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內海外雜志社社長啥級別(誰先發表浙江工商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徐斌的告別演講)

成果水平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愿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

但關系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行，但重點在于提高水平、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里、跑部里。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于我們，我未接受。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于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羨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并維系諸如此類的"業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多個點什么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度，本人身陷矛盾，學校可能也有看法。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并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并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績、職稱有關。我只能盡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制玩了。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愿續聘了？我說，現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后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涂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制體制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只布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于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于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并具備高等學歷，屬于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分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制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制問題多多，推行、布置的東西，美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干的事皆違背常識。在教育體制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

如搞"精品課"，我也贊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么叫"精品課"。精品課的標準只有一個：學生受益并形成口碑。不存在什么固定格式。現在的這套，千人一面：課件、作業、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鐘，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倡導一付面孔的道理。

搞科研把課題項目強化到如此程度，也違背科學精神：1、研究起點上就滲入功利因素。取經費、應考評、上職稱，嚴重的名利取向破壞了以求道為目的的單純之心；2、找材料蓋過讀書。讀書本是與智者交心，體玄悟道，有了心得自成文章。做課題則重在各取所需地淘資料，立論草率，學養無從積累；3、趕時間交任務，忽視質量。要求半年、一年完工，本不合科研章法。但作者只要能對付交差就好，垃圾多多；4、成果的通過、發表過程中人格受辱。高級別刊物大家都往上擠，于是水平差不多時看誰敢送又會送，做研究還要賠上人格；5、報賬做假。文科研究開銷有限，找發票報銷就成了少不了的節目。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系列的干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研究已嚴重地工具化，淪為名利的敲門磚，還有多少人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和價值肯定。當然，可能尚有部分高手，有本事將項目與自己的精神需求較好地結合起來。然這已不是主流，主流是極大的干擾和傷害。我懷疑，在如此環境里，真正具備與古今賢哲溝通能力的學者能有幾人？為什么出不了大師？這還用問么！

近兩年學校搞的"創新強校"，每年遞增20%，更屬胡鬧。有的學院指標分解到人；還有自己掏腰包來填充經費的；造假也出現了，把前、后年的成果計入當年，就為了拿到那點年終獎勵。

再有多如牛毛的各色評比、排名，先進教師、科研標兵，優秀黨員、團員、家庭，工會及民主黨派的積極分子，什么"一五一"還分幾個層次，這個獎、那個獎、這個級、那個級。這世風如此糟糕，整體文化水平如此低下的社會里，居然有這許多優秀稱號，還值錢么？都是自己樹自己搞的廉價貨，除了干擾心境沒絲毫意義。每學期、每年還要把學院的老師排個名次，半斤八兩的楞要分出個一二三四來，有什么意思？這是幼兒園里戴小紅花的套路搬來了，把老師當小朋友對待。搞得學者一個個氣局狹隘，爭虛名圖小利，一到年關就半分半分地算賬，跟扛了一年長工似的。過去我們人文學者的精神世界中，多是蘇格拉底、黑格爾或孔子、李白的，現在一年到頭總在腦子里糾結的是：怎么完成或多掙考評分。

對于這些學校的制度規定、無法回避的管理內容，我的態度只能是"無為而治"，由老師本人根據自己的情況對待、取舍，反正有關個人考核的政策、結果，學校都有事先規定，學院只是執行而已。可以說，我在院長位置上有意識地抵擋體制污染，對許多事情在學院層面上作淡化和減法處理，不干強化和加法的事，目的是讓老師們少受干擾，躲過上述那些可笑乃至有點荒唐的瞎折騰。事實上，一些明顯的折騰亦長久不了，頂頂也就過去了。如"加速創新"，差不多無疾而終了吧。

對我自由主義的理念，老師們認可，我欣慰；有老師不贊同，我亦含笑。這不過是管理觀念有所差異而已。民主的要義，不獨尊重多數，同時也尊重少數乃至個人，我從不追求所謂的和諧一致。高校改革任重路遠，各種想法、做法都能共存，方為大學應有的文化生態。

對我來說，這些年真正令我有成就感的，乃是學院部分年輕教師在考評體系之外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這才叫學人正道。

最后這段說說我今后工作、生活的設想。

題目是楊絳翻譯的蘭德詩《我和誰都不爭》中的一句。"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煨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楊絳先生的豁達、善良、雅致、堅韌，最令人欽佩，現在再出不了這樣的人了。記得我來人文學院時還念過胡適引用易卜生的一句話："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我念著這兩句話上任，今天則吟著這兩句話離任。

2、參與慈善事業。我在浙江省愛心事業基金會和浙江省正泰集團基金會兩個社團中擔任理事，主要的工作是：推廣低碳生活、關注食品安全、資助困難群體等。

3、研究、反思百年來的文化變遷，尤其是左傾時期的文化災難及其后遺癥。左傾時期所經歷的斯文掃地、道德淪喪、文化毀滅，至今沒有認真清理、反思。為什么到了人們普遍失去道德底線的地步？少報一元錢事比天大，大白天開著長買粉絲卻視而不見。2009年60周年大慶中，文藝界搞出個"特務年"影響至今，"潛伏"、"暗算"充斥銀幕，連《探索發現》欄目也大播間諜戰。世間的善良、誠實不再有人相信。不找關系，不相信會被公平對待。譚嗣同說，中國之舊政，為大盜、鄉愿吞剝愚弄。這話發人深思。

俄羅斯是經過徹底的文化反思了。前蘇聯的顛覆說到底是文化上的失敗，失掉人心，今天的復興也得益于文化整體的復興。前些年有人懷念蘇聯，普金講，把前蘇聯說得一無是處是良心出了問題，但想要恢復前蘇聯則是腦子出了問題。所以要真正恢復俄羅斯人的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讓個人在最大程度上按自己的愿望去生活，而不是僅僅是吃飯、生存。

中國面臨的根本性問題，也是文化認同的問題。近幾十年最值得慶幸的是解決了吃飯的事情，同時最令人困惑和擔憂的癥結，乃是權力在社會中膨脹到無以復加，官權與民權極不平衡。就改革力度最大的經濟領域而言，民企500強的全部規模仍不及央企50強的最后一名。以官治民的社會結構沒有出現大的改觀，也就很難養育出具有理性精神、契約意識和公德自律的現代公民。

文化重建要有人來擔當，不光說，更要做。我一生最感欣慰者，乃數十年間始終生活于自己的本色中，坦坦蕩蕩就這么過來了。當然我還有業余愛好，我曾在一篇簡介里自白：在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嚴重流失的今天，我輩忝列學人，除了汗顏，還是汗顏，讓任何榮譽、名號論之無味。此生倘能在保存點滴文化火種上略盡薄力，余愿已足。再加上打籃球、玩乒乓、游泳、登山的愛好得以陪伴到老，那便是美滿人生了。

盡管生活之路不會一帆風順、事事如意，甚至還會碰到、經歷很大苦難，我仍虔誠地認為，上蒼待我不薄：一生基本沒有受凍挨餓，工作、生活于本人最喜愛的新聞與歷史專業中。傅聰說，上帝讓我此生與音樂為伍，這已經足夠。我亦十分知足，惟感在上蒼面前索取多多而無所回報，心存愧疚。因此，對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情，將伴隨在我今后人生之路的每一步中。

總之，今后和大家在一起的是一個更加輕松愉快的徐老師，這就叫"懷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山東大學走出過哪些名人？

山東大學出過許多名人，他們如今都是各個領域的大牛。

《濟南的冬天》想必小學都是背過的，它的作者老舍，是杰出的語言大師，是新中國第一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作家。老舍與歷史上的山東大學淵源頗深，1930年到1936年間先后在齊魯大學與國立山東大學任教。1937年8月老舍重回齊魯大學，1946年山大曾邀請老舍重回山大執教，老舍也有此意向，無奈當時在美國講學，只能作罷。事實上，老舍在齊大、山大的這六年正是寫作高峰期，老舍的很多作品是在這一時期完成或者構思的，他的兩篇文章《青島與山大》《非正式的公園》講的就是就是他與山大的故事。

曾在1951年任山東大學副校長的童第周，是中國實驗胚胎學的主要創始人，中國海洋科學研究的奠基人，生物科學研究的杰出領導者，開創了中國“克隆”技術之先河，被譽為“中國克隆之父”。童第周通過對兩棲類和魚類的研究，揭示了胚胎發育的極性現象；通過研究文昌魚的個體發育和分類地位，在對核質關系的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1963年首次完成魚類的核移植研究，為20世紀70、80年代國內完成魚類異種間克隆和成年鯽魚體細胞克隆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