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朝貢貿易的目的(朝貢貿易目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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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政治上的需求，明朝作為天朝上國，統治者需要向天下宣傳禮儀教化和進行經貿往來，以此來鞏固“天下共主”的統治......

朝貢貿易產生的原因

朝貢外交是中國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種外交體系，其立足點是傳統政治思想中的中心大國的定位。

自商周以來，中原王朝都一直認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國”，是世界的主體，故自稱“中國”、“中華”；而周邊乃至更遠的地區與國家都是蠻夷戎狄居住的化外之地。這樣，他們與中原王朝的關系自然被限定為自下而上的朝貢關系。朝貢外交的實質是名義上的宗主認同外交，并不是擴張式的帝國外交，因而，在政策導向上則是“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在實施過程中，便形成了一個定式：凡肯朝貢的國家、地區、部族，不論遠近，不論是否有過恩怨前嫌，一概慨然接納；凡要與中原王朝建立關系、展開外交者、必須以朝貢方式進行。進至清朝，外國使節們到來后，都要先安排學習各種朝貢禮儀，會見之時，要以藩屬朝貢覲見之方式，行跪拜禮。

在這一外交政策下，中國歷史上的對外戰爭也就很少有掠奪性戰爭，很少有主動進攻的戰爭，防御性戰爭遠多于進攻性戰爭。

除極少數歷史時期外，即使是進攻，也是以攻為守，而不是出于掠奪的需求。這樣，中國古代王朝的對外戰爭大多都是勞民傷財，最終導致了國庫空虛，國內各種矛盾激化；而且戰爭獲勝后，對于肯向王朝稱臣納貢降服者，往往是賞賜有加。因而可以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勝仗。

與之相聯系，中國歷代王朝除成吉思汗外，很少進行過真正的遠征。為數很少的幾次遠距離作戰，也都在自己的附屬國中，即便是漢武、唐宗之偉業，也不是依托軍事征服，他們在軍事打擊之后多班師回朝，退回原地，只要求對主的附屬與臣服。而在西方歷史上，只要有強大帝國的出現，必然伴隨著一系列的軍事征服與遠征，無論是亞述帝國、羅馬帝國還是后來的奧斯曼帝國，都是如此。其原因當在于東西方經濟結構與文化社會結構的不同所致。

在這一外交政策下，中國王朝的對外交往不僅不以經濟利益為目的，相反，還以經濟的付出換取朝貢來儀的名義。

自漢以來，凡來朝貢者，中國王朝都大量回饋，盛情相待。漢武帝曾專門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讓他們陪同出游各地。清王朝為接待英國馬嘎爾尼使團所用招待費用不下十七萬英鎊，全部費用耗費白銀八十五萬兩左右。為了讓英國“貢使”看到中國“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還安排馬嘎爾尼一行由內陸至廣州，也是沿途款待，勞民傷財。中國使臣之外行，則是多攜禮物，大量贈送。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時，即率隨員三百人，帶牛羊萬頭以及大批的絹帛、錢幣、價值“數千巨萬”；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就有寶船六十二艘、士卒兩萬七千多人，并帶有大量的絹帛、瓷器、茶葉以及金銀錢幣。每到一地，都是大加贈送，動員當地首領到中土朝貢，并不攻城略地或進行經濟掠奪。鄭和七次下西洋，都是如此。這樣，各國前來朝貢者大大增加，從一般使臣到國王本人，往來者不絕。但明王朝的財政卻無法維系這一“盛舉”，致使國庫空虛，財政危機。這與晚于鄭和的哥倫布等人開辟新航路的結果大相徑庭。

在這一外交政策之下，中國王朝的對外貿易也有著突出的朝貢貿易色彩。

所謂朝貢貿易，就是通過兩國官方使節的往返，以禮物贈答進行交換的貿易方式。在中國古代，每一次官方使節的往返都伴隨著禮物的“交易”。如曹魏明帝時，倭國女王遣使送來牲口十人、班布二匹三丈，明帝贈還錦五匹、毛毯十張、各色絲織物百匹，以“答所獻貢值”。南朝劉宋時代，印度笈多王朝旃陀羅笈多二世專門致書宋文帝，提出“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愿二國信使往來不絕”，其用意是要劉宋也同樣對待，以達到交易的目的。除此之外，中外商人打著朝貢、奉使的旗號進行國際貿易者更是不乏其人。如張騫以后，西遣的使節多貧人子弟與“妄言無行之徒”，他們只是要“私具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這樣憑借政府資本以使節名義出行的商人“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多者十余（輩）。”也難怪大宛對于這些人“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外國使節中也不乏冒名的商人。 賓“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東漢時到洛陽的羅馬敦王的使節，后人一致認為是大秦商人偽托。這一貿易形式一直延續到明清時代。

明清時代，面對近代國際貿易的不斷發展，他們仍然頑固地認為：“天朝物產豐富，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一方面堅持把貿易歸入朝貢體系中；另一方面，繼續奉行“厚往薄來”的政策。如明朝即規定：“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貨來，皆倍償其價。”這樣的朝貢貿易自然會使各國紛紛來“貢”，其結果則是明王朝“歲時頒賜，庫藏為虛”。只好對來貢者的時間、次數加以限制。如明朝對安南即規定三年一貢，使者不過三四人，但安南卻總是提前來貢，人數與貢物也超出規定。其目的當然是要換回更大的經濟利益。

當然，在朝貢貿易中，中國王朝并不是無所要求，更不是不講回報。只是在這一貿易體系中，政治動機大于經濟目的，奢侈消費的需求大于對商業利潤的追求。他們的根本動機是造就“四海賓服，八方來儀”的宏大場面。而對奢侈性消費的需求又使官方外貿的著眼點放到了使用價值上，不注重貨幣的增值。西漢桑弘羊就主張“天下高我下，天下輕我重”，即低價出口，高價進口，使轉口商人獲取超額利潤，而封建政府則得到使用價值的滿足。至于流出的大量黃金與絹帛，在他們看來都是“纖微之貢，所以誘外國而釣胡羌之寶也”。由于對外貿易的入超，中國黃金、銅幣大量外流，形成了“府庫之藏流于外國”的局面，這對中國古代國家的財政產生了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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