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官方并不認可朝貢貿易對不對(為什么明朝從不和親？)

貴妃，寵冠六宮，莫與倫比，乃紅顏薄命，惹得世祖終日悶悶不樂，不數月，遂棄皇帝不為，遁入山西五臺山，削發披緇，皈依凈土。上述就是順治出家的由來，歷來故老相傳如此，是否真有其事呢？ 首先我們應該承認清世祖福臨好佛，宮中延有木陳 、玉琳王秀二禪師，尊禮備至。世祖鈐章有“塵隱道人”、“懶翁”、“癡道人”等稱號，又諭旨對木陳有“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視朕，當如門****旅庵相待”云云。世祖信佛是事實，誰也否認不了的。 其次要說，世祖死去前幾個月，適值孝獻皇后董鄂氏之喪，世祖哀痛過情，為世所嘆異。因而就有人認為世祖是由悼亡而厭世，終于脫離塵網，遁入空門。從此傳為“萬古鐘情天子”的一段佳話。這是與歷史事實不符合的。不錯，由于世祖好佛，他死前確實有過要求祝發為僧的念頭。但事實上在他死去的前幾天，只是叫他最寵任的內監吳良輔去憫忠寺(今北京市廣安門內法源寺)削發，他本人也曾親自前往觀看過。這里還說明世祖當時并無大病。那么，世祖是怎樣死的呢？據當事人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譜》載：“奉召入養心殿，諭：朕患痘，勢將不起。”張宸《青王周集》亦稱：“傳諭民間毋炒豆，毋燃燈，毋潑水，始知上疾為出痘。”兩人所記完全相合，可以互相印證。這就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世祖既死于出痘，那么，遁入五臺山祝發為僧的說法，就并不可信了。

三、雍正被刺

世傳清世宗胤禛暴崩的原因，說法不一，有說是被刺而死的，振振有詞。這一說法究竟可信嗎？ 說來話長，它起因于雍正七年(1729年)曾靜、張熙一案。曾靜慕明末人呂留良的為人，以排滿復明為職志，因遣其徒張熙詭名投書川陜總督岳鐘琪，勸他為祖先(岳飛)舉義，不成，獄興、辭連呂留良。世宗嚴加處治，戮留良尸，留良子葆中，時為編修，亦論斬。傳說呂留良有一個幸存的孫女，名叫呂四娘，她的劍術之精，冠絕儕輩，立志要為父祖報仇。后來她潛入宮內，終于刺死了世宗，并把世宗的腦袋割下，提著逃走了。 好事的人說是根據鄂爾泰傳記的記載，說世宗暴崩的那一天，上午還“視朝如恒，并無所苦”，就在那天下午，忽召鄂爾泰入宮，而外間喧傳世宗暴崩的消息已滿城風雨了。鄂立刻“入朝，馬不及被鞍，亟跨驏馬行，髀骨被磨損，流血不止。既入宮，留宿三日夜，始出，尚未及一餐也”。人們認為，當時天下承平，長君繼統(清高宗弘歷二十五歲登位)，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要搞得這般驚慌失措的。這就只能說明世宗被刺的說法并非沒有道理。 這里需要將真人真事與野史傳聞區別開來，曾靜、張熙一案牽連的呂留良等人都是真人真事，是歷史真實；但提到呂留良的一個孫女，是傳說，不是歷史事實。世宗死的年月日是事實，但說他是暴崩，并不見明文記載，也只是傳說，目前尚不能證實其事。此其一。 上述鄂爾泰傳記所描述的鄂倉皇上朝一段情節，寫得惟妙惟肖，好像真有其事似的。但至少在正史記里，如《清實錄》、《清史列傳》、《清史稿》等書并沒有這類的記載。當然，沒有文字記載，不等于沒有這件事；而且直到今天仍無法得到證實，也就不可能確認有這件事；即使鄂爾泰的倉皇上朝是事實，也不能證明世宗一定就是被刺，因為二者并沒有必然的內在聯系。此其二。 世宗本人好佛好道，“所交多劍客力士”，傳說“結兄弟十三人”。皇帝與人結為兄弟之事，未必可信；但既好佛好道，多交劍客俠士，則煉丹求長生之術，容或有之。求長生吞丹藥，以致暴崩，也有可能。秦皇、漢武之事，早有先例在。此其三。 有人建議發掘清西陵的泰陵(清世宗胤禛的陵墓)，看看世宗到底有無頭顱，以證實被刺與否。后因發掘工作過忙，未果，當然，清世宗死于1735年，尸骨早寒，一旦發掘，果能得其一二遺骸，固可定案，但要付出的代價未免太大，也只好等待將來再說了。

四、貍貓換太子

這里指的是清世宗胤禛與海寧陳氏換子的傳說。浙江海寧陳氏，從明末起，累世簪纓。數傳至陳之遴，清初降于清，位至極品。稍后，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等父子叔侄，都是高官厚祿，尊寵備至。康熙年間，世宗時為皇子，與陳世倌尤相親善。恰巧碰著兩家各生一子，年、月、日、時辰無一不同。世宗聽說，十分高興，命抱子入宮，過了許久，才送回去。陳氏發現，送還的已經不是自己的男孩，而且易男為女了。陳家萬分震怖，但又不敢出來剖白，只得隱秘其事。高宗嘗南巡至海寧，當

天即去陳家，升堂垂詢家世甚詳。將出，至中門，命即封閉，并告以后不是皇帝臨幸，此門不得再開。所以此后陳氏家中永遠關閉其門，從未再開過一次。也有人說，清高宗弘歷對自己的身世懷有疑團，所以南巡到陳家，想親自打聽清楚。上述這些傳說，盛行于前清末年。當時革命排滿之風最盛，對清代諸帝極事丑詆。傳聞異辭，其中真偽夾雜，有必要為之剖辨。 海寧陳氏一家，如陳說、陳世倌、陳元龍父子叔侄，位極人臣，皆是事實：就是清高宗南巡去過陳家，也是事實。按清制，皇帝到過的人家，經過的大門是必須封閉，禁止再開的。但不能由于有這些歷史事實，就說清世宗與陳世倌有以女換子之事了。 清代旗人生子一定要報都統衙門，宗室生子一定要報宗人府，定制十分縝密。何況紫禁城內，門禁森嚴，怎么能隨便抱子出入宮內？顯而易見，這些都是清末漢人在排滿的革命浪潮中，無中生有地編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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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國時代(1467——1573)

第一節 “應仁戰亂”與山城國農民起義

一、幕府的衰落

室町幕府自始就是一個建筑在守護大名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大名領主聯合政權，這種特點越到后期越加明顯。

如前所述，第六代將軍足利義教統治時期，幕府只是借助強大守護大名間相互牽制的力量才勉強平息了“永享之亂”(公元1439年)。可是隨后義教推行的抑制強族的政策，又招致“嘉吉之亂”(公元1441年)和自身被殺的后果。

義教之后，幕府更由于受到京畿地區農民起義的連續打擊，完全喪失元氣。到第八代將軍義政(公元1435年—公元1490年)統治之時，甚至連京都的治安都維持不了。京都的土倉等高利貸商人只好自行組織，雇傭浪人，收買守護、地侍自衛。幕府無法對付起義，在義政統治的24年間不得不13次發布“德政令”。即使如此，義政仍一意追求享樂，縱其妻日野富子及寵臣施行惡政。幕府拿不到年貢就直接向人民征課“段錢”、“棟別錢”，或在京都7出口處設關卡，征收“關稅”，結果導致人民更強烈的反抗，幕府政治走向絕路。一些強大的大名乘幕府衰弱之機都想控制幕府，最有希望控制幕府的是管領細川勝元(公元1430年—公元1473年)和四職家之一的山名持豐(宗全，公元1404年—公元1473年)，但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守護大名們在各自領國內也很緊張，因為嚴重威脅其統治的不僅有星火燎原般的農民起義，而且還有借農民起義之助日益壯大起來的“國人”勢力。這些自南北朝以來被稱作“國人”、“國眾”的是一些在鄉武士領主，他們為保住自己的領主權，進而排除莊園制下層層瓜分年貢的體制，把提供實物租的農民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發展自己的勢力，而和守護對立。同守護大名這種外來者不同，他們或者有著久遠的開發領主宗譜，或者鐮倉以來就作為地頭而一直定居該地。為了增強自己的經濟實力，他們曾致力于開墾耕地，整備水路，講求災害對策，建設市場，使其領地成為該地區經濟活動的中心，把農民緊緊控制在其經濟圈內。[注1]為了共同抵御守護大名及其代理人“守護代”的介入，鄰近的國人領主往往聯合起來，形成新的武士團。南北朝內亂期這種聯合體非常多，曾以種種名稱(“白族一揆”、“赤旗一揆”、“花一揆”、“雨一揆”，“兒玉黨”、“橫山黨’、“松浦黨”等等)出現。后來守護大名終以幕府權力為后盾，軟硬兼施地把不少國人領主編入自己的家臣團，得以在領國行使權力，形成守護領國制。但根基不牢；敵對的國人勢力始終在潛伏著，集結著，醞釀著“地震”。隨著農民運動的興起，國人反守護的活動遂又公開化。但是，這時

他們很少以單獨的暴動形式出現，而總是采取個別地參加到農民起義隊伍中去的形式，或采取同農民聯合舉行起義的形式。

二、“應仁戰亂”與戰國時代的出現

面臨往往有國人參加的農民起義的威脅，守護大名之間以及在各守護大名家族內部逐漸分成兩派，相互斗爭。在維持守護領國的統治上，是繼續利用莊園制這種形式，還是利用已經成為鄉村中心勢力的那些否定莊園制的國人領主?一般說來，這是兩派斗爭的關鍵性問題。而這種斗爭往往表現為守護家的繼嗣之爭。15世紀40至50年代，信濃國的小笠原、加賀國的高鏗，以及斯波、畠山等各家的內亂情形具有代表性。這些內訌已經不是局限在各自國內的糾紛，而是發展成把鄰國卷進去的大紛爭。全國性大名間的斗爭不久也波及幕府。當時幕府內部發生了將軍職位之爭，是交給義政的養子義親還是交給義政之妻日野富子剛剛生下的義尚?以此為開端，山名宗全和細川勝元分成兩派，再加上畠山、斯波兩家內部之爭，就開始了“應仁之亂”(公元1467年，即應仁元年)。日本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守護大名分成兩派，都卷入這場戰爭。25萬大軍以京都為主要戰場，在全國各地混戰，歷時11年。就在此時，各大名領國內的農民起義復又頻發，國人、家臣叛亂事件迭牟，守護們不得不急忙回國，細川、山名雙方也就在勝負末分的情況下，于文明9年(公元1477年)基本上結束了戰爭。

這場戰亂使京都幾乎變成廢墟。戰亂中義政將其將軍職讓給兒子義尚，隱退東山山莊，在此建造豪華的“銀閣”，飲宴取樂。新將軍義尚更無權威，其威令不出山城一國。將軍權力的削弱更促進了莊園領主的沒落；公卿貴族、僧侶等舊統治階級喪失收入來源，有不少只好下鄉乞食地方大名門下。而回到領國的守護大名，其統治地位或面臨被守護代及有力家臣取代的境地，或已被取代。新型大名——戰國大名在所謂“下克上”的動亂中代之而起。日本歷史便從“應仁之亂”起進入室町后期，即戰國時代。

三、山城國農民、國人的聯合起義

“應仁之亂”雖已過去，但是成為這場大亂導火線的畠山家內部兩派之爭并未結束，畠山義就對畠山政長之戰在山城、大和、河內一帶繼續進行。1480年在丹波、山城、大和及播磨等地同時發生農民起義，而于這年下半年發生的兩次京都人民起義尤為激烈。這一年幕府在京都7個入口處又設關卡，激起京郊農民和以“馬借”為中心的運輸工人及手工業者等各階層人民的極大憤概。他們以起義一舉贏得了新設關卡之廢除，并且襲擊了“酒屋”和“土倉”。文明14年(公元1482年)畠山兩軍的戰場轉移到以山城國南部為中心的一帶，致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道到破壞，居民負擔加重。文明17年(公元1485年)7月，大和農民發動起義，以“大和國惣(總)百姓等”的名義向各莊園領主要求“德政”，即要求免除年貢的未納部分，聲言如不答應要求，來年將放棄一切耕作。從7月末起，在近江、山城、京都也爆發了同類起義。這些起義都有國人(在鄉武士領主)參加。

就在這斗爭日益加劇的形勢下，同年年底爆發了威力更大的山城國南部農民同國人的聯合起義。12月1日，這里“上自60歲下至15歲之國人舉行大集會，國內土民(農民)亦舉行大集會，各自做出決議，要求(畠山兩軍)撤退”[注2]國人、農民的決議發出后，畠山兩軍很快撤出山城國南部。6天后，國人36名代表提出管理南山城的三大施政方針：

1．畠山雙方都不得進入山城國；

2．本所領(寺社、公家領)要由寺社、本所(公家)知行，一如從前；

3．不設新關卡。[注3]

12月24日，國人代表對上述第二項又做了如下補充規定：“諸本所領須由本所直接支配，尤其大和及其他諸國之人不得進入國內(南山城)充任代官；莊民不得滯納應交給寺社、本所之年貢。”[注4]

文明18年(公元1486年)12月13日，在宇治平等院召開國人大會。大會追認三大施政方針，并確定由這36名組成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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