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有誰跟武漢香遠堂貿易合作過(武漢有趣的地名的來歷)

，王敦之亂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后，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并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訌。王敦專權后，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王敦之亂被平定，瑯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①，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荊州士女相慶”。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因此他“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后，是自棄也。’”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余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他自己如此，要求部下也這樣。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后，荊州大饑，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饑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咸蒙濟賴。”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于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采取的措施。因此他“務勤稼穡，雖戎陣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于農稼，家給人足。”在他治理下，“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這種說法顯然有夸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縝密細致。他曾主持造船，命將木屑和竹頭全部收集起來。眾人不知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幾十年后，桓溫為荊州刺史。桓溫伐蜀大造船，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御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后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于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于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并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于己門。侃后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

陶侃的才干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于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編輯本段]都督八州，懷止足之分

太寧三年（325）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于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系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系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應詹咸和元年（326）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可見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與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咸和三年，歷陽太守蘇峻起兵反叛朗廷，使醞釀中的荊、揚矛盾出現變化。蘇峻攻進建康，挾持了小皇帝，庾亮逃往江州。此時，憑江州兵難以平定蘇峻之亂。溫嶠遂邀陶侃率荊州兵同赴國難。明帝死時，陶侃因“不預顧命”一直懷疑是庾亮作了手腳。后庾亮修石頭城，也是針對他的。舊怨未消，又讓他來對付因庾亮處置失當引起的蘇峻之亂。陶侃“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溫嶠屢說而不允。后溫嶠“固請之”，其子陶瞻又為蘇峻所殺，即“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荊州軍至江州，議者咸謂陶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陶侃若殺庾亮，勢必影響與溫嶠的關系，從而可能導致平叛軍隊的分裂。時庾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庾亮有高名，為名士翹楚。他來謝罪，實出意外。陶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但仍憤憤地對庾亮說：“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庾亮、溫嶠同赴建康。陶侃以大局為重，捐棄前嫌，使諸軍能夠同心協力，終于平定叛亂。

在平定蘇峻之亂中，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蘇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驍勇善戰。庾亮率軍進攻，為峻軍所敗，乃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而。’”陶侃對庾亮如此寬容，諸將誰不力戰。其次，陶侃能聽從建議和意見。如招郗鑒自廣陵渡江扼守京口，對于東西夾擊蘇峻起了重要作用。諸軍與蘇峻軍戰，數戰皆敗。溫嶠軍乏食，乞借糧，陶侃不欲借，并要撤軍回荊州。經人勸解，陶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并打消撤軍念頭。蘇峻之亂終于在諸軍合作下得以平定。東晉政局危而復安。自此以后，由于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約和東晉政治格局的變化，江南保持了七十余年的安定局面，沒有出現大的動亂。社會的安定對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陶侃對于促進這一局面的出現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蘇峻之亂后，陶侃因功而升為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封長沙郡公，仍駐荊州。咸和五年（330）江州刺史劉胤為后將軍郭默所殺。執政的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知此事，指責王導這種縱容作法，隨即起兵抵江州，將郭默等斬首。實際上，王導和陶侃對郭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江州的爭奪。王導對郭默擅殺劉胤表示的容忍態度，在于要籠絡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責王導并迅速出兵，是要將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奪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長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力之煊赫，在東晉一朝也是屈指可數的。

《晉書·陶侃傳》稱侃曾“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后代一些史家認為陶侃一生盡心于國，“折翼”云云是《晉書》作者的誣枉。但通觀東晉一代，荊州刺史以其所處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或與中央對抗，或遙制朝權，陶侃也不會例外。況且，咸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后曾欲起兵廢黜執政的王導。所以，《晉書》所云陶侃“潛有窺窬之志”是有根據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總上流卻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這與陶侃的經歷和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愿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斗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②。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占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咸和四年（329），徐州刺史郗鑒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余里，便于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咸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征求郗鑒的意見，因“郗鑒不從乃止”。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余，珍奇寶貨富于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后趙。咸和七年（322）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后趙占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后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①，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咸和九年（334）六月，陶侃在病中上表遜位，遣人將官印節傳等送還朝廷。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后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第二天，竟死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武漢有趣的地名的來歷

滄海變遷 武漢三鎮的由來

武昌：三國時孫權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現在的蛇山筑城，稱夏口；公元280年，晉朝將江夏郡改為武昌郡，即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時曾設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縣為武昌縣，武昌即成為正式名稱。?

漢口：南北朝時期，漢口作為地名在史籍上出現。今天的漢口其實只有500余年歷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漢水原來從龜山南邊注入長江，成化年間其主流則從龜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長江。漢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帶，至清嘉慶年間發展成為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廣東佛山并稱四大名鎮之盛譽的漢口。鴉片戰爭后漢口開埠通商，發展更趨快速。?

漢陽：公元606年，即隋朝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漢陽名稱自此開始。唐代將縣治移至漢陽市區后，才迅速發展起來。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將武昌與漢口(轄漢陽縣)兩市合并作為首都，并定名為武漢。今天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組合而成的“武漢市”，其歷史只有74年。

一元路至六合路的路名變遷

在漢口江邊,有六條非常有特點的路名，這就是一元路、二曜路、三陽路、四唯路、五福路和六合路。

這六條路原是德租界內直通碼頭的、和沿江大道垂直的道路。德租界時期，這六條路具有雙重名稱。對德國人而言，這六條路是用德國殖民者的名稱命名的。如皓街稱為奧古斯都街（Augusta street），福街稱為維多利亞街(Victoria street)，祿街稱為烏特森街(Utsen street)，壽街稱為尼恩街(Nien street)，寶街稱為夏羅特街(Cnarlotten street)，實街稱為多羅遜街(Dorotheen street)。

很有意思的是，對華人而言，德租界卻采取了另一種命名方式，即以這六條街的德語音譯，稍加改變，配上符合中國風俗習慣的吉祥字來命名，從而使路名具有了濃厚的中國民間風俗和喜慶的意味，這就是皓街、福街、祿街、壽街、寶街和實街。相當有特點。

那么，這六條路名什么時候改稱為一元路至六合路的呢？據《武漢地名志》記載，1926年國民革命軍進入武漢后，國民政府將此六條路賦予了新的涵義。取“一元復始，萬象更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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