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關作為進出口貿易的征稅機構出現在什么朝代(我國正式以海關命名為邊境管理機構是在哪個朝代)

洋行內，出現了層層相屬的各級“買辦”所構成的“買辦”間或華賬房，洋行主東只要控制“總買辦”便能駕馭他以下的全班人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買辦”要向洋行主東承擔，以至保證洋行全部購銷任務的完成，從而使洋行老板無需承擔風險，就能隨心所欲地開展進出口貿易業務。其次，“買辦”的傭金及薪資制度，也有相應變化。以經手洋行生意為主要職責的“買辦”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員身分的標志，而傭金則成為其重要收入。

有的“買辦”每年傭金收入不下五六千兩。此外，“買辦”還利用職務之便，獨立經商，投機倒把，走私偷稅，敲詐勒索，由此而來的收入，幾乎沒有限度。

“買辦”以自己雄厚的資本實力，在各個通商口岸的鴉片、絲茶、洋貨、錢莊以及船運等，許多領域保有龐大勢力。甚至有些地區的征稅大權均落入“買辦”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買辦”勢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內地城鎮的“買辦”商業高利貸剝削網。在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過程中，“買辦”起著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

什么叫“官僚買辦”，鴉片戰爭前，“買辦”必須經公行行商推薦、擔保，并向廣州地方政府及海關監督，請領執照才能充當“買辦”，從外商處領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來自傭金和小費。

鴉片戰爭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國商人，自己物色并雇傭“買辦”，而“買辦”資產階級和外國資產階級，結成直接的人身雇傭關系，或者直接的資本合作關系，成為外國資產階級入侵的“幫兇”，同時也為自己積累資本。

在中國，“買辦”資產階級形成過程中，一部分“買辦”逐漸“官僚”化，與此同時，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務派“官僚”也日益“買辦”化。這有力地促進了“買辦”勢力的發展，并使得中國“買辦”階級，一開始便同“官僚”結合起來，成為了早期的“官僚買辦”階級。

“官僚買辦”階級，與中國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續性問題，應首先需要論究到它發生或形成過程的起始點。

“官僚政治”是當做“專制政體”的一種配合物，或補充物而產生的。似乎只要問中國“專制政體“是何時開始的就行。

新舊歷史學家、社會史學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歷了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即“官僚政治”的支配。譚復生所謂：“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盜”，且不忙解釋，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襲秦代“專制政治”而來，卻是一個事實。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敗的“官僚買辦”，這就是中國二千多年歷史的不爭事實。

痛將士之壯烈，恨當今之腐敗“官僚買辦”。偌大之中國，屈服于西方，慘敗于倭寇，讓百姓欲哭無淚。縱觀中國幾千年，未曾如此陽痿不舉。明治維新，戊戌變法，洋務運動，幾乎在相同時代背景下進行，結果卻天壤之別。日本花了50年時間，打敗了中國清王朝，還打敗了俄國。是什么原因，使一個“盛世”的大清朝，在一個甲子年間60年中，走向“毀滅”？，答案是“官僚買辦”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資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鋒”雜志上發表“論中國之資產階級的發展”，明確提出，幾大家族控制當時的“官僚資本”。所謂“官僚資本”通俗來說，就是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政權，把一些國有企業非法占為已有，也就是說，利用權力，控制國家的大部分經濟實體。這和今天的改革開放出現的問題，大有非常相似之處。

四大家族這個概念，風行了近二十年，最終由當時的文人陳伯達，在內戰的解放戰爭中完成的。他的“中國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買辦”資本，借抗戰名義，聚民財入私囊，并且估算，這四個家族約有200多億美元的財產。因為整個二戰期間。美國由于先歐后亞的政策，向中國提供了16．2億美元的租借物資。

據國民黨元老，蔡元培日記所載，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報”曾刊文稱：國府要人之財產多系秘密，而就可調查之范圍內調查，則諸要人在本埠所有財產估計為，蔣介石1300萬元，宋美齡3500萬元，宋子文3500萬元，孔祥熙1800萬元，孫科4000萬元，張靜江3000萬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銀行存款及不動產，據中國銀行調查，約有5億元，其不動產及公司多用其親戚名義購置，故實款無法詳確云。

根據日本資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務機關，對國民黨政府高級官員，在上海外國銀行存款情況，所作之調查報告，名為“登集團特報丙第一號，政府要人，上海外國銀行預金“存款”調查表”。

摘引于下：蔣介石6639萬元，按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價，約合809萬美元，宋美齡3094萬元，377萬美元，宋子文5230萬元，637萬美元，孔祥熙5214萬元，635萬美元，宋靄齡1200萬元，146萬美元，陳立夫2400萬元，292萬美元，這些存款，均存在當時在上海開業的外國銀行，如花旗、麥加利、大通、友邦、運通、匯豐、荷蘭銀行等。

還有美國方面的，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敗退，使得當時的美國民眾，對杜魯門政府的政策失誤非常不滿，杜魯門政府為了推卸責任，就一股腦的把責任推給國民政府，說是其敗退，都是自身“腐敗貪污”，“官僚買辦”所致。有些國會議員，還說美國送給蔣介石的幾十億美元的軍援，都被國民黨貪污了。這就是“官僚買辦”葬送國民黨的歷史片段。

洋腐蝕，催生新的“官僚買辦”，當前一切問題的核心就是民生慘淡、消費不足，而經濟對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長太快、外匯儲備太多，社會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買辦”集團，同人民大眾的矛盾。

中國人早已習慣了“二元對立”。“科學”與“人民群眾”對立，“發展”與“公平正義”對立，“效率”與“環境保護”對立。這是何等荒謬的邏輯。這不是學術問題。這是對包工頭們的辯護詞，是最厲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偽劣”、最毒的“精神消費品”進行辯護。這是為一切針對民眾的“劫掠”、“盜竊”、“剝削”的辯護。

當一個民族的知識精英，與人民分離甚至對立的時候，這個民族就極其危險了。這就如同一個人肉體與精神的分離。精神分裂或精神錯亂的人，擁有一個健康的肌體，并無實際意義，僅僅擺設而已。

中國的知識精英，整體上是稚嫩的。知識精英有了知識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經進入市場經濟大潮，現實主義就壓垮理想主義。極端功利主義加無政府主義，墮落了知識精英的靈魂。一群有知識、有文化、有技術，但卻沒有良知的精英們，變成了聰明機警干練的蒼蠅，附著于污濁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們并不覺悟，并不以此為恥，他們還在制造、傳播、散布污濁和丑陋。中國的知識精英，需要一個當頭棒喝。為什么150年的苦難，還不能提高一點，中國知識精英分子的境界？遺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沒有經得起考驗，在向“錢”進的過程中，他們變質了。

很赞哦!（28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