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清海外貿易政策的特點(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展的狀況及其特點)(1)

和紅海沿岸地區。明朝后期至清朝前期，由于我國封建制度日趨沒落和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統治者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嚴格限制對外貿易，只開廣州一處作為對外通商口岸。

問題二：表明明朝 *** 采取怎樣的對外政策 鄭和下西洋說明明朝前期實行的對外政策有何特點？

1,對外實行睦鄰友好政策

,爭取與海外國家和平共處,以造就一個比較安定的國際環境,保證國內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2 與海外國家建立友好關系,

歡迎他們入明進貢,對進貢使者放寬限制,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等.

因此產生了一些積極效應,不僅使國內經濟建設得以迅速恢復與發展,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倭寇的侵掠~

問題三：明朝時采取了什么對外政策 /1、明朝(公元1368-1644年)的對外交往活動頻繁，在貿易制度的制定上，為滿足經濟交流的實際需要，真誠歡迎各國前來貿易。對于外來船只帶來的貨物，除了官府進行 *** 采購之外，也允許民間通過固定的集市進行交易。另一方面，明朝也主動派遣使團到鄰近各國訪問。東到日本、高麗，西到波斯灣、紅海一帶，北到蒙古大漠，南到南洋諸島，中國的豐饒富足、強盛的國力對這些地區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2、明朝立國之后，以恢復華夏正統為己任，一改元朝威服天下的政策，奉行“以德睦鄰和諧周邊”的外交政策，修復與周邊國家的關系。

3、明朝中國民間和官方已經同時展開對西方科技思想書籍的大規模翻譯。

問題四：明朝以前中國實行什么的對外政策？ 積極的對外開放交流政策，外國商旅貿易不絕，開通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就是最好的見證

問題五：漢朝、唐朝、明朝時實行什么對外開放政策？各舉一例說明 漢朝、唐朝、明朝時實行開放的對外交往政策，反映出當時中國的強大，開放的對外交往促進了國家的繁榮。漢朝開啟了絲綢之路，首次開通陸路交流，為漢武帝打匈奴，擴大中國版圖奠定定基礎，并為佛教的傳入做準備；

唐朝是最繁榮的時期，設西域都戶，和西方國家交流，海路也開通與日本等東亞諸國交流頻繁，形成儒家文化圈；

明朝鄭和下西洋，引進外來物種，如長頸鹿、香料，同時輸出茶葉、陶瓷等。

問題六：明清時期在對外政策上有什么不同 明清時期對外交往政策最大的區別在于，對對外交往的態度上。明朝不反對對外交往，甚至鼓勵對外交往，在明朝初期，鄭和七下西洋就可以證明。清朝時候實行的是閉關鎖國政策，限制對外交往，全國范圍內只有廣州十三行可以比較自由的進行對外貿易，其他地方都不行。清后期被迫對外開放。希望答案你能滿意。

問題七：明朝初期邊疆形勢怎么樣?對外政策有哪些? 40分 明朝初期（洪武、建文、永樂三代）由于明朝有眾多猛將（如常遇春、徐達、藍玉、付友德等）因此奉行的是積極主戰的政策，全國邊疆形勢雖然不是相安無事，但基本都能被明朝控制住。

東北：那會女真還在內斗，基本沒威脅；朝鮮原本是元朝的附屬國，元朝北遷后準備出兵打明朝，結果被自己的將領李成桂造反奪權并附庸了明朝。蒙古族軍事武裝朵顏三衛在明朝初期還是作為明朝雇傭兵的身份比較老實。

東南：小鬼子雖然偶爾有浪人來東南搶劫，但基本還是無組織。因為其國內還沒進入戰國時代，相對太平。

西南：云南地區元朝的梁王在洪武初年發動叛亂被付友德鎮壓后也基本保持太平。

西北：同樣的北元勢力在洪武中期的北伐中被付友德七戰七勝給搞定了。

正北：作為全國性政權的元朝在徐達、常遇春的第一次北伐中被趕出了中原，成為北元，但洪武時期雖然又有北伐但一直沒能鏟平。到了永樂時期北元才被藍玉給沒收了玉璽算是關門了。

順便再延伸一下吧：北元滅亡后蒙古族又分裂成瓦剌、韃靼、兀良哈三個部分。兀良哈就是以前的朵顏三衛，永樂打建文的時候做過雇傭兵，后來不老實了，但相對比較聽話。韃靼在阿魯臺掌權后經常騷擾明朝邊境，后被打敗稱臣勢力下降。瓦剌在永樂時期也被打敗稱臣，但二十余年后也先成為瓦剌太師后帶兵騷擾明朝邊境，并在土木堡一舉打敗明英宗朱祁鎮帶領的二十萬軍隊。

之后明朝陸陸續續與蒙古各族開展邊境貿易，處于打打談談的狀態。但是唯一一點沒變的就是無論形勢如何差，無論明朝初期對北元、中期對瓦剌、對日本還是后期對后金、對李自成，明朝都沒有割地賠款！

問題八：明朝和清朝各采取了什么樣的對外政策 明朝前期實行的是對外開放政策，后期是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清朝始終實行閉關自守的對外政策。

概括18世紀中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及其歷史背景

中國在貿易全球化中的主導地位——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

16世紀中葉至19世紀初葉，以商品流通為基礎的貿易全球化是今天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第一階段。當其時，中國豐富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對推動貿易全球化起了舉足輕重的主導作用。

一、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15、16世紀是世界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時期。1405—1433年中國鄭和七下西洋；1492年意大利人哥倫布(C．Colonbo)發現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達．伽馬(Vas買粉絲．Da．Gama)繞過好望角開辟歐洲到印度的東方航線；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麥哲倫(F．D．Magalh*aes)作環球航行等航海的偉大壯舉，從地理范圍上使分散隔離的世界逐漸變成了聯系為一體的世界，人類歷史也愈來愈大的程度上成為全世界的歷史，為商品貿易全球化提供了人文地理的條件。

但是，作為貿易全球化所賴以運轉的基礎即商品流通來說，則是有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據史料記載，從世界經濟發展史的經濟規模上看，15世紀中葉(明中葉)至1796年(嘉慶元年)以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川。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2]。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3]，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所以，“在近代以前時期的所有文明中，沒有那一個國家的文明比中國更發達，更先進”[4],“中國乃是一個偉大、富饒、豪華、莊嚴的國家”[5]。就是說，直到1820年左右，中國在世界經濟史上是占著首要地位的，是世界經濟的中心。當時中國的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正如當時一個西方作家報道說：

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6]。

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說：

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出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7]。

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

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8](p109)。

確實如此。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又以生絲、絲織品為大宗，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而在這個時期，歐美各個國家由于“價格革命”的沖擊，加多戰亂、災荒、瘟疫流行，經濟曰益蕭條，各類商品極為匱乏。所以，這些國家根本沒有什么民生產品可以打進中國市場。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當中國對外貿易經常是出超的時候，白銀是不斷地從印度、不列顛和美國輸入中國。據統計，自1553年至1830年，西方國家到廣東貿易而流人中國的白銀達5億兩以上[10]。1585—1640年日本因到中國貿易而輸人中國的白銀達到1489.9萬兩[11]。可見，直到鴉片戰爭前夕，中國在當時商品貿易全球化中，是遙遙領先于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12]。全世界其它國家都來中國購買價廉物美的商品，使中國成為貿易全球化的大市場。

二、廣州是貿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場

15—19世紀初中，中國明清政府基本上實行“時開時禁，以禁為主”的海外貿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貿易。但是，卻對廣東實行特殊政策。嘉靖元年(1522)，“遂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廣東市舶司”[13]。乾隆二十二年(1757)，規定外國番商“將來只許在廣東收泊交易”[14]。因此，自嘉靖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522—1840)，廣東一直是中國合法對外貿易的省區，省會廣州則成為全國合法進出口貿易的第一大港，而且是“印度支那到漳州沿海最大的商業中心。全國水陸兩路的大量貨物都卸在廣州”[5](P116，序言）。因此，全世界各國商人到中國貿易，都萃集到廣州。1798年(嘉慶三年)，瑞典人龍思泰(Anders Liungstedt)，就記述外國商人來廣州做生意的實況：

廣州的位置和中國的政策，加上其他各種原因，使這座城市成為數額很大的國內外貿易舞臺。……中華帝國與西方各國之間的全部貿易，都以此地為中心。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都可以找到；……東京、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馬六甲或馬來半島、東方群島、印度各港口、歐洲各國、南北美洲各國和太平洋諸島等地的商品，都被運到這 里[15](P301)。

據不完全統計，從康熙二十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685—1757)的72年間，到廣州貿易的歐、美各國商船有312艘[16]；乾隆二十三年至道光十八年(1758—1838)有5107艘①，平均每年為63.8艘。

與此同時，中國各地和廣東省內各地的商人也集中到廣州進行進出口貿易，名曰“走廣”[17]。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臺灣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中也記述：

中國人把貨物從全國各地運到他們認為最有現款購買他們貨物的市鎮和海港……后來他們運往廣州市集上的貨品的數量如此之大，以致葡萄牙人沒有足夠的資金購買，……參加這些市集的商人們看到他們的貨賣出去，就用他們自己的船，責任自負地把貨運往馬尼拉、暹羅、望加錫等地去。[8](p115,109)

龍思泰于1798年(在嘉慶朝)來到廣州，也看到中國內地商人云集廣州經商的情形：

中國各地的產品，在這里(廣州)都可以找到；來自全國各省的商人和代理人，在這里做著興旺的、有利可圖的生意。[15]

明清政府為了發展集中于廣州的對外貿易，除了設置廣東市舶司和粵海關進行管理外，還“官設牙行，與民貿易”[18]，以至后來發展成為專門從事對外貿易的商業團體“三十六行”和“十三行”，同外國商人直接貿易。在當時外國商人不熟悉中國情況、不懂漢語以及不了解中國政府管理外貿的制度的情況下，此種商業團體的設置，成為外商與中國商人進行貿易的中介者，使外貿做得更活更好。所以，當時外國商人普遍感到在廣州做生意比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正如英國議會于1830年(道光十年)對廣州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后得出結論：

外國商人對于這整個廣州制度(它在實踐中經過種種修正)是怎樣看待呢?1830年英國下議院關于對華貿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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