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朝貢貿易開始衰落(日本與明朝的朝貢貿易)

次出使“西洋”，遍及今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包括孟加拉灣及其沿岸，印度半島，阿拉伯海及其沿岸的30多個亞非國家，中國船隊直達東非海岸。這一壯舉，使中國古代官方貿易達到高峰。明中葉后至清代前期，中國海外貿易因“海禁”和“遷界”而走向衰落。與此同時，歐美各國相繼來華貿易。葡萄牙(1518)、西班牙(1575)、荷蘭(1604)、英國(1637)、法國(1660)、美國(1784)以及丹麥、瑞典和德國等均先后與中國通商貿易。它們在中國建立商館、開設商行，成為清代海外貿易的主要國家。

[鄭和西航示意圖]

貿易港口 隨著海外貿易關系發展，中國貿易港口遍及沿海各地，進出口商品不斷增多。主要貿易港口有：廣州、泉州、福州、漳州月港（今福建龍海海澄）、杭州、揚州、明州（又稱慶元，今浙江寧波）、楚州（今江蘇淮安）、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縣）、溫州、江陰軍（今江蘇江陰）、澉浦（今浙江海鹽南杭州灣北岸）、上海、登州（今山東蓬萊）和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等。其中，以廣州、泉州、杭州和寧波最為重要。出口商品多為手工業品和農產品,主要有:絲綢、瓷器、茶葉、土布、金銀器皿、金屬制品、錢幣及各種生活用品等。進口商品多為奢侈品，主要有：各種珍寶、香料、藥材、毛織品、棉織品、棉花及各種雜貨等。18世紀以后，還有大量鴉片輸入。

[元代泉州港]

經營方式和管理機構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分官方貿易和私人貿易,以官方貿易為主。其中,以朝廷間互贈禮品形式出現的“朝貢貿易”和隨之而來的“隨貢貿易”，是官方貿易的主要形式。其次是官府采辦，即由官府派遣專人出海貿易,以謀取奢侈品和厚利官府采辦是“朝貢貿易”的補充。

私人貿易早于官方貿易。最初為濱海商民進行的近海貿易。以后,逐步由近海伸向遠海。自明中葉以后,由于商業資本發展和官方貿易衰落，私人貿易漸趨重要。私人貿易有合法和走私兩種形式。合法貿易是在官府控制下進行的，有種種限制。因此，走私貿易是經常存在的，明清海禁時期，私人貿易則多以走私方式進行。從事私人海外貿易者，有權貴官吏、大商人、中小商人和游民等。宋元間,稱從事海外貿易的民間商人為舶商,在戶籍上稱為舶戶。明清間，隨著私人貿易發展，還出現了由官府特許居間貿易的壟斷商人或團體。

[爪哇市場上的中國商人（明代）]

中國古代海外貿易管理機構有市舶司和海關。自唐迄明是由市舶使、市舶司進行管理。唐于 714年在廣州設市舶使。宋于971年在廣州始設市舶司,其后分別在八個主要港口設置市舶司、市舶務或市舶場。元代，先后在七個主要港口設立了市舶司,還規定了市舶條例1293年，正式制訂了《市舶法則》23條（實際22條），1314年，又修訂重頒了《市舶法則》22條，進一步完善了市舶管理制度。明代承宋元舊制，仍由市舶司管理海外貿易。

清代始設海關。1684年,清廷廢除海禁。1685年,開澳門、漳州、寧波和云臺山四港對外通商，并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和江海關。清廷還制訂了一系列關稅稅則和管理辦法。從此，海關代替歷代市舶機構管理海外貿易。以后，鑒于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違法行為，清廷于1757年只準廣州一口貿易,由粵海關加強管理,直至鴉片戰爭后才開五口通商。

鴉片戰爭后，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古代獨立自主的海外貿易逐步變為半殖民地性的海外貿易。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充分表露了封建統治者天朝上國意識，清政府的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論及“中國世界秩序”，經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間的禮儀（叩頭）之爭，體現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抑或臣屬與宗主之間的關系。清政府堅持“外交”禮儀，其核心在于維護固有的“外藩”對“天朝”的朝貢體制，“華夷之辨”，反映的是華夏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及其與周圍其他民族的差異，處于朝貢體系之外的其他“外之邦”更是“夷上加夷”，諸如“英夷”等。但在“中國世界秩序”存續期間，中國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強大的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奴役、掠奪和圖謀體系內的朝貢國；大多數時候，朝貢在經濟上是無利可圖的，甚至成為王朝的負擔；朝貢國遇內亂外患，還要盡責安攘保護。早在明萬歷年間，朝貢諸國分“東南夷（上）”、“東南夷（下）”、“北狄”、“東北夷”和“西戎”計142國（部族）。延至清中期前，又有增加。盡管走私貿易日盛，但基于禁海、一口通商等貿易管制政策的朝貢貿易依然是中外經濟交往的主體。

可見，鴉片戰爭前夕，如果說存在著近代意義上的世界體系，也是一種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其區別則在于內斂或擴張性的戰略構想及其支配的資本體系的性質。有論者通過研究16～18世紀歐亞發展趨勢上的差異得出，歐洲的發展模式導致了許多海外帝國和爭奪流動資本的國際競爭體系的形成，而東亞模式則趨向于經濟自足的國家和鮮有為流動資本而競爭的國際體系，甚至19世紀東亞與歐洲在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大沖突，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兩個世界區域早期發展路徑上的差異[9]14-15。這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當時非對稱體系的重要特征。在封建權貴資本體系支配下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內聚型體制，以強化中心區政治經濟地位為重心，以“德治”來維系等級秩序，以守成為重任，以歸化為職守。中國經濟的自給自足性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文化傳統上的華夷觀，妨礙了海權觀念的形成；而北方邊防的長期威脅，制約著明清政府對于海防的建設，迫使他們本能地通過閉關政策來進行自我保護。與此相對應，歐洲民族國家盡管保持著政治意義上的主權獨立與平等，但實際上存在于一個由英國占支配地位的西方世界體系中，在激烈的競爭和頻繁的戰爭中勝出的英國，以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后盾推行貿易“自由主義”而追求機械化的商業運輸和生產體系在全球的擴張。不僅如此，在近代商業資本支配下的英國在歐洲主導和維護這一力量均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制造了一種樣板效應，即英國行使主導權（如海上貿易保護）是為了實現普遍的利益[14]57、66-71。英國在“自由貿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著全球近1/3的貿易，將大多數國家拉入英國主導的貿易網，這一體系成為各國資本投向和獲取財富的唯一路徑。這種話語霸權下的“普遍利益”越是被各國所堅信，英國對這一體系的控制就越容易，代價也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