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中期海外貿易政策的變化和影響(如果明朝中后期開放海外貿易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片板不許下海”是明朝海禁時所使用的官語。在明代的海禁中，他們主要是針對日本國的挑釁和騷擾搶奪，就是所謂的“海盜”騷擾，明朝在設定此令時，就是考慮了大家的生存現狀。

明代當時的這種為了防海盜而設置的海禁，對同一時期的海外貿易來說，它的影響不是很大。因為在15世紀以前，東方國家和地區都還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國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時期，商業和海外貿易在人們的生活中占的比重相對比較微弱。而此令的規模也是有限的，它的交易場很大，但是周圍空蕩的小地區還是管理不到的，所以當時人們還可以下海捕撈，不會影響正常生活。

因為當時的歐洲人已經侵占了東南亞和我國的沿海地區，所以這段時期的海外貿易，客觀點說就是東西方爭地方貿易權的一次競爭比賽。明朝的沿海商人們，在積極進取的對抗著外來者，在東西海洋內擴展自己的勢力。共同爭奪海上貿易的所有權。

研究表明，明代后期東南亞海上貿易的所有權還是在自己這邊的，在17世紀后，中國的商船已經遍布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它們從事著各項交易來往，東西海域的貿易權利，還是掌握在我們中國商人手中。

在明代中后期，明朝政府放松了民間的一些販海行為，同時明朝政府也加強了海上防盜的海洋規章制度，卻沒有很大的改變。這就間接的導致了明代朝貢體系漏洞，民間運貨到東西洋，不僅是各個通道還是民間的販海行為。都要受到政府的壓制，民間與政府之間，始終不能合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出一份力。

受到政府禁海令的壓制，明代東南沿海的商人，不得不采用偷雞摸狗的方式進行販賣。在歐洲中世紀時期，西方的海上商人們普遍都會采用亦商亦盜的形式來作為武裝進行貿易。

他們具有很強的掠奪性，因為他們的心性都比較大膽敢做。不一樣的是西方種殖民族的海盜行為就可以得到本國的支持。東南海商人的武裝貿易，雖然能夠在明代后期的歷史空間中有所發展，但隨著王朝的更換和環境的改變，他們的武裝還是不能長久發展。

東南海海洋商人在后來，也沒有形成一支能與西方種殖居民相抗衡的力量。從國際貿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事實，就會發現，這不正是中國海峽商人逐漸失去、東南亞海上貿易權的重要過程嗎？

三、淺析明朝一系列外交政策體現了怎樣的核心價值觀

明代朝貢體系雖然處在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的和平地域內，但是這種在政治層面的外交政策，通常都會遺忘了深一點層面的外交交流方式。這種帶有政治方式口吻的外交政策，終有一日也會隨著政治的變動而產生變化。政治外交基本上都是有好處的，卻缺乏長遠的過程。因此到了17世紀之后，中東的政治策劃發生了變化，中國對南亞以及西亞還有整個中東的影響力，已經在慢慢衰退。

中國民間海洋商人的行為，讓他們擁有了東南沿海海商人所具備的強大生命力和在惡劣環境下的適應能力，這兩個能力讓他們的貿易活動堅持到底。尤其是在對外移民這方面，他們有著不斷發展擴大的趨勢。

中國移民的向外擴展，直接讓中華的主要內容的文化，也跟著移民散發到了華僑所到的各個國家，讓中國的文化得到傳承和弘揚發展。從中華文化對外傳播的結果來看，結果是讓他們很滿意的。明代后期對中國文化對外發展有兩個層面和兩種途徑，那就是由西方傳達還有中國上層社會知識分子，來進行翻譯后傳播到歐洲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城市。還有讓沿海商民遷移海外，之后進行傳播過去一些民眾的生活方式。

18世紀之后。伴隨西方主義革命的大獲全勝和工業發展的巨大成功。“歐洲中心論”的文化已經在西方成為了核心價值觀。所以歐洲的政治家和學者已經失去了，對中華文化的那種好奇與一顆敬畏之心。

后期大概已經沒有西方人承認他們的文明思想跟中國額儒家文思想有任何交集。從18世紀后，儒家思想為經典為核心的意識已經在整個世界格局，影響力急速下降，對外傳播的信息也逐漸沒有了動靜。

反觀由沿海商民帶到海外，傳播的一般民眾生活方式，它們在一段艱難的困境中傳承了下來。而中國商民向海外遷移的動作，隨著兩個國家的交往擴大和資本市場的合并，數量也是不計其數。中國在很多年海外移民的艱難掙扎，已經在世界各地逐漸擁有了顯著成果的“唐人街”、“中國城”。這兩座城市可以說是最能體現出中華文化的建筑，這種彰顯了中國的建筑，正表示了由沿海商民遷移海外之后所帶過去的中國文化的成功。從前被人們所遺忘的由沿海商民遷移海外所傳播的一般民眾生活方式的基層文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成為了18世紀后，中華文化向海外市場傳播的主要通道。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余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制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后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于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于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于“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于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制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特于1590年專門派船赴菲購買中國銅、鐵制品，還有位西班牙人維拉曾建議在菲律賓購買廉價的中國銅鑄炮，然后運往墨西哥和秘魯；

生絲：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采購一批臺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后售價為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肉類、蔬菜、水果：當時的一個西班牙神甫馬丁德拉達驚嘆中國肉類、蔬菜、水果價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樣……[8]

西歐迫切需要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香料、藥材、茶葉、瓷器、絲綢等物都深受西歐人的歡迎。由于多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西歐能向外輸出售于東方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必須用現金即貴金屬白銀貨幣支付。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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