（Zacatecas）的銀礦被相繼發現、開采和大量向外輸出。16世紀末，西班牙占有世界貴金屬開采量的83%，[12]僅波托西一礦1581-1600年間平均年產量即達25.4萬公斤，占當時全世界白銀年產量的60%強。17世紀末波托西銀礦日漸枯竭，墨西哥銀礦又開始取而代之，其產量在18世紀增長約5倍，到1789年占世界產量的5/8以上。[13]

中歐海上貿易航線建立后，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據索薩的研究，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菲律賓的數額，在1590—1602年估計為2，010噸，1602—1636年約2，400噸，1636—1644年約210噸，總共達到4，620噸。[14]艾維泗指出從阿卡普爾科運到馬尼拉的白銀，每年125噸，在1597年，也就是萬歷二十五年，高達300噸。[15]

另外，還有部分輸入歐洲的美洲白銀通過貿易轉運澳門，然后流入中國內地。僅1631年一年內，由菲律賓輸入澳門的白銀就達1，400萬兩，大致相當于永樂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大明王朝30年鼎盛期內中國官銀礦總產量的2.1倍，是萬歷年間明朝國庫歲入的3.8倍。中西歷史文獻中有關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W. L.舒爾茨在《馬尼拉大商帆》中記載，西班牙人多次抱怨“中國商人把從新西班牙運來的白銀幾乎全部運走了”；一位西班牙海軍上將則驚嘆道：“中國國王能用來自秘魯的銀條修建一座宮殿。”[16]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數量之大，竟一度使歐洲貴金屬輸入量銳減。美國經濟史學家漢密爾頓（Earl J.Hamilton）曾經指出，與1591-1600年間相比，1641-1650年間美洲黃金輸入歐洲數量銳減92%，白銀減少61%，這一減少與中國-美洲貿易擴大有關。[17]由于美洲白銀通過菲律賓大量流入中國，17世紀上半葉某些西班牙人竟建議放棄菲律賓殖民地。

美洲白銀流入歐洲再流入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另一個渠道。在1500到1650年這一個半世紀里，從美洲運到歐洲的白銀約16，000噸。[18]根據沃德·巴雷特統計，1493—1600年世界銀產量是23，000噸，美洲產量就達17，000噸，占全部世界銀產量的74％。他認為美洲白銀大約70％輸入了歐洲，其中的40％又流到亞洲。[19]美洲通過歐洲轉手運到東方的白銀大約有8，000噸，除去流入印度和奧斯曼的，其中大部分流入了中國，估計約有5，000噸。[20]15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至少運送100萬杜卡特（Ducat）白銀到遠東，大部分流入中國。17世紀，英國和荷蘭也開始把西班牙白銀運往東方。1601-162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運出75萬英鎊的西班牙白銀（約合250萬杜卡特）到遠東，多數流入中國；崇禎十年（1637年），該公司船只首次到達中國，“沒有賣出一件英國貨，只是拋出了八萬枚西班牙銀元”。[21] 17世紀后期，該公司運出的金銀更是急劇增長，僅1700-1701年度就達70萬英鎊。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口金銀在1618-1700年間從50萬杜卡特增長到125萬杜卡特（約合4萬公斤）。[22]

大量白銀外流讓歐洲白銀輸出國西班牙、葡萄牙等政府惶恐不安，曾幾度設限。1593年1月1日、1595年7月和9月，西班牙國王三度頒發敕令，規定每年從墨西哥運抵菲律賓的白銀以50萬比索為上限，企圖遏止美洲白銀流入中國。恰在當時歐洲諸國普遍奉行重商主義政策，視金銀貨幣為財富的唯一形式，主張國家經濟政策唯一目的就是盡可能多積累金銀貨幣。然而，市場規律是不能夠挑戰的，除非宗主國制造業競爭力大幅度增強，否則，欲以一紙敕令在市場上遏止價廉物美中國商品的洪流，終究枉費心機。

而且，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不符合菲律賓殖民當局的利益。菲律賓殖民地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經濟支柱是轉口貿易，殖民當局財政對關稅收入尤其倚重。荷蘭官員在1618年估計，西班牙政府（指菲律賓殖民當局）每年僅從中國絲經菲律賓轉運美洲的貿易中就可征收約50萬比索商稅。1586-1645年間，除1586年至90年代以外，中國貨物進口稅在馬尼拉每年的全部進口稅中所占比重一直高于60%。其間，1611-1615年間為91.5%，1636-1640年間為88.6%，1641-1642年間為92.06%。[23]顯然，對于竭力追求財政收入最大化的菲律賓殖民當局，理性選擇就是千方百計維持、擴大作為骨干稅源的中國貨物進口稅。宗主國政府頒發敕令限制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無疑于斷了菲律賓殖民當局的財路，因此，這些敕令從來就難以獲得菲律賓殖民當局的配合。加之西班牙殖民帝國腐敗成風，各級官吏把到殖民地政府任職視為發財良機，歷任菲律賓殖民地總督本人都公然違反敕令，攜帶大量美洲白銀進入菲律賓，這些敕令最終都擺脫不了淪為一紙空文的必然命運。西班牙殖民宗主國政府后來多次將限額提高到200萬比索，實屬無奈之舉。

三、三方套匯與白銀流入

歐洲人在中國、日本、歐洲之間開展的三方套匯業務是白銀流入中國另一條重要渠道。16、17世紀間，主要由于貿易導致的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精明的歐洲商人將日本、美洲白銀輸入中國套換黃金，單程即可獲利一倍以上，如此套利，大發橫財。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就是到了18世紀，中國白銀價格仍然高出歐洲50%的利差，這導致了18世紀墨西哥白銀生產的繁榮，世界各地的白銀再次爭先恐后地大量地輸入中國。

早在1609年，一位擁有25年在亞洲經商歷史的葡萄牙商人佩德羅 德 芭薩就注意到：“通常1個金比索可以兌換5個或5個半銀比索，如果中國白銀發生短缺的話，從外地購買白銀，價格就上升到1∶6或6.5銀比索。我所見到的最貴的和在廣州城購買的黃金是7個銀比索兌換1個金比索，我從沒有看見比這個價格再高的了，而在西班牙，1個金比索通常值12個銀比索，因此，顯而易見從中國購買黃金意味著可以產生75%至80%的利潤。”[24]

關于國際間的套匯問題，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也寫到：“當歐亞初通貿易時，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與印度的金銀比價，比歐洲高得多，……在中國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場上，純銀與純金的比價通常為十對一，至多也不過十二對一，而在歐洲則為十四或十五對一。因此，對于航行印度的歐洲船舶，一般地說，銀是最有價值的輸運品。對于向馬尼拉航行的阿卡普爾科船舶來說，也是如此。新大陸的銀，實際就是依著這種種關系，而成為舊大陸兩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把世界各處相隔遙遠的地區聯絡起來的，大體上也以銀的買賣為媒介。”[25]這說明，貨幣也是是名副其實的商品，正是對貨幣的需求才使市場上供應商品和人們用貨幣購買商品成為可能。因此，這種套利兌換的普遍現象反映了當時已經出現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性金融市場。

據弗林（Dennis O.Flynn）和吉拉爾德斯（Arturo Giraldez）的研究，美洲殖民地時期1540年代至1640年代，是一個套利周期。[26]恰在此時，中國開始了經濟貨幣化的進程，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白銀需求。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間（約1470年代），白銀在民間日益得到普遍使用，之后因朝廷認可而朝野皆使用白銀。例如，1430年代，浙江、江西、湖廣等地的稅糧按一定比價折收白銀—“金花銀”，這大大加快了田賦貨幣化的進程。1460年代以后（成化年間），廣東南海已用白銀交租。16世紀初以后，官吏的薪俸十分之九用銀支付。到1520年代，白銀貨幣化基本完成。其后嘉靖、萬歷年間，廣東、福建率先實行“均徭”、“均平”和“一條鞭法”等賦役制度改革，其中白銀折納都是重要內容。由于15世紀中期中國明朝紙幣體系的崩潰導致了銀幣的替代和白銀稅收體系的建立，而當時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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