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官方并不認可朝貢貿易(解密：明代的海上力量緣何會稱雄東方海域)

黎洋”，也即今天的印度洋。而作為鄭和大航海時代一個整體的印度洋，久已被我們極大地忽視了。

作為鄭和第一次下西洋的終極目的地，是西洋的古里，即位于印度洋中部的印度古里。古里，即今印度南部西海岸喀拉拉邦的卡利卡特，又譯科澤科德。正如卡利卡特大學副校長古如浦在《卡利卡特的札莫林》一書《前言》所說：“[該地]是中世紀印度杰出的港口城市之一，是一個香料和紡織品的國際貿易中心。”此后六次下西洋，古里是每次必到之地，并在第四次以后由古里延伸到波斯灣、 *** 半島，紅海乃至東非。這些地區與海域都是在印度洋周邊。更重要的是，“古里通西域，山青景色奇”，到達古里，意味著全面貫通了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從海上給古代絲綢之路劃了一個圓。陸海絲綢之路至此從海上全面貫通，交匯之地就在印度洋。

蒙元帝國在政治上結束了，然而在貿易上的影響留了下來。明初一反元朝四處征伐政策，而是遣使四處交往，遂使國際交往在印度洋區域繁盛地開展起來。雖然印度洋區域各國間的經濟貿易聯系自古以來就存在，但是此時再也不是 *** 人執牛耳了。通過中國人大規模下西洋直接前往印度洋貿易，改變了 *** 人掌控印度洋海上貿易的狀況。在長達28年時間里，鄭和海上外交使團，也是中國派往印度洋的龐大貿易使團，滿載中國絲綢、瓷器、鐵器、麝香及其他特產的船隊，遠航至印度洋周邊30多個國家和地區，無疑促使古代絲綢之路達于鼎盛，也奠定了當時中國的海上強國地位。

今天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第三大洋，面積749l萬平方公里，約占世界海洋總面積的1/5，擁有紅海、 *** 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曼灣、孟加拉灣、安達曼海等重要邊緣海和海灣。在古代，印度洋貿易緊緊地將亞、非、歐連接在一起。鄭和七下印度洋，聯通了亞、非、歐，包括今天的東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南亞、東非乃至綿延歐洲等廣袤地方，連成了一個文明互動的共同體，也是利益與責任的共同體。中國參與了一個“全球”貿易雛形的構建，為海上形成一個整體的世界做出了重要鋪墊，也可以說拉開了全球史的序幕。

15世紀后半葉，白銀貨幣化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地擴展

15世紀后半葉，即明代成、弘年間，中國社會內部涌動變革的潛流，白銀貨幣化開始全面鋪開的同時，也是鄭和下西洋時代海外物品在皇家府庫枯竭之時，從那時開始，私人海上貿易蓬勃興起。進入16世紀，西方人擴張東來，采取亦商亦盜的貿易形式，展開對海上資源的激烈爭奪，從此海上國際貿易競爭進入了白熾化。此時中國社會內部發生重大變化，白銀貨幣化從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奠定了白銀在流通領域的主幣地位，產生了巨大的社會需求，而國內礦產資源明顯不足，因此海外貿易商品交換而得的外來資源成為白銀的主要來源。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的主要源頭，一是日本，一是美洲。從時間和動因上的研究證明，中國社會的白銀需求曾直接或間接影響了日本和美洲銀礦的大開發。更重要的是，中國以社會自身發展的巨大白銀需求為拉力，以享譽世界的絲綢、瓷器等商品為依托，市場經濟萌發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促使海上絲綢之路極大地擴展，與一個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體系連接起來。

確切地說，晚明中國面臨重大變遷的同時，世界也正處于融為一體的全球化開端進程之中。明代中國在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地方賦役改革之后，迎來了國家層面的張居正改革，標志著明朝面臨古代中國兩千年之大變局。國家財政體系從實物和力役為主向白銀貨幣為主的轉變，則意味著中國從古代賦役國家向近代賦稅國家的轉型。白銀貨幣化的研究，印證了中國走向世界具有內部強勁的驅動力，晚明中國加入世界體系，是主動而不是被動的，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印證了中國從古代國家與社會向近代國家與社會的轉型是內生型的，而非外鑠型;也印證了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直接影響了白銀作為國際通用結算方式用于世界貿易，積極參與了世界經濟體系的初步建構。明代中國與世界的近代化或者說現代化進程的趨向性發展是一致的，中國在與全球的互動中前行，為全球化開端作出了重要的歷史性貢獻。

晚明中國在海上再度輝煌，17世紀是中國海上力量發展的黃金時期

長期以來有一種傳統看法是，鄭和下西洋以后，明朝實行海禁，中國人由此在海上退縮，從而喪失了海洋發展的機遇，到西方航海東來時，中國已落后于西方了。這樣的思維定式，來自于西方近代霸權話語，卻極大地忽略了一個歷史基本事實：晚明中國在海上有一個再度輝煌――17世紀中國海上力量曾稱雄東方海上。

明朝私人海上貿易的蓬勃發展，引發了日本銀礦大開發，同時也導致了嘉靖年間海上國際貿易爭奪戰以倭寇為形式的爆發。嘉靖末年基本平息倭亂后，明朝海外政策發生重大轉變，標志著制度的變遷。朝貢貿易模式衰退，開啟了兩種新的海外貿易模式：一是在福建漳州月港開海，允許中國商民出洋貿易;一是在廣東澳門開埠，允許外商入華經營海上貿易。雖然經歷了諸多曲折，但是，前者標志中國海商出洋貿易的合法化，從而孕育了海商集團迅速崛起;后者標志澳門作為廣州外港成為中外貿易的窗口，引進外商經營，葡萄牙人入居及其合法化，開辟了多條海上國際貿易航線。貿易模式的轉變使得一種新的東西洋貿易網絡正式開創運行。

從整體高度來看待晚明中國海上力量，晚明海上場域突顯了與此前國家航海為主的不同。隨著私人海上貿易的加速發展，海上貿易的主體――民間海商集團迅速成長壯大起來，以福建鄭氏海商集團為典型代表。接受招撫，意味著鄭芝龍完成了從海寇到明朝官員的身份轉換，作為海商集團代表躋身于明朝政治，成為統治層中海商的政治首領和代言人。這是晚明政治變遷的典型范例。海商在政治領域營造了自己的地位，標志著明朝官方對于海商的認可和海商對于國家的認同。面對海上的無序，重建秩序成為官商共同的利益所在。崇禎初年重建海上秩序，包括兩個重要方面：內平海盜與外逐“紅夷”（即荷蘭人）。 全球化開端，海上是國際競爭的前沿陣地，中國與西方的博弈首先是海上力量的競爭。作為世界最重要也最具競爭性的海上場域之一，明末中國海上力量重新整合，官、商、民通力合作，平息了東南海上亂象，實現了海上秩序的重建。在世界融為一體的全球化開端的時候，中國海上力量與西方擴張勢力在海上正面交鋒，迎擊并挫敗了當時最強的海上勢力――西方號稱“海上馬車夫”的荷蘭，中國在博弈中勝出，鄭成功掌握控海權，收復了臺灣。意大利歷史教授白蒂對其的評價是：“獨霸遠東海上。”這一歷史事實充分說明當時的西方并沒有擁有海上霸權，17世紀是中國海上力量發展的黃金時期。

晚明中國走向全球，進入與世界同步的近代趨向性發展歷程。中國海商經歷了身份轉換，中國海上力量則經歷了重新整合，整合后的中國海上力量在與西方海上勢力的博弈中勝出。這里還有一個有力的例證，就是發生于崇禎十年（1637年）的英國船艦闖入虎門事件，這是中英的第一次直接碰撞事件。經筆者根據參與事件的中、英、葡三方面檔案和當事人日記的考證，證實了當時英國從海上以武力打入中國的企圖，以失敗告終;英國人當時心服口服地答應離開，永不再來。說明直至17世紀中葉，在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對于明朝中國顯然處于一種弱勢地位;同時證明了明朝對于海上控制的能力，也印證了在當時中西海上實力對比中，明代中國仍具有明顯優勢。我們不應忘記，西方從海上打破中國的大門，是發生在兩個世紀之后的19世紀。

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思考論文

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思考論文

晚明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時間段，其重要意義就在于，它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是中國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開端和經濟全球化的開端。

一

對于明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最初筆者是從海外政策角度開始探索的。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一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層的，在政策演變的背后，影響政治的更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變化本身，而是整個社會的變動，或者說是時代的演變。如果僅在政治史的范疇里，停留在政策層面，就難以理清社會發生的巨大變動。因此，社會變動的原因需要深入到極為復雜多變的社會內部去探求。

在中國歷史上，白銀從貴重商品最終走向了完全的貨幣形態，是在明朝時期。單就研究明代白銀本身，已經構成了貨幣史的重大意義。然而，其意義卻又絕不僅此而已。西方學者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中譯本出版后，白銀問題引起了廣泛關注，一時書評如潮。但是，這部書的出版并沒有彌補以往白銀研究的不足之處，相反倒是使研究的實證問題顯得尤為突出。

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晚明社會出現的令人矚目的變化，主要是從資本主義萌芽和商品經濟發展角度加以論證和解釋。對于以往形成的“規范”認識，近年不少學者進行了深層反思和質疑，這說明研究正在走向深化，研究范式的轉換勢在必行。但是，迄今學術界沒有對貨幣經濟在晚明迅速發展的現實給予足夠的注意，很少留意白銀在明代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以及白銀貨幣化過程的重大影響。事實上，貨幣經濟發展與商品經濟發展緊密相聯系，卻又有著相對獨立性。貨幣變動不一定是商品經濟變化的直接和必然的結果，這一點已為貨幣學家所證實。筆者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考察，正是出于這樣一種考慮，并試圖以此作為一個全新視角對晚明社會變遷進行探索。

二

白銀在明代經歷了不同尋常的貨幣化過程。明初，白銀不是合法貨幣，明朝禁用金銀交易。翻開《大明會典》，明朝典章制度中有“鈔法”、“錢法”，卻沒有“銀法”。但是，明后期白銀普遍通行于全社會，白銀占據了貨幣流通領域的主導地位。迄今為止，對白銀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中外學術界均以《明史》中正統初年明英宗“弛用銀之禁”、“朝野率皆用銀”為根據，認為是朝廷法令推行的結果。然而，《明史》的高度概括是有問題的。經過對明初至成化年間徽州地區土地買賣交易契約427件中使用通貨情況進行分析，明代白銀不尋常的貨幣化過程就彰顯了出來。

明代白銀貨幣化是自民間開始，經歷了自下而上的發展歷程，到成化、弘治（15世紀末16世紀初）以后，才為官方所認可，自上而下地展開。最重要的展開方式是賦役折銀。明朝成、弘年間以后，白銀從官方非法貨幣到事實上的合法貨幣過渡，白銀貨幣化在整個社會全面鋪開。隨著白銀貨幣化步伐的加快，白銀滲透到社會的每個角落，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沒有貨幣的流通，就不可能有活躍的市場，貴金屬貨幣流通、循環，注入人們全部社會經濟生活，使得市場前所未有地活躍起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商品經濟的繁榮、商幫的形成、市鎮的興起，都是從這里開始，或者說可以在這里得到根據。由此，帶來一系列制度變遷的同時，也引發了社會整體的變遷。到嘉靖年間（16世紀40年代），這一貨幣化過程已經基本完成。隆慶元年 1567 ，明穆宗頒令：凡買賣貨物，值銀一錢以上者，銀錢兼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這條法令，是明朝在白銀貨幣化客觀現實下，明確“銀錢兼使”的法令。其重要性就在于，這是明朝首次以法權形式肯定了白銀為合法貨幣，而且是用法權形式把白銀作為主幣的貨幣形態固定了下來。因此，也可視作明朝建立銀本位貨幣體系的證明。

三

由于白銀滲透到整個社會，促使社會各階層上上下下產生了對白銀的需求。這一巨大的日益增長的白銀需求，使當時國內白銀儲存量以及銀礦開采量嚴重不足的矛盾凸顯了出來，求遠大于供，白銀價值增大，向海外的尋求成為必然。舊的對外貿易模式朝貢貿易不能滿足需要，私人海外貿易蓬勃興起，明朝海外政策發生轉變。市場極大地發展，在基本覆蓋了全國以后，迅速向海外擴展。

中國海外貿易的開展，直接刺激了日本銀礦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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