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浙建集團海外部(試論明清海禁的原因和后果)

建立，尚未完全站穩腳跟的清政權為了使自己能夠生存下去的政治性決策。從順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執行了比明朝更為嚴厲的海禁政策，這是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出發而采取的非常措施。順治十三年（1656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國商人進行海外貿易。其主要目的是企圖封鎖東南沿海島嶼的反清勢力。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貿易，乾隆二十二年實行只準廣州一口通商。這些政策的直接出發點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慮。乾隆中期以后，西歐殖民國家的后起之秀英國，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從原始積累向工業革命過度并于19世紀前半期完成了工業革命，經濟實力大為增強，他們以炮艦武力為后盾全力開拓海外市場，對中國的沖擊和威脅遠遠超過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殖民先驅。而同一時期，清王朝正處在盛極而衰走下坡路的階段，統治者的首要任務是應付國內統治危機，對外部威脅全力防范力不從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積極有效的海外政策。

（四） 中國自身市場分配結構的影響。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任何性質的國家統治者不可違背的規律。在經濟方面，首先，明清時期，盡管中國國內是商品經濟較之兩宋又有新的發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經濟部門還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但是，就當時經濟發展的整體而言，仍然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傳統經濟。脫離農業的獨立手工業的發展有限，商業在整體國民經濟體系中，仍然主要起著在小生產者之間，各地區之間調劑余缺即所謂“通貨財”的作用。無論是明代還是清代，商品性農業，獨立手工業和商業只是在部分地區，特別是東南沿海一帶才較為發達。資本主義萌芽也只是在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現。當時對海外貿易的需求主要是來自于有海外貿易傳統，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沿海各省。而就全國絕大多數地方經濟發展的總體來說，則尚未產生強烈的此種需求。正因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當朝廷發生是否實行海禁的政策辯論時，反對的聲音大多來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貿易的呼聲很難，并不能取得輿論上的支持。對于這些人來說，他們的著眼點僅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義者那樣從更積極的意義聲去理解海外貿易對國家的作用。

其次，中國是個大國，經濟部門齊全，內部市場廣大，自己需要的產品基本能夠在國內得到供給。對外部商品輸入的依賴有限，當時對外輸出的商品，如：生絲、茶葉、瓷器等等。同時也擁有廣大的國內市場，并非沒有海外市場。生產這些產品的行業就不能生存。不管海外貿易對當時地區、部分生產部門及與之相聯系的部分人口已經有很重要的影響，但就國民經濟整體和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貿易的影響仍然極其微弱，只對國民經濟的運轉起著補充的作用，總之來說，中國經濟自給自足的性質和國內市場的廣闊，使中國可以不依賴于海外市場，這又為封建統治者閉關鎖國的政策提供了客觀的物質基礎，從根本上說，閉關鎖國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經濟的產物。

（五） 稅收政策的影響

稅收是一種正常的商業動作手段與規則，外貿稅收也是一樣，是中外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但在當時中外社會發展的歷史條件下，稅收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或經濟互動，而且也自覺不自覺地成為一種政治手段或政權行為，或者成為統治者維護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添加劑。從而使商業稅收的運作不可避免地帶上濃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權色彩。“明清粵閩海商集團的海外貿易活動所承擔的外貿商業稅額，主要可劃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權所征收；另一部分則是由海外諸國政府或西方殖民統治者所征稅。”[13]海外諸國，主要是東南亞地區，其政權統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們在東南亞地區的統治和殖民擴張往往必須倚重海上貿易維持其經濟命脈。其中征收海上貿易商業稅就是最重要的收入來源。這樣做必然損害到明清統治者的利益，明清統治者為維護自身的統治與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許自己的財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實行海禁政策。

三 海禁政策的歷史后果

當15世紀末，16世紀初西歐早期殖民國家開始海外擴張的時候，中國仍然是一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進大國，由于國家規模巨大，領土遼闊，人口眾多，政權統一，當時中國的整體實力更要遠遠超過那些剛從歐洲出發揚帆遠航的西方國家，但是，如歷史所昭示的，中國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從這時開始了，那么，明清兩代實行的海禁政策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樣的后果呢？我認為我們應該辨證地去看待這一史實，對這一時期的海禁政策的作用分兩個階段來評價。

第一階段自15世紀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當時有一定程度的歷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護民族經濟，反侵略，反掠奪的作用，整個明朝前期一直執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為防御倭寇的一項措施，就朱元璋來講，他實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這就是當時剛剛建國，海疆不靖，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朱元璋必須對侵擾沿海的倭寇和張、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擊和消除，不如此就不能保衛新生的政權，就不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就不能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千瘡百孔的經濟，所以，朱元璋為鞏固政權實行的海禁政策確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階段，自1780年至1840年，這一時期的海禁政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起了阻撓和破壞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這一時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礙，催殘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從而使中國在社會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個時代。閉關禁海政策，從實質上來說，乃是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產物，清朝初年的遷海禁海政策，執行尤為嚴厲，有“無許片帆入海”的命令。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雖曾一度開放海禁，并設立四個海關作為對外貿易的口岸，但這種松弛政策也僅維持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就又趨向嚴厲了。乾隆時更封閉了其它三個港口，對外通商只準在廣州一地進行，并由政府特許的“十三行”商人統一經管外貿事宜，并對中國商人的出洋和歸國也限制多端。這種自我封鎖的閉關禁海政策，妨礙了海外市場的開拓，破壞了國內工商業的正常發展，限制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阻滯了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革和階級的分化，從而嚴重地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順利成長。

第二，海禁政策還扼殺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大大落后于西方。明清海禁政策，阻礙了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發展，特別妨礙了中國人民學習世界先進的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社會生產等方面完全落后于西方，由此造成了近代中國的挨打局面。

第三，海禁政策造成了近代中國不斷挨打受辱，這是最集中的惡果。

眾所周知，發展商業，互通有無是繁榮經濟的重要手段，自古以來，世界各民族，各國家都極為重視，中國古代雖然有重農抑商的傳統，但對對外貿易卻給予積極支持，因而有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通，明清政府改官私外貿并存為官府壟斷之時，正是世界歷史由中世紀向近代社會轉換這時，海上交通對一個國家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明清的海禁政策正如戴逸指出的，“從表面看，海禁閉關政策似乎也限制了外國侵略者的活動，具有一點自衛作用，實際上，這種落后的，消極的政策只能束縛中國人民，而不可能限制住窮兇極惡的外國侵略者，資本主義的本性就是侵略別國，越是落后國家，落后民族，遭受的侵略就越是嚴重，中國能不能抵抗住外來侵略，或者能不能減輕外來侵略的禍害，決定于中國能否急起直追，迅速進步，改變中國和外國的力量對比，而決不能依靠自我孤立，自我隔絕的政策，因為這種政策既不能改變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礙侵略國家力量的增長，只能作繭自縛，阻礙中國的發展，扼殺中國的生機和進取精神，使得中國和西方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海禁閉關政策是慢性自殺政策，對國家和民族有百害而無一利”。[14]

歷史是無情的，在海通時代仍然堅守“天朝體制”、“天朝法度”、“華夷之別”。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列而不求進取、革新，到頭來只能斷送國家和民族的前途。1840年鴉片戰爭以及其以后100年間的民族恥辱，就是歷史對海通以來封建王朝無視世界潮流，頑固堅守海禁政策，一再錯失發展良機的回報。

為什么兩次鴉片戰爭這么久

一，侵略者大都是西方國家，路途遙遠，信息傳遞較緩

二，中國疆域廣大，海岸線綿長

三，中國政府的猶豫不絕，畏首畏尾

四，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

五，侵略者反復無常，狡猾多變，陰奉陽違

六，交通工具落后

第一次鴉片戰爭

1、1840、6－1841、1（定海、大沽、廣東戰事；所謂《穿鼻草約》；英軍強占香港島） 2、1841、1－1841、5（廣東戰事；《廣州和約》；三元里抗英） 3、1841、8－1842、8（廈門、浙東、長江戰事） 具體戰爭過程如下：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龍發生沖突，英軍首先開炮，英方參戰五艘非正規艦只；清軍出動三艘戰船，有岸炮支援。戰斗持續四個小時，雙方損失輕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戰，關天培率領的水師被擊退，英軍無人員傷亡。 1840年6月22日，英軍部分主力準備完畢，按計劃開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數艦船在虎門執行封鎖。 1840年6月28日，英國侵華軍后續部隊到達廣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華英軍到齊，共計海軍戰艦16艘，東印度公司武裝輪船4艘，地面部隊4000人，海陸合計7000左右。（另有輔助艦只）第一次鴉片戰爭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軍到達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軍后續艦隊9艘（其中戰艦三艘）途徑廈門，英遠征軍司令命一艘戰艦向廈門官員遞交《致中國宰相書（副本）》，該艦駛入廈門南水道下錨。 1840年7月3日，駛入廈門南水道的英艦派翻譯駕小艇登岸送信，被清軍武力阻止，英戰艦則向岸上開炮，引發了一場小規模炮戰。（此役雙方損失輕微，上報到朝廷時變成了一場勝仗）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軍開始進攻定海，戰至黃昏，英軍停止進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軍攻入定海。定海知縣投水自盡，總兵張朝發已于昨日戰死。是役，清軍參戰僅1540人，傷、亡各僅13人。定海水師在九分鐘內覆沒，英軍所有艦船僅中彈三發，無人員傷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達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軍抵達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鎖中國沿海。直隸總督琦善與英軍司令咨會，隨后將《致中國宰相書》進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無戰心，又由于嚴重的誤譯，道光以為英軍此來是為了“申焚燒鴉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許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罷免了林則徐，但英方并無此要求）；拒絕賠償鴉片損失；拒絕割讓島嶼。并令其：“反棹南還，聽候辦理”。 英軍當然不肯答應，雙方繼續交涉。但由于翻譯和文化差異等諸多問題，雙方無實質進展。 1840年9月15日，英軍感到在北京地區作戰并無把握，季風也將結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廣東繼續談判。 1840年9月28日，英艦隊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軍疫病嚴重（至年底此處共計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廣東，“懷撫”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員談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國官場“潛規則”的懿律被當猴耍而不自知，發布了浙江停戰的命令，率英軍南下廣東（不久以后英軍就放棄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中英廣州談判開始。但由于雙方開價差距懸殊，一開始就進入了扯皮階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過分（和南京條約的內容相似），下令備戰。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認為談判已無希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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