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杭州嘉樸貿易有限公司(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牛二車一，欲星馳回洛，光復舊業。奈一牛忽斃，不可行，且聞洛邑遭殘破甚慘，不堪回首。因就石橋結廬舍，辟草萊，遂家焉，綿延至今。【后】者咸謂天定之，然非祖功默積于前，流逃中淪喪者不少，烏能易地崛起而肇基之盛若此？至二世岐山公，偕弟（諱鳳業）服先疇，增前業，動心忍性，積德行善，而家道漸亨。至三世玉佩公（諱璜），寢熾寢昌，大振宗風，行仁講讓，扶危濟困，聲譽播于遐邇，蜚宗德之盛。有以繼起于后世之旋起旋蹶者，也（亦）不少，又烏能瓜瓞益綿，衣冠益盛，鳳毛麟趾，翽翽振振若是哉？故曰：天定之，而實由人定之也。今大宗四世孫宗子太學（諱克睿）與賢昆季輩，悲遠譜之喪失，難以稽改，計自南陽入籍以來，已經六世。（欲）纂譜系，修祠宇，命余作序。余欣然操管，謂此盛舉不惟春露秋霜，上達木本水源之悃，而且左昭右穆，下聯同氣連枝之誼。以此步芳規遵遺范，貧富不相【耀】，貴賤不相隔，賢愚不相棄，血脈相貫，有分形無分氣；痛癢相關，有異爨無異派。則本以達本而枝之茂，無時已源以開源，而流之長無時息將和，氣日薰休，徵日萃受，厘者皆受。易之英夢熊者，皆夢松之彥其昌。大豈易量哉！

龍飛乾隆二十三年菊月 彀旦

揀選知縣辛酉科舉人同里年家眷弟游處厚謹識

日照丁家

說起日照丁家，不由得使人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浩劫。文革間，聽說上面的一位大人物對青島開展的“一打三反”很不滿意，說什么“日照的丁家、諸城的張家、清朝的遺老都跑到青島去了”，言外之意好像青島應該挖出些很大很大的階級敵人來。筆者當時正在青島休假，閑談中曾問起家父。據家父言，日照丁家要數丁惟汾官大了，解放前一部分丁家人去了臺灣，還有的在海外。而今在青島的丁氏人家，大都是些工人、教員、職員、店員之類。話說到這里，筆者僅就所知，略談一下日照的丁家。

右海公名聲傳鄉里 日照丁氏繁衍生息

說起丁家，還要從明朝開始。明朝初年，自江蘇北部海州地區有個叫丁順的，舉家遷居到日照城南的劉家寨東側兩河里，因沒文化知識，只得以開荒種地為生。幾經繁衍，人口漸多，后來人稱此地為丁家莊。以后又有徙居濤雒者。隨著人口家戶的增加，丁氏慢慢的分布于日照南北各鄉鎮。

到了明朝的天后年間，濤雒有位叫丁允元的，字長仁，號右海，考上了舉人。后于崇禎年間又中了進士，人稱右海公。出任過給事中、蘇州知府、廬州兵備道之職。

明朝后期，徭役甚繁，各方地主豪強又趁機作亂，壓迫百姓，剝削十分慘重，真可謂民不聊生。有點土地的百姓常被逼得傾家蕩產。當時朝廷重科舉，凡為官人家，有免除徭役之特權。有些地方的鄉民百姓便不講代價的將土地交與為官者，為求得保護而甘做佃戶。這樣，鄉里便出現了家上有上千頃土地的富貴人家。

右海公為官后，也有來交土地的鄉鄰，一時受保護之人頗多。右海公把土地接下后，祭祀過土地神，然后囑令其家人將地券全部以火焚之，并還土地與鄉民百姓。百姓見此，無不感激落淚。自此，右海公之事跡傳遍日照。

右海公在廬州為官時，有個邪惡之徒胡作非為，暴戾恣睢，一時冤死的人很多。右海公調查后拍案而起，與這個人進行斗爭，并拯救出兩千余人，平民百姓都非常感激他。

然而，此事被上面的官員得知后，上奏一本，是右海公被革職。他憤然而去。后此事雖經查明，補封他為榆林道，但他的仕途從此而止，沒有再做官。

自此。百姓更崇敬他，他的聲望也越來越高，這件事也成了一段膾炙人口的佳話。右海公的后代做了官的，也都能以愛民為本，為民辦事，繼承了先輩的作風（右海公之事見“蘇州名宦祠”、“廬州德政碑”）。

明朝一代，270余年，丁氏人口繁衍增多，不是也有遷到別處去的。如山東之莒縣、臨沂、安邱、濰縣、即墨、海陽等地。

清朝一代，近300年間，日照丁氏一族共有進士15人（內翰林2人），舉人34人，恩、拔、優、歲、副貢生60人。因科名較多，家風忠厚，丁氏在日照被尊為望族。隨著清朝這個最后的封建王朝的滅亡，興起于隋文帝開皇七年（公元587年），歷經唐、宋、元、明、清，長達13000余年的科舉制也隨之消亡。

“七七”事變后，我國的西南、南北、東北都有丁氏人家，乃至歐洲、美洲，亦有丁氏族人流寓定居。

留學參政筆耕 惟汾留名丁氏

西方國家的教育制度在清朝末期已傳播到中國。到了民國時代，各地大、中、小學校如雨后春筍在各地破土而出。

此時，丁氏人才更盛，文武專科以上者不下二三百人，內有博士、碩士三十余人。出國留學之風在日照也悄然興起。

丁惟汾是出國留學者之一。1904年，丁惟汾（1874-1954）赴日本的明治大學學習法律。次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1912年任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后參加護國、護法運動。1924年奉孫中山之命到北京設立國民黨北方執行部。1927年后任國民黨青年部、宣傳部、訓練部部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著作有《毛詩解故》、《毛詩韻律》、《爾雅識品》等。另據筆者所知，民國年代，丁惟汾為國民黨元老之一。其與先夫人生有四女一男，長女丁玉倩，二女丁玉仙，三女丁玉儉，四女丁玉修，一男少亡。夫人故后，與后娶夫人生有一女一男。男孩名叫丁履全，女孩名叫丁玉雋。玉雋初中初中畢業后，去日本留了幾年學，與黃炎培之子黃萬里結為夫妻。

晉商票號產生的歷史原因、條件、特點、影響

山西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一種金融信用機構。開始主要承攬匯兌業務，后來也進行存放款等業務。山西票號的產生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條件，具體來說主要是：

第一，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到了明代中葉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國外白銀流入的刺激，商品貨幣經濟有了較為明顯的發展。這種發展延續到清代前期，特別是康熙、乾隆時期，國內政治安定，農業生產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較前更為活躍。國內市場擴展，不但有眾多地方性市場興起，而且全國的大市場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清人劉獻廷說：“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維漢口耳。”（劉獻廷《廣陽雜記》卷四）商品經濟的發展為商品的轉軌開辟了廣闊的流通幅度，自然地對貨幣金融提出了新要求，促使封建金融機構開始突破單純兌換范圍，逐步過渡到信貸階段。另方面，埠際貿易開展，使商品流通幅度擴大，出現了不同地區債務清算和現金平衡等新問題，于是需要匯兌專業化。

第二，社會商品貨幣經濟已有所發展，對金融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條件。銀幣的廣泛使用，大致是從明英宗正統時（1436——1449）田賦折收金花銀開始，萬歷年間（1573——1620）實行一條鞭法，規定向政府交納的田賦、徭役、土貢、雜役等按人丁土地的一定比例全部并入地畝，折銀征收。這一稅制改革，是中國歷史上封建勞役經濟轉向貨幣經濟的一大進步。但是后來由于社會危機的加深和貨幣使用普及受客觀條件的約束，一條鞭法并未能全部貫徹執行。清初，對賦役規定銀米兼收，后來除了部分清糧外，幾乎全部征收銀兩和錢。17世紀后，清朝的征收賦役和發放薪餉一律用銀。而且貨幣地租也有新發展。

我們知道，從產品地租到貨幣地租的轉化，要以商業、城市工業、一般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有了比較顯著的發展為前提。這種轉化還以產品有一個市場價格，并或多或少接近自己的價值出售為前提。而且，沒有社會勞動生產力的一定程度的發展，這種轉化也是不能實現的。以上貨幣地租的出現，充分反映了社會貨幣經濟在過去的基礎上已有所發展。此外，由于商品貨幣交換日趨頻繁，民間為了交換方便，除了用銀外，還在一些地方出現了用錢和紙幣的現象。如廣東，小民貿易“喜用錢”；（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五）福建“多用紙票，自四百以至千萬……聽人自便”。（施鴻保《閩雜記》卷九）

第三，早期金融組織帳局、錢莊的出現，為山西票號的產生創造了條件。雍正時，我國北方已出現與商業發生借貸關系的金融組織，稱帳局，又稱帳莊。帳局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張家口、太原等商埠，經營者多為晉人。雍正時，中俄恰克圖貿易開始，乾隆時成為中俄“兩國通商的咽喉”，而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強半皆山西人，由張家口販運這些綢緞布雜貨等，易換各色皮張、氈毛等物。長途販運，商品流轉周期長，每周轉一次，有時需一年，需社會信貸的融通與支持，以完成長途販運，故晉商最早設立帳局放太原、紛州、張家口、庫倫。乾隆元年（1736）張家口祥發永帳局，即汾陽商人王庭榮經營，資本四萬兩。（《山西票號史料》第1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乾隆六十年（1795），“汾、平兩郡，多以貿易為生，……富人攜資入都，開設帳局。”（李燧《晉游日記》）嘉慶（1796——1820）時，北京永泰公、亨記和大州玉分號帳局皆是晉商所設。由于貿易的擴大和交換的需要，乾隆時已出現經營兌換銀錢業的錢莊，如北京從康熙時（1662——1722）到道光十年（1803）前，先后開設錢鋪 389家。據《皇朝文獻通考》卷16（錢幣四》載：“京城……兌換之柄，操之于錢鋪之手，而官不司其事，故奸商得任意高昂，以圖厚利。”王安說：“今京師民間市易，自五百以下，皆用錢票。”（王鎏《錢幣芻言》）上海從乾隆五十一年（1786）到嘉慶二年（1797）前陸續設錢莊 124家，乾隆后錢莊業務發生變化，漸從銀錢兌換向信貸轉化。同時，由民間錢莊簽發的錢票，已在一些地區使用和流通。山西巡撫申啟賢說：“晉省行用錢票有憑帖、兌帖、上帖名目。憑帖系本鋪所出之票，兌帖系此鋪兌與彼鋪，上帖有當鋪上給錢鋪者。

此三項均系票到付錢，與現錢無異。”（清檔軍機處錄副，山西巡撫申啟賢復奏《錢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鈔票流通情況折》，道光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當時，錢票已在北方山西、直隸、陜西、山東等省流行，因“西北諸省陸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勢不能盡用銀兩，現錢至十千以上，即須馬馱車載，自不若錢票有取攜之便，無路遠之煩……甚便于民。”在東南沿海，也未因使用洋錢而排斥錢票流通，如上海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已成立錢業公所，其中資力雄厚錢莊大多與南北洋的船業發生資金關系。

典當業是起源很早的行業。清嘉道以來，由于部分商業資本轉化為高利貸資本，使高利貸資本異常活躍，其中最典型的是典當鋪。典當鋪又稱當鋪、質庫。康熙三年（1664）全國有當鋪二萬多家，其中山西商人開辦的就有4695家。（參閱孔經緯《中國資本主義史綱要》，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清人李浩說：“典當鋪江以南皆徽人開辦，江以北皆晉人開辦。”（李健《晉游日記》）印局，是一種高利貸形式。清人祁雋藻說：“竊聞城內外，現有殷實山西等省民人開設鋪面，名曰印局，所有大小鋪以及軍民人等俱向其借用錢文，或計日，或計月清算。”（張正明、薛慧林《明清晉商資料選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張杰《津門雜記》稱：“印子錢者，晉人放債之名目也。每日登門索道，還訖蓋以印記，以是得名。是雖盤剝小民，然剜肉醫瘡，亦權濟目前之急。”由上可見，在票號產生前已經出現了因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各種類型金融機構，這就是說票號的產生是在上述貨幣經濟發展、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活躍，出現了一些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而產生的。

第四，鏢局運現已不能適應越來越擴大的貨幣交割需要。在商品交易過程中，由于商人異地采購業務的不斷擴大，現銀調動額數也越來越大，次數也越來越多，因此既安全又快速運現就成為一個突出問題。鏢局就是在這種狀況下應運而生的專門運現機構。所謂鏢局，以“雇傭武藝高超的人，名為鏢師傅，腰系鏢囊，內裝飛鏢，手持長槍（長矛），于車上或馱轎上插一小旗，旗上寫明師傅的姓，沿途強盜，看見標幟上的人，知為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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