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代市舶司制度與海外貿易(明清時期海禁政策的影響)

南宋時，各處市舶司曾一度并歸轉運司，或由提點刑獄司、提舉茶事司兼管，但為時不長。兩浙路各處市舶務的“抽解職事”由地方官負責。福建、廣南東路的市舶司仍設“提舉市舶”一職。

宋代沒有關于市舶制度的統一、完整的規定，市舶司的職責主要包括：①根據商人所申報的貨物、船上人員及要去的地點，發給公憑(公據、公驗)，即出海許可證；②派人上船“點檢”，防止夾帶兵器、銅錢、女口、逃亡軍人等；③“閱實”回港船舶；④對進出口的貨物實行抽分制度，即將貨物分成粗細兩色，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這實際上是一種實物形式的市舶稅；所抽貨物要解赴都城(抽解)；⑤按規定價格收買船舶運來的某些貨物(博買)；⑥經過抽分，抽解、博買后所剩的貨物仍要按市舶司的標準，發給公憑，才許運銷他處。

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財政收入的一項重要來源。北宋中期，市舶收入達42萬緡左右。南宋前期，宋王朝統治危機深重，市舶收入在財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南宋初年，歲入不過1000萬緡，市舶收入即達150萬緡。在一定程度上支撐著財政。宋政府還通過出賣一部分舶物增加收入。太平興國二年(977)，初置香藥榷易署，當年獲利30萬緡。

宋代的造船技術十分發達，所造海船載重量可達5000石(300噸)。北宋后期，指南針已廣泛應用于航海，還出現了記載海路的專書——《針經》。與宋王朝有海上貿易的達五六十國，進出口貨物在400種以上。進口貨物主要為香料、寶物、藥材及紡織品等，出口貨物主要是紡織品、農產品、陶瓷、金屬制品等。

宋王朝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南宋時期更是如此。對市舶司中能招徠商舶的有功人員，往往給予獎勵，對營私舞弊的行為也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

至元十四年(1277)，元朝政府在攻取浙、閩等地后，立即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澉浦(今屬浙江海鹽)四處港口設立市舶司。后來又陸續添設廣州、溫州、杭州三處。經過裁并，到13世紀末，只在慶元、泉州、廣州三處港口設置。

市舶司由行省直接管轄。每司設提舉二人，從五品。元朝政府曾在中央設立泉府司(院)，管理替國家經營買賣的商人，同時也經管市舶事務，但為時不長。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是：①根據舶商的申請，發給出海貿易的證明(公驗、公憑)；②對準許出海的船舶進行檢查，察看有無挾帶金、銀、銅錢、軍器、馬匹、人口等違禁之物；③船舶回港途中，派人前去封堵(封存貨物)，押送回港；④抵岸后，差官將全部貨物監搬入庫，并對全體船員進行搜檢，以防私自夾帶舶貨；⑤將舶貨抽分，細色(珍貴品)十取一，粗色(一般商品)十五取一。后改為細貨十取二，粗貨十五取二。另征收舶稅，三十取一。之后，發還舶商自行出售。對于來中國貿易的外國商船，市舶司也采取類似的管理辦法。市舶司的收入甚多，僅至元二十六年，就向元政府上交珠400斤，金3400兩。當時人說市舶收入是“軍國之所資”，可見它在元政府財政開支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代見于記載的與中國建立海道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在100個以上，東起日本、高麗(今朝鮮)，西至東北非和西南亞。進口的舶貨，種類繁多。據慶元市舶司的資料，細色130余種，粗色約90種，共220余種，主要是香料、藥材、布匹、寶物等。經市舶司允許出口的貨物有紡織品、陶瓷器、日常生活用品等。海外貿易的開展，有助于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市舶司的設立，使海外貿易趨于制度化，初期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市舶司是封建國家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存在官僚機構的種種弊端，往往阻礙了海外貿易的開展，元代中期以后特別明顯。

明代沿襲前朝之制，市舶司管理海外諸國朝貢和貿易事務，置提舉一人，從五品，副提舉二人，從六品，屬下吏目一人，從九品。提舉，或特派，或由按察使和鹽課提舉司提舉兼任。市舶司隸屬于布政司。因此，稅收大權完全掌握在布政司等長官手中。直至明末，采取了定額的包稅制，才改由提舉負責征收。

吳元年(元至正十二年，1367)設市舶提舉司于直隸太倉州黃渡鎮(今江蘇太倉附近)，洪武三年(1370)以太倉逼近京城改設在廣東的廣州、福建的泉州(后移至福州)、浙江的寧波各一司。在廣東的是專為占城(越南)、暹羅(泰國)、滿刺加(馬來西亞)、真臘(柬埔寨)諸國朝貢而設，在浙江的是專為日本朝貢而設，在福建的是專為琉球朝貢而設。七年，上述三司曾經一度廢止。永樂元年(1403)又在廣州設懷遠驛，在泉州設來遠驛，在寧波設安遠驛，由市舶司掌管接待各國貢使及其隨員。廣東懷遠驛，規模龐大，有室二十間。廣東市舶司命內臣提督。六年，為了接待西南諸國貢使，又在交阯云屯(今越南廣寧省錦普港)設市舶提舉司。嘉靖元年(1522)，因倭寇猖獗，罷去浙江、福建二司，唯存廣東一司。不久亦被廢止。直到三十九年，經淮揚巡撫唐順之的請求，三司才得到恢復。四十四年，浙江一司以巡撫劉畿的請求，又罷。福建一司開而復廢，至萬歷中始恢復。自此以后，終明之世，市舶司無大變動。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止于1840年鴉片戰爭前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

1840年鴉片戰爭前中國歷代經海路同外國所進行的商品交換活動。它是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造船航海業的進步而不斷發展的，成為古代中國對外經濟聯系的一個主要渠道。

歷史沿革 中國的海外貿易歷史悠久。早在秦漢之前，中國已同近海國家有了貿易往來。漢代商船已遠達印度東南海岸，并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貿易關系。魏晉時期，北方曹魏同日本、江南孫吳同印度支那半島諸國也經常有貿易往來。南北朝時期，中國同沿中印航線各國的貿易更為頻繁。

隋唐時期,因“絲綢之路”阻塞和陸路交通困難,海外貿易空前繁榮。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中國商船的遠航已由印度半島延伸至波斯灣。中國同印度支那半島、馬來半島、馬來群島、印度半島和阿拉伯半島等國的貿易頗為發達。唐代同日本、朝鮮的貿易也十分活躍。自630～894年,日本遣唐使來華達13次以上,往返均攜帶大批商貨。宋元時期，海外貿易更加繁榮。據南宋寶慶元年(1225)趙汝適《諸番志》記載，宋代與50～60個國家和地區有貿易往來。據元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載，元代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發展了海上貿易關系。這些國家和地區涉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廣闊海域。

明代，據《明史·鄭和傳》記載，自1405～1433年，鄭和（1371～1435）七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很赞哦!（45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