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海外貿易繁榮的表現(明朝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的表現形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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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到日本從事走私貿易一般可獲巨利，如當時福建撫臣所說

“其去也，以一倍而博百

倍之息；其來矣，又以—倍而博百倍之息。

”即正是這種高額利潤的引誘，遂使海外貿易商

無視海禁王法，紛紛往日本從事走私貿易。其實，至萬歷三十八年（

1610

）

，對日本的誨禁

已經是名存實亡，這從福建巡撫陳于貞的《海防條議》中可以看出：

“

近奸民以眼日本之利

倍于呂宋，擅給票引，任意開洋，高桅巨舶，絡繹倭國，將來構通接濟之害，始不可言。

”

自此之后到明亡的

30

多年中．往日本貿易的走私商船數量

—

般都是直線上升，據《羅山先

生文吏》卷十二載：

“

南京、福建商舶，每歲波長崎者，自此

(

指

1610

年

)

遂多。

明朝時期海外貿易的興盛，對于文化的發展有何意義？

中國自由以來都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農業大國。而這樣一種國家定位，也讓古代中國產生了以自我為中心的思想。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國古代朝政不重視與其它國家的往來。直到明朝時期開放對國際海外貿易的交流，促進了中國經濟與文化的進步與發展。

一、明朝實行海禁政策

古代的中國朝政當時并不重視與其它國家的往來，他們只想著如何讓自己占據世界的中心，想統治世界中心的位置。這些在古代其它國家對中國的納貢的表現中就可以看出來。但是隨著宋元朝發展海外貿易，中國從此與其它國家的交流也頻繁了起來。明朝政府在前朝采取了禁海的制度，當時這項制度已經斷絕了與其它國家的文化交流。后來朝廷發現了痹端于是漸漸的開放了海禁制度。于是新的文化進入了中國老百姓的視野中，給本土文化帶來了沖擊，促進了中國的文化發展。

二、開放海外貿易對中國文化帶來了多元化

中國在世界的文化中一直都承擔著中華文化的輸出者的地位。而且中國一直對著外來的文化都非常的包容和接納的。通過海外貿易的開放，外來人員給中國帶來了不同于本土地域的物資與文化，這些東西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涵，對中國文明發展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三、開放海外貿易打開了人們的視野

最初的明朝統治者是將自己的位置放在世界的中心，為了顯示自己國家的優越，只接納國外朝貢體系，并不看重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當時的朝政對文化發展采取著非常保守的政策。明朝早期的文人墨客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也只是集中的發展著中國自己的文化，對國外的發展和變化根本就不關心。直到海禁的解封，中國與外界的接觸越來越多才打開了文人們的視野，引起了他們的重視。從而文化作品也越來越豐富了起來。

隨著明朝海禁的逐漸開放，人與人文化與文化的交流越來越廣，大家所知道的知識越來越豐富、視野也越來越廣闊。人們民族意識也逐漸的提升，西方知識的大量引入促進了中國文化的先進與發展。

如何評價明朝中后期的對外貿易？

【轉自中國經濟史論壇】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銀為何大量流入中國

作者：陳昆

【提要】明代中后期的1550年代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巨量白銀流入有兩個原因：貿易順差和套匯。文章考察了這兩個因素形成的機制。與晚明時期類似，當前我國也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究其原因是政府對貿易的干預政策所致。本文認為，不能簡單地評判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

【關鍵詞】國際競爭力；海上貿易；套匯；白銀流入

引言

自1550年代中歐海路開通至1800年代，中國保持巨額貿易順差達兩個半世紀之久，這在世界貿易史上實屬罕見。大衛.休謨[1] 著名的“價格—鑄幣流動機制”理論也無法解釋這一現象。根據這一理論，在以貴金屬為本位貨幣的時代，理論上并無一國能長期保持貿易順差。[1]葡萄牙學者馬加良斯·戈迪尼奧的研究表明，日本白銀產量的絕大部分和占美洲產量一半的世界白銀流入了中國，數量十分龐大，因此他將中國形容為一個“吸泵”，形象地說明了明清中國吸納了當時全球巨量白銀。[2]

弗蘭克[3]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

關于國際貿易，他認為，有四個地區長期保持著商品貿易逆差，它們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歐洲。美洲和日本靠出口白銀來彌補它們的貿易逆差，而非洲則靠出口黃金和奴隸彌補逆差。因此，這三個地區都能夠生產世界經濟中的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歐洲幾乎不能生產任何可供出口的商品來彌補其長期貿易赤字。于是，歐洲只能靠“經營”其他三個貿易逆差地區的出口來過日子，從非洲出口到美洲，從美洲出口到亞洲，從亞洲出口到非洲和美洲，歐洲成為全球貿易網絡中的中介。為了平衡中國似乎永久保持著的順差，世界白銀流向中國。[3]

貨幣不僅可以用來對貿易赤字進行“結算”，而且是一種能夠產生利潤的商品，是由供求法則支配的，由此產生套匯機會。供大于求的地方的白銀價格會低一些，求大于供的地方的價格會高一些，這就吸引著白銀從一地流向另一地。在16世紀和17世紀早期，歐洲人所做的就是在亞洲各國的黃金和白銀的兌換差價之間套利，以及在某些貿易往來中，尤其中國和日本的貿易往來中充當中間人的角色。任何一種貨幣都既是價值儲存器，又是各種貨幣和商品之間的交換媒介。各種面值和純度的貨幣都可以相互兌換或套利，也可以換取其他商品。因此，正是在全球范圍內的這種貨幣之間的套利兌換性以及它們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性，使得實際上所有的商品都可以在世界市場真正地運轉起來！[3]

本文循著弗蘭克的思路，從海上貿易和套匯兩個方面對明朝中后期白銀流入作一考察。

一、明代中國商品國際競爭力

據史料記載，15世紀中葉至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經濟最發達的國家。據統計，1522—1566年（嘉靖年間），中國的生鐵產量達到45，000噸，居世界第一位，而英國到1740年才達到2，000噸。1750年（乾隆十五年），中國工業總產量占世界工業總產量的32％，而全歐洲僅占23％；中國的國內貿易總值為4億銀兩。直到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GDP仍占世界經濟總量的32.4％，居世界各國的第一位。[4]

中國自明代中期以來開始逐漸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這依賴于中國強大的商品制造能力和生產出來的豐富商品。中國商品擁有千百年間發展起來的精湛工藝，質量優良。而且當時許多日用品生產技術為中國所專有，占據了有利的市場壟斷地位。就紡織品生產而言，中國是麻類纖維原產地，千余年間積累了豐富的生產技術，對麻縷“半浸半曬”、硫磺熏蒸等漂白技術均居當時世界領先水平。中國生絲制作的產品經得起海風吹拂而不變色，歐洲絲綢產品的款式、織法、圖案設計、印染工藝無不受到中國的影響和啟迪，更有甚者，英國直到1690年以后才織出質量較好的亞麻布。

明代中期，中國商品如生絲、絲織品、瓷器、茶葉、棉布、砂糖、糧食、藥材等，在國際市場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具有很強的競爭力。1629年（崇禎二年），荷蘭駐第三任長官訥茨（Nuyts）在給其國王的一份報告書中說：“中國是一個物產豐富的國家，它能夠把某些商品大量供應全世界”。 [5]當時一個西方作家也報道說：“中國人有世界上最好的糧食——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料——棉布、絲織品及皮貨。擁有這些主要物品和數不盡的其他次要的物產”。 [6]特別是中國絲貨，外國商人更是贊嘆不絕，“從中國運來的各種絲貨，以白色最受歡迎，其白如雪，歐洲沒有一種產品能比得上中國的絲貨”。 [7]根據史料記載。16—18世紀，中國向全世界出口的商品約有236種之多，其中手工業品有137種，占總數的一半以上。其中生絲、絲織品出口最多，其次是瓷器和茶葉等。

除了質量優越之外，明代中國商品的價格優勢也很突出。一方面由于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另一方面由于宋明之間中國白銀需求增長一直快于供給增長，明代白銀購買力相當于宋、元時期的兩倍，而恰在此時，美、歐正處于“價格革命”時期，歐洲各國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涉及所有工農業商品、持續約一個世紀之久的惡性通貨膨脹。在這場通貨膨脹中，西班牙、葡萄牙的物價從16世紀30年代到17世紀普遍上漲3倍左右，英國、法國、德國物價從16世紀中期開始上漲兩倍左右。這大大削弱了歐洲各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尤其是西班牙、葡萄牙兩國商品的市場競爭力。相對于歐洲各國，中國商品以白銀表示的相對價格極為低廉，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極大的價格優勢。當時國際市場上中國主要大宗出口商品與外國同類產品價格對比如下：

絲織品：墨西哥市場上中國絲織品價格是西班牙同類產品的1/3，在秘魯是1/9，在東南亞是荷蘭同類產品的1/3，在歐洲是歐洲產品的1/4-1/3；

麻織品：墨西哥市場歐洲麻織品幾乎比中國同類產品貴8倍；

銅、鐵制品：菲律賓市場中國鐵釘價格為西班牙產品的1/4，致使秘魯總督卡涅特于1590年專門派船赴菲購買中國銅、鐵制品，還有位西班牙人維拉曾建議在菲律賓購買廉價的中國銅鑄炮，然后運往墨西哥和秘魯；

生絲：1621年荷蘭東印度公司以每磅4盾的價格采購一批臺灣生絲，運到歐洲市場后售價為每磅16.8盾，毛利率達320%；

肉類、蔬菜、水果：當時的一個西班牙神甫馬丁德拉達驚嘆中國肉類、蔬菜、水果價格低得象是分文不取一樣……[8]

西歐迫切需要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香料、藥材、茶葉、瓷器、絲綢等物都深受西歐人的歡迎。由于多年戰爭和自然災害的影響，西歐能向外輸出售于東方的貨物卻非常有限，必須用現金即貴金屬白銀貨幣支付。它們只好攜帶大量銀子來中國購買貨物販回國內傾銷。所謂夷船“所載貨物無幾，大半均屬番銀”。[9]

質優價廉的中國商品在與歐洲、美洲各地商品的較量中勢如破竹。中國與歐洲、美洲海上貿易航路的開辟，為中國日用消費品獲得了廣闊的國際市場。輸入馬尼拉的中國貨物有生絲、絲織品、天鵝絨、綾絹、綢緞、棉布、麻織品、珠寶、工藝品、鋼鐵錫鉛制品、硝石、火藥、食品、家禽、家畜等，其中紡織品為大宗商品。由于西屬美洲市場需求很大，中國絲織品和棉織品很快躍居馬尼拉大商帆輸往美洲貨物榜首，并一直保持到大商帆貿易的終結。直至十八世紀末，中國絲綢等商品仍占墨西哥進口總值的63%。[10]

中國紡織品涌入菲律賓，當地土著“不復種棉織布……忘記了紡紗織布的傳統工藝技術”。在拉丁美洲，中國商品使得西班牙商品銷量到17世紀初下降了一半以上。在當時歐美人筆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漸停止紡織”，“西班牙所有的絲織工場全部毀滅了”，“中國的麻織品為印第安人和黑人所渴求，一旦中國產品短缺，盡管歐洲產品充斥市場，他們也絕不問津”，“中國絲織品以它低廉的售價、獨具特色的技藝和裝飾上的魅力，對歐洲市場構成一種挑戰” …… 諸如此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法國一些絲織品廠商為擴大銷路甚至不得不給自己的產品印上“中國制造”字樣。[11]由于西歐各國商品難以與價廉物美的中國貨競爭，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后來躋身對華貿易的荷蘭人、英國人都不得不支付巨額白銀購買中國商品，因此中國對外貿易順差一直保持到西歐工業革命之后、鴉片貿易興起前夕。

二、明代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導致白銀持續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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