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代海外貿易政策的具體措施(清朝海禁政策)(1)

，開拓疆域，派鄭和下西洋，編修《永樂大典》，疏浚大運河，締造永樂盛世。1424年駕崩，廟號太宗(謚號體天弘道高明廣運圣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后明世宗改上廟號為成祖(改謚為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為政舉措

文化

編修大典

永樂元年(1403年)，朱棣為標榜文治，命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人，廣采天下書籍，分類編輯成書，不厭浩繁。第二年冬便編成了一部大型類書，朱棣命名為《文獻大成》。但朱棣仍嫌此書簡略，又命姚廣孝等人重修，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各書無不包羅。永樂五年(1407年)，書成，朱棣賜名《永樂大典》。這是一部規模空前的大型類書。全書22937卷，其中僅目錄就有16卷，共11095冊，總計約三億七千萬字。自先秦至明初，所引書七八千種之多，保存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極為珍貴。收錄入《永樂大典》的圖書均未刪未改，是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書，比十八世紀中葉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和《法國百科全書》要早300多年。

除《永樂大典》外，朱棣還組織了一系列大型編書活動，命侍臣輯錄自古以來的“格言善行”有益于太子者，編纂成《文華寶鑒》頒授給皇太子朱高熾。永樂七年(1409年)，編成《圣學心法》，內容涵蓋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為主，重點闡朱棣的治國理念。 [189] 永樂八年(1410年)，敕令雕印佛經《永樂北藏》，是現存完整大藏經中最為精美的一部。

永樂十三年(1415年)，理學書籍《五經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編成。命黃淮、解縉等主持編纂《歷代名臣奏議》，于永樂十四年(1416年)完成，全書350卷，搜羅歷代典制沿革、政治得失，此書至今仍是歷史工作者的參考書。永樂十六年(1418年)，明成祖下詔編纂《天下郡縣志》，命夏原吉、楊榮和金幼孜領其事，以紀天下形勢、各地沿革、物產等。永樂十七年(1419年)三月，編成以勸善教化為目的的《為善陰騭》。永樂十七年(1419年)至永樂二十年(1422年)，編纂了頒行于明英宗正統年間的《正統道藏》。

尊崇儒家

明成祖利用科舉制及編修書籍等籠絡地主知識分子，宣揚儒家思想以改變明初嗜佛之風，選擇官吏力求因才而用，為當時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和組織基礎。

限制佛家

朱棣在位期間，一方面嚴厲整頓和限制佛教，完成了對明代整頓和限制佛教政策的補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又大力對之加以提倡和保護。朱棣對佛教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對他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維護國家統一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佛教整頓和限制政策也為后朝所沿用，影響深遠。

崇信道教

明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明成祖朱棣在靖難之役后，成功地登基為帝，他認為是真武大帝保佑了他。于是開始史無前例地大修武當，費時十二年之久，在武當山建成了9宮8觀，72巖廟等33處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積達160萬平方米，還修成39座橋梁，12座亭臺，形成了明代詩人洪翼圣所說的“五里一庵十里宮，丹墻翠瓦望玲瓏，樓臺隱映金銀光，林岫回環畫境中”的宏偉景象。此外，還鋪砌了全山的石道，使整個武當山成為一座真武道場。據說當年武當山最鼎盛時，道士曾達到2萬之眾。道觀殿閣與山色風光渾然一體，使武當山成為一片幽深神奇的道教世界。在中國眾多的名山之中，如此大規模地規劃和建造雄偉的建筑群，除武當外絕無僅有，在世界上也極為罕見。

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當山宮觀，扶植武當道教，這是明史和中國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

外交

外交政策

明朝的外交政策是以“宗主”自居的朝貢外交。當時的明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上，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因此吸引了眾多海外國家，出現了各國爭相來朝的盛況。當時與明朝發生外交關系的國家多至近百個。前來朝貢者可分為三類：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認、封賜與支持的國家或地區貢使;一是仰慕中國文化，想親眼目睹中國風采的各國君主貴族;一是以貢使身份來華貿易的商人。

永樂三年(1405年)，由于貢使日多，朱棣下令重置洪武中廢罷的市舶司。為了與各國來人交流，同時還設置了四夷館，專掌翻譯各國及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四夷館下設有朝鮮、日本、安南、暹羅、韃靼、滿加刺、畏兀兀、琉球8個館。要求館內工作人員熟悉外語，以利于接待時的相互交談， [95] 同時設會同館接待外國使臣。

鄭和下西洋

明朝初期以婆羅(Borneo)文萊為界，以東稱為東洋，以西稱為西洋，故過去所稱南海、西南海之處，明朝稱為東洋、西洋，且暹羅灣之海，稱為漲海。

自明代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鄭和受朝廷派遣，率領規模巨大的船隊七次出海遠航，同南洋、印度洋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友好和平交流(詳見“鄭和下西洋”詞條)。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和伊斯蘭教圣地麥加。在七下西洋過程中，鄭和船隊一行亦秉承永樂皇帝嚴守道德、正義原則，恪遵明成祖“民胞物與,泛愛萬物”的具體任務。

元首外交

永樂時期，共有4個國家的國王先后7次來訪，共有來華使節318次，其中，浡泥國王、蘇祿國王和古麻剌朗國王在死后均葬于中國境內，其陵墓至今猶存，成為中外友好的歷史見證。這種情況是歷朝歷代都不曾見過的。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永樂年間的海外交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開創了古代中外元首外交的先例。

永樂五年(1407年)，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期間到了浡泥，永樂六年(1408年)八月，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親自來朝，十月一日，浡泥國王因病死于會同館，明成祖特命工部為浡泥王準備棺槨、明器，將浡泥王安葬于南京安德門外的石子崗，立碑勒銘，并于墓旁建祠，謚號“恭順”。

永樂十五年(1417年)，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與該國西王麻哈剌吒葛剌麻丁、故峒王妻叭都葛巴剌卜，一起帶領超過三百四十人之使團來到中國朝貢，在回國途中，東王病卒于德州，以王禮葬于德州城北，明成祖賜謚號為“恭定”，蘇祿東王墓和所立石碑至今尚存，已被列為國家重點保護文物。

永樂十八年(1420)十月，古麻剌朗國王干剌義亦敦奔率妻子、陪臣來朝，永樂十九年(1421)正月辭歸，四月到達福建，干剌義亦敦奔病死在當地，明成祖聞訃后，遣禮部主事楊善前往諭祭，謚號“康靖”，賜墳墓，以王禮安葬于福州，命其子繼承王位，率眾回國。

朝鮮

建文四年(1402年)9月，朱棣派俞士吉去通知朝鮮王李芳遠他登基之事。11月，國王派使者請求新的印璽和敕封;永樂元年(1403年)他又派一個使團，要求取得醫治其父疾病的藥材，它們標志著定期互派使節的開始。朝鮮人進貢土產品，如人參、漆器、豹和海豹皮;但在宣德四年(1429年)之前，最重的負擔是年貢150兩黃金和700兩白銀。作為回報，皇帝賜給朝鮮王及其使者豐厚的禮物——絲綢、精美的衣服、藥材、書籍和樂器;他還授予朝鮮王及其世子以榮譽的稱號。

日本

從洪武十六年(1383年)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強，倭寇騷擾較洪武前期有所收斂。明成祖認為，消極防御只能減少倭患，卻不能杜絕倭患，應當恢復中日邦交關系，開展兩國貿易，通過貿易使日本獲取厚利，日本政府為了維護貿易利益，必然要主動抑制倭寇。永樂元年(1403年)八月，明廷命左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等出使日本。 九月，禮部尚書李至剛奏說：“日本國遣使入貢，已至寧波，凡番使入中國，不得私載兵器，刀槊之類鬻于民，具有禁令，宜命有司會檢。番舶中有兵器，九槊之類，籍封送京師。”明成祖認為：“外夷向慕中國，來修朝貢，危踏海波，跋涉萬里;道路既遠，貲費亦多，其各有赍，以助路費，亦人情也，豈當一切拘之禁令”。李至剛認為兵器在民間不許私有，也不許買賣，明成祖令官府按照中國的市值給付給日本。“毋拘法禁，以失朝廷寬大之意，且阻遠人歸慕之心。”

永樂二年至八年(1404—1410年)，明廷六次派使節出使日本，日本使節也乘貢船七次入明。關系十分密切。按照規定，日本勘合船入寧波后，先由浙江布政司會同寧波市舶司檢驗勘合，如無詐偽，則上報京師禮部，再次驗對無誤后，日貢使一行才能攜貢物入京。如果攜帶商品過多，明廷又不愿全部收購，則允許日使在會同館明朝官吏監督下貿易三天。如果勘合船人數過多，除允許少數人進京入貢外，其他隨從人員則在寧波妥善安置，并在當地市舶司官吏監督下進行貿易。勘合貿易，使日本幕府大獲其利。

帖木兒帝國

洪武二十年(1387年)，帖木兒派遣回回滿剌哈非思向明朝首貢，明朝給予了豐厚的賞賜，這標志著明、帖朝貢貿易關系正式建立。此后，明、帖朝貢貿易在洪武年間密切發展。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帖木兒勢力壯大，野心滋生，遂羈留了明朝派出的傅安使團。從此，帖木兒對明朝的態度逐漸變得強硬起來，最后發展到兵戎相向的對抗態勢。永樂二年(1404年)，帖木兒率兵東征，明朝方面也不甘示弱，積極整軍備戰，加強邊備力量，導致明、帖關系陷入白熾化狀態。明成祖即位后，隨著傅安等人的歸國以及雙邊的努力，明、帖朝貢貿易得以恢復，并在永樂年間走向繁榮。

永樂五年(1407年)，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奪取帝國統治權，以赫拉特為中心，明稱為哈烈國，其子兀魯伯駐于撒馬爾罕。在沙哈魯和兀魯伯時期帖木兒王朝與明朝的關系不斷鞏固和加強，使臣往來頻繁，貢賜貿易活躍，彼此的友好關系進入穩定發展的新時期。永樂五年(1407年)到正統十二年(1447年)于哈里勒、沙哈魯和兀魯伯統治期間，帖木兒王朝前往明朝的使團共多達次，不斷向明朝貢奉馬、駝、玉石及獅子等貢品，明朝則則一一予以豐厚的回賜。這一時期，明朝也多次派傅安、陳誠、阿兒忻臺、魯安、郭敬、李貴等使臣訪問中亞撒馬爾罕等地。

清朝海禁政策

清朝海禁

海禁又稱“洋禁”，是孤立主義政策的一種，旨在禁止民間私自出海，明代始有謂“尺板不得出海”一說。海禁政策的具體實施隨著政策不同而有張有弛，即“嚴禁”及“弛禁”之分。一般認為，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有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等。

“閉關鎖國”體現為對海外貿易的各種限制性政策,其中最嚴重的即是海禁，其次為限制通商口岸。

中國歷史上海禁的高峰期是在明代與清代，不僅在政策上有所強化，而且持續時間長達多年。中國的海禁也成為東南亞陶瓷業發展的契機。另一方面，藩屬國例如琉球等國家，亦因為海禁的關系，利用獨占與中國貿易的契機而獲取大量利益。但總體上來說，中國只在明前期，中期倭亂及清前期平定臺灣前實行近乎全面的海禁，而其時間跨度卻遠遠短于開海或部分開海時期。[1]

中文名

海禁

目的

消滅反叛勢力、打擊海盜及走私，保障社會穩定、維護統治

影響

海外貿易衰退，社會發展緩慢

快速

導航

海禁起因歷史沿革政策表現海禁后果消極影響

政策介紹

清廷為辦銅需要，最初并不禁海，后來為了防止沿海民眾通過海上活動接濟反清抗清勢力（主要為明鄭）實行“遷界禁海”，而且較明代更為嚴厲。順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下令沿海省份“無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順治十八年（1661年），更強行將江、浙、閩、粵、魯等省沿海居民分別內遷三十至五十里，設界防守，嚴禁逾越，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亂平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臺灣告平，清廷方開海禁，先后于二十三至二十五年間設立閩、粵、江、浙四大海關[1]，分別管理各自下轄的數十個對外通商口岸的對外貿易事務。康熙年間的開海，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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