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南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為什么要再海南做自由貿易區)

2.1.1深化國有企業所有制改革，促進經濟結構優化

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突破口，能夠促進國有資本功能的放大，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更能夠拓展民營資本發展空間。外貿領域是長期生存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中的，除少數做大做優的國有企業外，那些虧損、不盈利、暫時盈利甚至是不符合海南省經濟發展戰略都應逐步退出。在外貿領域引進民營資本，優化市場競爭環境，消除一些隱性的貿易壁壘，能夠給海南島對外貿易增加活力，促進其良性發展。

2.1.2優化政府機構層級和企業營商環境，推動政府職能的改變

海南省在簡政放權這方面有比較好的探索，“法人承諾制”的建立是全國能夠有所借鑒的“海南經驗”。完善和推廣“法人承諾制”，以企業的信用為基礎，并加強事后監督、監管。在外貿領域同樣可以進行類似的制度試點，再結合先進貿易區如廣東、上海的實務經驗，促進本土外貿經濟的發展，使市場和制度之間互相適應。

2.2發展區域旅游經濟，提高對外貿易水平

海南省的自然環境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可以說這是海南相對于其他自貿區的比較優勢。海口、文昌、瓊海、萬寧、陵水、三亞等地在旅游文化價值方面各有千秋，如果這些發展旅游經濟的區域能夠形成“產業集群效應”，這對于對外貿易來說是十分有利的。浙江在“區塊經濟”方面的實踐已經有了成功的經驗，海南省可以吸收這些經驗并結合自身優勢加以改良。以“國際旅游島”為自身定位，海南旅游可以進一步加大改革放開力度，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

2.3扶持民營企業發展，增強外貿活力

參考“浙江外貿經驗”，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為海南外貿提供活力。在自貿區（港）背景下，貿易需求的增長會促進民營企業的逐利行為，這種情形下會讓市場活力大大增強。因此，在扶持民營企業上，海南省要做到真正地讓利于“民”。幫助民營企業把外貿蛋糕做大，是海南政府應該樹立的目標。鼓勵民營外貿企業的建設，對于一些能夠把海南產品遠銷世界、推廣海南名片、發揮海南特色的民營企業，可以加大出口退稅補貼的力度。

在充分競爭，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下，海南自貿區（港）的建立是民營外貿企業形成規模、刺激經濟增長、走向國際的契機。目前海南省的民營企業的發展情況堪憂，在外貿行業還是以國有大型企業為主導，而效率低下、信息滯后、交易受限是海南外貿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注入民間資本可以讓海南外貿行業增強活力，所以海南在國有企業改制方面可以有所作為。

另外，可以堅持農業、旅游產品和外貿相結合，真正做到因地制宜。比如熱帶水果、反季節蔬菜、滯銷的農產品可以通過對外貿易來消化，這對于民營企業來說是大顯身手的機會。民營企業可以和個體農戶、農貿市場、菜籃子集團建立長久的合作關系，讓農產品遠銷島外，加大銷售網絡覆蓋。

2.4增強引入外商投資的力度，給外貿經濟增添力量

加大引入投資，對于海南自貿區（港）來說是大勢所趨。如果能夠引進島外資金，讓實業得到蓬勃發展，這是海南省希望做到的。在文件下臺以后，很多島外的大型企業紛紛在海南建立辦事處，投資計劃也呼之欲出。敞開開放的大門，給予便利并大力支持，海南省政府應該做到牽頭組織作用，以下為幾點建議。

2.4.1擴大外資企業投資準入范圍，引導外資向貿易領域流入

逐步放寬科技、物流、服務、金融等領域的外資準入限制，把門檻降下來，讓外資企業和本土企業有相同的機會，充分競爭。除了鼓勵外資投向旅游、醫療、熱帶農業等重點產業外，海南島對外貿易同樣需要外資的參與，這樣可以進一步提高國際貿易水平。

2.4.2加大對外資企業的融資的支持

2.4.3優化外商投資環境，加大招商力度

簡化外商投資項目的設立、變更、注銷等程序，讓外商辦事更高效，學習浙江省現今踐行的“只跑一次”口號。讓外商投資享受便利，不再面對繁文縟節，提高運行效率。海南省應樹立創新、協調、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組織、策劃本島國際一流項目，讓外資看到商機并積極促進雙方共同參與。海南省的外貿經濟更加注重全球合作與往來，就會更加高效、更加繁榮。（林道才，李江哲，2019）

唐宋時期的對外貿易

唐宋之際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這一時期對外貿易重心、貿易制度、商品結構、貿易規模、貿易商人、航海技術等諸多方面的變化都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而且中國對外貿易的這些變化具有深刻的國際影響,為貿易沿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東南亞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動力,推動了南海貿易體系的形成和發展。立足于唐宋對外貿易的考察,上溯可以看到西北陸路貿易與東南海路貿易并行發展和興替變換的過程,下瞰可以認識直到19世紀前后依然運行的南海貿易體系或亞洲經濟圈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一對外貿易重心的轉移：西北陸路貿易到東南海上貿易1.漢唐絲路貿易的發展不論是陸上,還是海上,中國史籍有明確記載的對外貿易都是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的。漢書西域傳稱西域以孝武時始通,不僅西漢政府與西域的交往自張騫出使后才開始,內地與西域的貿易也自此才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在此以前,中國的商品已經傳到身毒和大夏,張騫在大夏見到邛竹杖和蜀布,被告知是大夏的商人前往身毒國買得。那是通過蜀地與印度之間的商路販運的。西域各國直通長安的商路尚未建立。但是西域諸國聽聞漢朝大富饒,貴漢財物,希望與漢朝的交往。漢武帝決定利用他們對漢朝財物的需求,以賂遺設利朝,建立與西域的關系,使自己的威德遍于四海。漢武帝的政治需求為內地與西域的貿易打開了大門

張騫之后,西漢開始頻繁派遣前往西域諸國的使節。西漢使節自新置的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發使抵安息、奄蔡、牦軒、條支、身毒國,使者相望于道,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余人,一歲中使者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西域諸國也有不少使節跟隨漢使出使漢朝,外國使更來更去。漢朝給予優待,在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并向他們展示大漢的富盛。漢武帝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賞賜,厚具饒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令外國客遍觀各倉庫府藏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這更激起了西域諸國與漢朝交往的愿望。使節的往來也伴隨著貿易的發生,漢朝派出的使節與張騫當年一樣,攜帶大量中國物品,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時。對西域國家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同時也求奇物,獲取各國的寶貨

商業的貿易也同時興盛起來。各國通過商業貿易獲得漢朝的商品。當漢武帝派遣使節,帶著黃金交換大宛的戰馬時,昔日貴漢財物,苦不能通的大宛已經饒漢物。顏師古注曰：饒漢物就是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使節和商旅頻繁往來,在內地與西域間形成了南、北兩條穩定的交通線。漢書西域傳記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逾蔥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這條道路上需求最大的中國內地的商品是絲綢。當時漢朝是唯一可以生產絲綢的國度,周邊民族與漢朝交往中絲綢是最受歡迎的物品,如匈奴好漢繒絮食物,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商路開通后,刺激了西域諸國,乃至西亞、歐洲等地對中國絲綢的需求。這兩條通道也成了中國內地通向西域和印度、西亞和歐洲的商路

在漢武帝經營西域以前,地中海、伊朗和印度間已經存在一個經濟交流圈,漢朝與西域間商路的開通,將中國內地與這個經濟交流圈聯系了起來。從而也把漢朝和當時西方最強盛的羅馬帝國聯系起來。羅馬需要的中國商品至少百分之九十是絲綢,此外還有毛皮、鐵、肉桂和大黃。希臘、羅馬人首先通過絲綢認識中國,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希臘人拖雷美地理書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和秦尼,言其處于世界極東,書中有賽里斯記和秦尼國記。白里內博物志記載：賽里斯人林中產絲,馳名宇內織成錦繡文綺,販運至羅馬。富豪貴族之婦女,裁成衣服,光輝奪目

羅馬雖然于公元1世紀末,通過海路到達中國的交趾,但陸路仍舊是與中國的主要貿易渠道,海路始終未起決定性的作用。漢朝與羅馬的貿易主要通過中亞和西亞諸國商人中轉,兩者之間貿易的發展反映了漢朝絲路貿易的狀況

兩個基本的因素決定兩漢直至隋唐時期,西北絲路在中國對外貿易路線占據主導地位：一是中國經濟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處于關中洛陽地區,南方沿海地區的經濟尚不發達,對外貿易的商品供給在北方,在以奇珍異寶為主的進口品的消費市場也在北方,其中京城是最大的市場；二是當時與中國貿易的主要國家是西域、中亞和西亞諸國,也是他們擔負了中國與歐洲之間的中間商。兩漢之時,大夏、大宛、康居、安息等是漢朝的主要貿易國。這些國家貴漢財物,重視商業,積極開展與漢朝的貿易。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后漢書西域傳稱大夏善賈市,都城中有市販賈諸物,康居遣質子至漢,目的并非政治臣服,而欲賈市為好。安息國商賈舟車行旁國,高附國善賈販。西域和中亞西亞重視商業,善于經商的民族是當時中國與西方貿易的主要貿易力量。東漢班超所派的甘英欲往大秦時,安息人以計阻止了他的行動,原因是安息欲以漢繒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安息想繼續牟取漢朝和羅馬中轉貿易的利益

南北朝時期,西北絲路的交通和貿易繼續發展。曹魏和西晉是漢武帝和東漢班超經營西域后絲路貿易又一個較大發展的時期。曹魏恢復戊己校尉和西域長史,加強了與西域的聯系,西晉時聯系進一步得到鞏固,使西域人入貢,財貨流動。三國志卷30魏書稱：魏興,西域雖不能盡至,其大國龜茲、于闐、康居、烏孫、疏勒、月氏、鄯善、車師之屬,無歲不奉朝貢,略如漢氏故事

西域諸國與中原的交往仍然很頻繁。而且此時,內地通往西域的道路進一步擴展,由漢代的南北兩道發展為三道：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_羌輔西,越蔥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三道往西接天竺、大夏、條支、大秦等。即使在東晉十六國最紛亂的時期絲路貿易也未中斷,不僅北方的政權與西域保持著經濟文化交流,西域直達南方的商路也是暢通的。而且遠達羅馬的中國絲綢有增無減：公元380年前后,羅馬服用絲綢,從前只限于貴族,現在已推廣到各階級,不分貴賤,甚至于最低層。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漸少,絲路貿易再次繁榮。洛陽伽藍記卷3形容道：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

因樂中國風土而定居于洛陽的萬有余家,洛陽城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隋唐統一以后,西北絲路進入鼎盛時期。隋書卷67載裴矩西域圖記序稱當時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即分別從伊吾、高昌、鄯善達于西海的三條商道。裴矩為隋煬帝籌辦了在張掖接見西域二十七國首領的大朝會,和在洛陽市中大宴外國商人和使節的龍須宴,與會者數千人。這當然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也推動了絲路貿易的發展。唐代絲路貿易更盛于往古。從陸路來到長安的西域胡人數以萬計。向達先生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文已有敘述,下至街頭賣胡餅的小販,上至資產以億萬計的大商,通過絲路來華的商人們長期定居于長安。紀宗安先生論述了唐代絲路貿易的發展和路線的變化。她指出,由于西突厥興起后積極介入絲綢貿易,控制了善于貿易的粟特人,并聯合拜占庭打擊波斯,與拜占庭展開直接貿易,貿易路線逐步北移到西突厥控制的中亞北部。貿易規模繼續發展。西突厥本身是絲綢的巨大消費者,汗王和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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