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明朝官方并不認可朝貢貿易對還是錯(鄭和下西洋資料)

的。因此，一如在其誕生時一樣，在政府未來的運作過程中，國民的參與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為什么是歐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國

為什么是歐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國？

來源：開放時代

[內容提要]在技術發展的歷史上，為什么其他地區未能與歐洲同步？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失敗和成功能給我們同樣的啟迪。中國文明是唯一能夠與歐洲相媲美甚至比歐洲更早地獲得輝煌成就的文明。中國曾有兩次機會：首先，在自有的傳統和成就的基礎上產生出可以持續的、自我支撐的科技進步的過程；第二，在十六世紀外國列強踏上中國領土的時候就學習歐洲的科技。中國兩次錯失良機。如何解釋第一次機會的流失？我強調市場的作用：事實是，在歐洲企業是自由的，創新得以進行而且能夠得到回報；而在中國則缺乏自由的市場和制度化的產權，中國政府總是在干預私營企業。至于第二次錯失機會，原因在于中國文化上的自負加上日益嚴重的苛政，使得中國尤其不善學習。

世界技術史是一個漫長的倒轉史。直到人類歷史第一個千年的末期，在財富和知識上亞洲文明還都遙遙領先于歐洲。中世紀（即十世紀）的歐洲已失去了希臘、羅馬時期的勢力和輝煌，喪失了它所曾經擁有的科學技術，經濟全面倒退到自給自足。那個時候的歐洲鮮有與其他地區的貿易，因為它并無盈余可以出售，至于需要從外部購買的貨品，也主要仰仗販賣人口來支付。無論是奴隸出口還是渴求工作的人們持續外移，都是當時深陷貧困的歐洲最真實的寫照。

五百年之后，情形逆轉。我希望以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概括這一變化：1498年葡萄牙人在伽瑪的率領下探訪印度洋。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有些學者可能會說那只是個偶然，穆斯林的水手們，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國人可以同樣偶然地從另一個方向輕易建立這種聯系。中國人不是在十五世紀初就派出了下西洋的船隊，直抵非洲的東海岸？他們的船隊更大、更好，也比葡萄牙人更早。

你不能不信。在今天關于亞洲的領先性的斷言尤為引人注目，因為一波新的逆轉正將亞洲再度推向前臺。只是以歐洲為中心的成就和轉型故事難以勾勒出一部“多文化的”世界史。所以，一種新的擬想的（政治上正確的）正統學說會使我們相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國家在印度洋的收獲，以及隨后西班牙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對新世界的征服）使得歐洲從邊陲小邦發展成幾個世紀的世界主宰者和掠奪者。這個神話的詮釋者們堅信，那個時候很多非歐洲社會本身正處于科技突破的邊緣，實際上是歐洲的專橫（根據托馬斯•格雷“墓園挽歌”一詩），“封凍了天才的（亞洲）精神思潮”。

有別于這種“偶然（或者幸運）成就歷史”的觀點，另一種看法是杰克•古迪（Goody，1996）在《西方中的東方》一書中提出的搖擺不定說。一切都起始于青銅器時代所謂的共同遺產，但此后不同的地區各自發展，有些發展快的地區被追趕或超越，然后又落后于別人。所以，歐洲只是特別幸運，在面向工業革命的重大轉折中占了先機。但現在亞洲的轉折即將到來，事實上已經到來。正如古迪所言（pp.231-231）：“這是一場持續至今的鐘擺運動，現在東方在經濟事務上開始主宰西方。”至于試圖弄清歐洲成功的種種努力——特別是那些基于所謂歐洲具備而中國缺乏的內在特質的解釋——這樣的努力于事無補。古迪寫道（p238）：

……因為所有這些特質在（中國）早期曾經出現過。這樣的討論本身可以被看作代表著歐洲人一種可以理解但是扭曲的傾向，即夸大歐洲人對世界甚至是對“西方文明”的貢獻，該傾向因歐洲人在過去幾個世紀中不容置疑的成就而得以加強。這種對自我的夸大必然伴隨著對他人的貶低，沾沾自喜是一種零和游戲。

當然，并非只有西方人提到歐洲人的內在特質。一位在十八世紀末訪問過英國的印度穆斯林Thus Abu Talib這樣評價英國在機械化進程中的領先地位，他說（引自Khan，1998，p.303）：“英國人天生具備技術創新的激情。他們擁有發明的技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工作也樂于借助機械設備而不是靠手工來完成。他們利用技術設備的激情如此高昂，以至于只有在具備必要的設備的情況下，他們才會工作。”他繼續評論道：“法國人就不是這個樣子。”①

我在后面還會再談這個修正論式的爭論。這里我們足以斷言：（1）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幾個世紀的理性探索和航海（南大西洋）的可行性提高的結果。傳統航海技術只能允許船只沿著海岸線航行，而南大西洋就是難以企及的領域。航海技術能力的提高涉及到天文觀測和計算知識的系統應用，這是穆斯林的發明，主要被猶太人廣泛傳播。這些知識使葡萄牙人能跟著風向和水流穿越南大西洋，后來再利用緯度知識繞過非洲的頂端進入印度洋。（2）中國人放棄探索西方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偶發的政治事件，但是，從根本上說，這也反映出中國社會和文明的價值觀和結構。（3）歐洲人對科技成就的采用是基于動力技術上的不平等（更好的火藥、更好的槍支）和航海技術方面的優勢。

歐洲勢力擴展到世界的其它部分正是這樣或那樣的顯見優勢的體現。為什么其它地方沒能與歐洲保持同步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問題。因為，從失敗中汲取的教訓與從成功中獲得的經驗同等重要。我們不可能研究每一個非歐洲國家或文明，但是有三個文明確實值得深入研究，這就是伊斯蘭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本文著重談中國。

一、第一次機會：有科學而無發展

中國文明是唯一能夠與歐洲相媲美甚至比歐洲更早地獲得輝煌成就的文明。中國曾有兩次機會：首先，在自有的傳統和成就的基礎上產生出可以持續的、自我支撐的科技進步的過程；第二，在十六世紀外國列強踏上中國領土的時候就學習歐洲的科技。中國兩次錯失良機。

關于中國第一次錯失良機，很多學者作了調查和分析。但是，這仍是一個謎。例如，中國專家告訴我們，在工業技術的許多領域，中國一直領先于歐洲：在紡織業，中國在十三世紀就有了動力驅動的紡織機，比英國人在工業革命中學會水力紡織機和走綻紡織機早了約五百年；再如煉鐵，中國人早就學會在鼓風爐中用煤或焦炭（而不是木炭）來化鐵，到十一世紀末生鐵產量已經達到約12.5萬噸，而英國人七百年之后才達到這種水平（參見Elvin，1973，p.85）。②總之，你可以列出一長串中國人領先的事例：獨輪車、馬鐙、固定馬領圈（防止窒息）、指南針、造紙、印刷術、火藥、陶瓷。（但是不包括馬蹄鐵，這意味著中國人不會利用馬匹從事運輸）。

難解之處在于為什么中國人沒能認識到他們的某些最重要的發明的潛力。通常人們都認為知識和技術秘訣是積累起來的，一旦人們掌握了某種先進技術，這種技術就會取代古老的方法，得以廣泛利用。但是，中國工業的發展歷史卻提供了許多技術退步和遺棄的事例。用來紡織大麻纖維的機器從來沒有在棉紡生產中被采用，棉花紡織一直沒能實現機械化；煤炭/焦碳冶煉被棄用。Elvin（1973，pp.297-298）質疑，這究竟為什么？

看來，沒有任何常規解釋能夠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訴我們，為什么在一段總體說來處于繁榮擴展的時期內，中國經濟沒有出現技術進步。幾乎每一種被歷史學家視為導致西北歐工業革命發生的重要因素在中國都曾經具備。甚至中國也發生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關系的革命，至少在農村是這樣。但這對生產技術沒能產生任何重要影響。唯一缺乏的是伽利略—牛頓式的科學，但是從短期考慮，這并不重要。如果中國人能像十七世紀的歐洲人那樣癡迷于修補和改進，把王晨（音譯，Wang Chen）所描述的基礎模型發展為高效的紡織機并非難事。蒸汽機雖然復雜些，但是對于在宋代就已經造出雙活塞噴火器的中國人而言，應該也沒有什么難以逾越的困難。關鍵在于沒有人嘗試。在農業以外的多數領域，科技知識的缺乏并不是中國技術發展的停滯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漢學家們已經提出了部分解釋。我認為其中最有說服力的有如下幾點：

首先，中國缺乏自由市場和制度化的財產權。中國的政府總是插手干預私人企業——壟斷專營、明令禁止、操控價格、索取賄賂。在不同的時代，政府受不同動機驅使，或是為了保存勞力從事農業生產；或是為了控制重要資源（例如鹽和鐵）；又或許是基于對收入的渴求（下金蛋的鵝的故事在中國廣為流傳）；或是懼怕或反對人們自我修養（self-enrichment）反過來會導致廣泛的腐敗和尋租；或是基于對海外貿易的反感，天國（天朝）認為海外貿易不符合皇上的利益，是分裂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的緣由，甚至會縱容人們外逃。事實上，這種政府干預也遭到人們的規避和抵制；而政府的不同需要迫使政府對此有一定程度的容忍。還有，目標、目的和理想就是安土重遷和難以言喻的靜止不變。1368年新皇帝登基后，以本土王朝（明朝）取代了戰敗的蒙古侵略者，他建都南京，年號洪武。請讀者不要被這個年號蒙蔽，洪武的目的恰恰不是戰爭，他希望的是固定的疆域，人們必須安分于本土，未經政府許可人們不得擅自遷移，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到國外。未經許可擅自出國者回國后有可能被斬首。明朝的法令也旨在阻止社會的流動性，擅自轉變職業者會被嚴懲。關于這個問題，Timothy Brook（1998，p.Ⅶ）引用了洪武帝最喜歡的座右銘：

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由于政府試圖禁止所有的海外貿易，上述狀況在明朝（1368－1644）登峰造極。③這種禁令自然會導致規避、走私，隨之而來的是腐敗（保護費）、緝私、沒收和懲罰。所有這些必然扼殺主動性，增加了交易的風險和成本，使有能力的人們不愿意經商或發展工業。

中國沒能實現其科學技術的經濟潛力的第二個原因涉及到更大的社會價值問題。偉大的匈－德－法（Hungarian-German-French）漢學家Etienne Balazs（[1968]1988，另見Balazs，1964）認為中國夭折的技術是極權統治大格局下的一部分。他注意到中國沒有自由，在乎習俗和輿論。他的分析值得我們回味：

如果我們認為極權主義就是國家及其執行機構和職能部門無一例外地控制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那么，中國社會就是高度極權化的社會……沒有私人計劃，沒有任何公共生活可以逃離官府的控制。國家意欲壟斷了大量的事務，包括大宗消費品：鹽、鐵、茶、酒、外貿。教育也是壟斷的，戒備森嚴。特別是對文字的壟斷（我是想說，對出版的壟斷）：任何未經審查的非官方書寫物，幾乎都不可能到達民眾手中。但是摩洛克政府（Moloch-State）的范圍，官僚體系的權勢卻得到巨大的發展。當時對人們的服飾、對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也有管制；一個人穿什么顏色的衣服，聽什么音樂，過什么節日，所有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規矩，死有死的規矩。從生到死，人們一生中的一舉一動都處在國家的密切監視之下。這是一種充滿文書和煩惱的政權，無盡的文書，無盡的煩惱。

如果沒有被政府的壓制而窒息，曾經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絲綢、茶、瓷器、紙張、印刷——的中國人的聰明和創造力，無疑會讓中國更富足，或許會把它帶入現代工業社會。是政府扼殺了中國的技術進步。政府不僅把一切可能反政府或者觸犯政府利益的事物扼殺在萌芽之中，而且還因為以國家利益為借口而強行灌輸的習俗。這樣一種恪守傳統、固定不變、循規蹈矩的氣氛，完全違背自由探索精神，使得任何創新、任何沒有事先獲得批準的計劃都遭受質疑。

簡言之，回到Elvin（1973）的觀點，中國人沒能在已掌握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原因是沒有人嘗試。怎么會嘗試呢？中國人根本沒有不受干擾的資源來反對官府的干涉和欺壓，他們只能依靠與個人或家族間的協作取代商業上多變的或制度化的慣例。在這種情況下，個人之間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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