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的特點和影響(明末中國對外貿易較唐宋發生了怎樣變化)

代初，中國的絲綢就已經威脅到西班牙產品在美洲的銷路了。17世紀初，墨西哥人穿絲多于穿棉，所謂穿絲，大多是穿中國絲綢，以至于墨西哥總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國生絲的進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況愈發嚴重，墨西哥的絲織業都以中國絲為原料，墨西哥本土蠶絲業實際上被消滅了。鄰近墨西哥的秘魯也是中國絲綢的巨大市場

，中國絲綢到秘魯的價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從智利到巴拿馬，到處出售和穿著中國綢緞。中國絲綢不僅泛濫美洲市場，奪取了西班牙絲綢在美洲的銷路，甚至繞過大半個地球，遠銷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壞西班牙的絲綢生產（《晚明史》）。

從《晚明史》一大段話中，可以看到中國絲綢和棉布對西班牙紡織業的沖擊，很顯然，如果沒有明末中國紡織業的沖擊，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不會衰弱。

再看看清代前期，

1606年，荷蘭人首次從萬丹將茶葉輸往歐洲，在此后一百余年間，茶葉并未成為輸往歐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號（Kent）在廣州購買470 擔茶葉，價值14000兩白銀，只占其船貨價值的11 ％，而所載絲綢則價值80000兩。1715年，英船“達特莫斯”號（Dartmonth）前往廣州，所攜資本52069鎊，僅5000鎊用于茶葉投資。1716年，茶葉開始成為中英貿易的重要商品。兩艘英船從廣州攜回3000擔茶葉，價值 35085鎊，占總貨值的80％。18世紀2丨0年代后，北歐的茶葉消費迅速增長，茶葉貿易成為所有歐洲東方貿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貿易，當時活躍在廣州的法國商人Robert Constant 說：“茶葉是驅使他們前往中國的主要動力，其他的商品只是為了點綴商品種類。”（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從17世紀2丨0年代起，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在絕大部分年份中，所購買的茶葉都占其從中國總進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從中國進口的總貨值中，茶葉占71％。在1785—1794年中，這一比例提高到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進入18世紀， 中荷茶葉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1715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董事會要荷印當局訂購6～7萬磅茶葉，次年又要求增加到10萬磅，到1719年，荷蘭的訂茶量達20萬磅（鴉丨片戰爭前中荷茶葉貿易初探）

18世紀對中國的歐洲主要貿易國是英國和荷蘭，這兩個國家在18世紀從中國進口的最大宗貨物為茶葉，英國東印度公司（EIC ）寧可讓這類商品的貿易由其船長和船員利用他們的“優待噸位”（Privilegetonnage）去經營，本身則集中全力經營茶葉貿易；從18世紀2丨0年代到90年代，茶葉均是荷人從中國輸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這一時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葉占荷人輸出的中國商品總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過85％（茶葉、白銀和鴉丨片：1750—1840年中西貿易結構 ）。

很顯然，明末到清代，中國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不再是絲貨棉布，而是茶葉。當然，如果絲貨和棉布在明末的基礎上大量增加，自然也無可厚非，但事實呢？

生絲，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為1833擔，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為19200擔，增加十倍多；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年(1780—1790)增至27128擔，又增加29％；到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增到51662擔，再增長90％（清代前期海外貿易的發展）。

初一看，數字似乎很大，可實際上呢，康熙三十七年至六十一年(1698—1722)，每年的生絲出口量為74擔不到，乾隆五年至四十四年(1740—1779)，平均每年480擔，到乾隆四十五年至五十五(1780—1790)，平均每年2467擔，嘉慶二十五年至道光九年(1820一)829)，平均每年為5166.2擔。也就是說，清代的生絲出口，直到鴉丨片戰爭前夕，才和明末相當。

至于清代的棉布出口則開始于18世紀30年代。如果從明朝滅亡的1644年開始，棉布出口中斷了近一個世紀。

當十八世紀英國人的工業革命從棉紡織業開始的時候，他們的棉布市場在美洲，這時候，英國人沒有遭遇任何的競爭對手，在一百多年前，先英國人走上海上貿易擴張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還有荷蘭人，他們都遭遇到了價廉物美的中國紡織品的瘋狂沖擊，然后走向衰弱，一百多年后，英國人的棉紡織業開始擴張，這個時候，中國只是在緩慢地恢復自己的傷口，那點可憐的棉布出口，其出口的航線的控制者也是英國，當中國的棉布出口瘋狂擴張的時候，中國走到了1840年。

十八世紀初，中國的茶葉出口以極快的速度增長，茶葉為中國換來了大量的白銀，但茶葉無法帶給中國工業革命。曾經，中國的棉布與絲貨毀滅了西班牙人的紡織業，但，當英國人的工業革命開始與棉紡織業的時候，中國的棉紡織業不過是在被摧毀的土地上，緩慢恢復。

那廣垠的市場，不是英國棉布擊敗了中國棉布，而是中國的戰亂摧毀了中國棉布。那個年代，中國并非沒有保存手工業的機會，但清人的鐵騎南下的時候，江南很多地方選擇了放棄抵抗。他們放棄抵抗是無恥，但他們在試圖保住江南的手工業。明初，常遇春北伐，明太祖為了防止常遇春濫殺無辜而親往其軍營反復告誡，明末，在紫氣東來中，除了殺戮，剩下的就是廢墟，江南的繁榮，一夜之間，成了望不盡的廢墟。

概括漢唐明三個朝代對外交往的影響。

中國古代對外關系史的幾個問題

一、中國古代對外交往的三個時期

在古代，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逐漸發展的。

先是從周圍的鄰國開始，如朝鮮、日本、東南亞，以后逐漸擴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歐洲、東非和北非。

我國封建社會對外經濟文化往來，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往來僅限于近鄰的朝鮮、日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一些國家。直到東漢晚期才和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往來。由張騫開通的“絲綢之路”，是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最光輝的表現，教材里對此有重點敘述。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時，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到達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況行至波斯灣而還。到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派使者正式來中國，這是中國和歐洲正式交往的開始。上述情況在教材里都有介紹。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二個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封建經濟處于繁榮上升階段，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也大大發展。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有三個特點：第一，我國已經逐步形成為東方的經濟文化中心。對一些近鄰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已經不僅限于一般的來往，而是作為培養人才的中心和經濟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時期我國對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空間范圍大大擴大，除東亞和東南亞外，中亞、西亞、歐洲甚至非洲都已經有比較頻繁的商業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往來。最顯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節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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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來中國。唐朝時還有一批留居中國不回的波斯人。第三，此時期海運和陸運都很發達。

我國對外交往的第三個時期是宋元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這一時期的對外關系也有三個特點：第一，由于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時代，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中國船隊是最活躍的船隊。第二，宋元明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他們包括元朝的汪大淵、明朝的鄭和等人。同時從阿拉伯、波斯和歐洲來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現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時來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等等。當然，汪大淵和伊本白圖泰在教材上沒有提到。第三，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統治階段采取閉關政策，這些聯系便逐漸中斷了。

二、古代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四條渠道

在古代歷史上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是通過四條渠道進行的：

第一條渠道是貿易，這又包括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兩種形式。著名的絲綢之路以民間貿易為主。第二條渠道是官方派遣使節、留學生等。第三條渠道是通過佛教徒和傳教士來實現的。第四條渠道是戰爭，戰爭在客觀上也曾為中外交流創造了條件。當然，第四條渠道不是我們所提倡的。

在古代，中國與鄰國之間也曾經發生過政治糾紛和軍事沖突。例如，我國古代曾與日本發生過幾次戰爭。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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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軍與新羅軍隊聯合打敗支援百濟的日本軍隊。元世祖曾兩次派軍隊進攻日本，但遭到了失敗。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騷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最后被戚繼光、俞大猷等率軍擊敗。明神宗時，中國派軍隊支援朝鮮共同打敗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等等。在歷史上，相鄰國家之間絕對沒有出現爭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見到的歷史現象，這也是我們面對的實際情況。但應該認識到，各國統治階級挑起的戰爭，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只是短暫的一瞬，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交往，則是國際關系中的主流。

三、古代中國和外國間的影響是互相的。

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個國家、各個民族都創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經濟和文化。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來影響，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又對外界發生影響。

中國古代在整個奴隸社會以及封建社會的形成和上升時期，經濟文化發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中國的四大發明對全世界經濟文化的發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藝術對亞洲各國，尤其是對朝鮮、日本等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值得我們引以為自豪。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世界各國對中國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例如，中國種植的玉米、馬鈴薯、西紅柿、煙葉、向日葵，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來的。另外，像中國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受印度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著名的云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說，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國人民共同學習、互相促進中不斷演化、完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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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啟示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越是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時期，對外交流就越頻繁，而頻繁的對外交流，也促進了中國經濟文化的發達，這給我們以啟示：凡是善于向外國學習，同時又富于創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經濟和文化的飛速發展。

古代日本通過向中國學習，促進了日本的進步是一個十分鮮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參照了中國唐朝時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結合本國國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經濟、軍事制度。在醫學上，日本也吸收中國中醫學的醫療技術，逐漸發展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漢方醫學”。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國漢字的簡化筆畫或是漢字的偏旁、冠蓋作為音符，創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這種善于學習又富于創新的精神，是值得贊揚的。這個事例給我們以有益的啟示：一個國寶如果落后，只要虛心地有選擇地向他人的長處學習，不斷地改革和創新，就能夠迅速地取得進步。

明末中國對外貿易較唐宋發生了怎樣變化

您好

唐宋以來，商品經濟有了極大的發展，市民階層不斷壯大。經濟上的變化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的轉變和文學、藝術的發展。

一、商品經濟對思想的影響

1、明清之際思想批判主要背景

商品經濟的沖擊和程朱理學喪失活力，是明清之際思想領域發生巨大變革的根源。明清之際思想批判的出現，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2、經濟思想主張

（1）李贄的義利觀念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逐利拜金風氣盛行，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尊奉禮教的士大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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