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清朝前期朝廷特許的對外貿易商行(中國古代海外貿易止于什么時候)

，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

嘉慶帝五年(1800)以后，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范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并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后，《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于廣州西關大火。 清朝以后我國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

影響：對外國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自衛作用。但是中國看不到世界的發展變化，逐漸在世界上落伍了。

原因：封建自給自足的經濟占統治地位；自明朝中后期始，中國遭受外國侵略；封建統治出現危機。 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煙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并從中抽取傭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不過，這里的牙行數目并不固定，時有增減。 翻開中國貿易史，太平路曾經是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龍口地。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廣州不僅對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對國內商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仿佛這片土地特別適合經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從福建移居來的。他們在家鄉不過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廣東便如飛龍在天、魚躍大海，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廣州，永遠是天下英雄創業的最好平臺。

不過，當時卻誰也不認為這是“英雄創業”，反倒覺得臉上無光，既怕朝廷追究，也怕累及后人，所以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愿意別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名字，不是改名換姓，就是沿用父親的名字，或者兄弟幾人共用一個名字，像梁綸樞改名梁承禧，伍秉鑒在史書上也有好幾個名字。

葉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經營義成行，與潘有度、盧觀恒、伍秉鑒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在泮塘筑有葉家別墅花園，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

伍秉鑒祖籍虔州南安府，自從經營怡和行后，憑著長袖善舞的經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后躍居第二，再過兩年雄踞總商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創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金錢神話。

伍秉鑒擁資超過2800萬銀元，不但在國內擁有數量驚人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千萬家財，還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同時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有一位美國商人欠了他7.2萬元銀票，滯留廣州無法回國。伍秉鑒聽說后，滿不在乎地把欠條撕碎，說賬已結清了，你高興什么時候走就什么時候走。2001年，《華爾街日報》發行專輯，統計上個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名列其中。

這些億萬富翁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重墨濃彩的一筆，并非他們個人有什么特別值得頌揚的美德善行，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多種文化價值的沖突與糾纏之間，得以自成段落，儼然一派。清咸豐六年（1856）一場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結束了它長達一百多年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顯赫歷史。世事變幻無常，見幾家貧了又富，見幾家富了還貧。 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領

1.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潘啟又叫潘振承，字遜賢，號文巖，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福建漳州棲柵社（今漳州臺商投資區角美鎮白礁村潘厝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廣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臺商投資區角美鎮燦坤工業園區）。

其父潘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較為貧苦。潘啟是潘鄉五個兒子中的老大，也是廣州十三行的商總（即行商首領）、十八世紀世界首富。 廣東擁有優越的人文地理環境，商品性農業發展蓬勃，明清時期，朝廷對廣東實行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廣東商人從此崛起，并稱雄海內外商界。

此外，廣東商幫的形成，還與廣東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商品意識有密切的聯系。自秦漢以來，廣東就一直是對外貿易的重鎮。千年的商業沉積，孕育了廣東人強烈的經商意識，促使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辛勤的經營，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廈門港17、18、19世紀的歷史

百度了一下，只看到，閩南地區的，不錯閩南很大部分也是包括講了廈門港的情況，你可以參考一下哦。

17-19世紀：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的閩南海商

鄭氏集團覆滅后，閩南海商獨步中國海外貿易局面不復存在。然而，閩南商人依托廈門港和東南亞華商網絡，仍能長期主導中國海外貿易。

清朝攻下臺灣的次年（1684年），頒令開海貿易，開放廈門、廣州、寧波和云臺山等口岸。廈門作為福建唯一開放的口岸，漳泉商人往海外貿易，需由廈門出口。早在明代嘉萬年間，廈門已成為月港的外港。明后期泉州安平港日益繁盛，成為鄭芝龍發跡的大本營。但漳州海商依托的月港和泉州海商依托的安平港都是港狹水淺，只是在海禁時期大港被禁后才成為走私貿易中心。廈門港闊水深，位于漳泉地區中心，海禁開放以后，漳泉海商逐漸匯集于廈門。在鄭成功時代，廈門已是沿海對外貿易中心。在清代前期開海貿易之初，廈門海外貿易繁盛程度一度領先于廣州等城市，直至鴉片戰爭前，閩南商人仍保持主導海外商貿網絡的局面。當時的一位外國人如此評述遍布中國南北方各港口和東南亞重要商埠的閩南商人：“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象廈門那樣聚集了許多有錢能干的商人，他們分散在中國沿海各地，并且在東印度群島的許多地方開設商號。被人稱為‘青頭船’的帆船，大多數是廈門商人的船只也誠如《廈門志》所載：“服賈者以販海為利藪，視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寧波、上海、天津、錦州，南至粵東、對渡臺灣，一歲往返數次。外至呂宋、蘇祿、實力、葛拉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則獲利數倍數十倍不等，故有傾產造船者，然驟富驟貧，容易起落，舵水手等藉此以為活計者以萬計”。

以廈門為基地的閩南海商之所以能主導海外華商網絡直至鴉片戰爭前夕，其原因有三：一是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二是依托其遍布東南亞和中國沿海各港口的閩南籍商貿網絡和移民；三是長期壟斷對臺交通和移民。

清朝攻下臺灣后，重新開放海外貿易，廈門被定為作為往南洋貿易的官方發舶中心，廣東澳門則定為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之地。但朝廷也特許西班牙船來廈，可能因為西班牙船帶來的是中國緊缺的白銀。清朝似乎并無嚴禁外國船來廈門貿易，清代前期，英國東印度公司商船多次前來廈門交易。到清代中期，廣東方面也允許海商出洋貿易，廈門獨享發舶南洋的特權不復存在。

清代前期廈門作為往南洋的發舶中心，對鞏固和擴展閩南人在海外華商網絡中的領先地位意義重大。閩南地狹人稠，無廣闊經濟腹地，物產有限，且與中國內地交通不便，成為中國沿海貿易中心的物資條件遠遜于山東半島、江浙與兩廣。明中期以后閩南人開始主導海外貿易，直至鄭氏時代閩南人獨步海上貿易，實在是一系列因緣際會所致，所憑借的是閩南人無畏的冒險、航海、重商的人文精神和閩南偏遠地理位置，在朝廷對中國私商海外貿易的普遍壓制的夾縫中發展起來。正如明代后期漳州月港被定為中國帆船的發舶地造就了漳州海商的發展機遇一樣，清初廈門被定為往南洋貿易的發舶地使海禁開放以后，閩南商人能掌控發展海外貿易和對外移民的先機，東南亞諸港，如“葛拉巴、三寶壟、實力、馬辰、哧仔、暹羅、柔佛、六昆、宋居嘮、丁家盧、宿務、蘇祿、柬埔（寨）、安南、呂宋諸國”，（注：周凱：《廈門志》（道光）卷5《船政略?洋船》。）都充斥著閩南商販。18世紀以后，廣東、尤其是潮州海商以澄海為基地發展海外貿易，開始活躍于東南亞各地。潮州人與閩南人都被稱為“福佬”，是卓有聲望的造船工匠，他們將其造船行當擴展到越南海岸和暹羅的阿瑜陀耶港。到18世紀中期，潮州人開始以削價為手段與閩南人競爭，在中暹大米貿易方面開始取代閩南人而當時廣州的貿易規模、人口數量、在中國經濟、政治格局中的地位遠遠超過廈門。

閩南海商長期經營南北航運交通和商販貿易，也可能由于鄭氏時代陸上五大商貿網絡的存留，清代閩南海商在東南沿海地區、尤其是江南沿海的商貿活動仍相當活躍。浙江溫州府“閩浙商賈叢集之地，煙戶繁多”，（注：《清高宗實錄》卷336，第13頁，中華書局影印本。）溫州府平陽縣至今還通行閩南語。寧波、舟山歷來是閩南海舶經營對日貿易的中轉和進貨之地，匯集大批閩南商人水手。（注：陳希育：《清代福建的外貿港口》，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4期。）康熙年間上海港興起后，吸引眾多閩南海商賈舶前往，僅在康熙年間，就有12艘閩臺商船到上海運生絲到日本。據1980年出版的《上海碑刻資料選輯》所輯的泉漳會館碑銘記載，乾隆年間，上海興建的泉漳會館“規模之宏大、氣象之堂皇、橫覽各幫，洵無多讓。”蘇州多閩籍豪商，“自閶門至楓橋，多閩中海賈，各飾郡邸，時節張燈陳百戲，過從宴犒，艷服以財相炫廣東澳門與閩南淵源更深。由于明代中期以來的走私貿易以漳州人最為活躍，與葡萄牙商人的關系也較深，葡萄牙人在澳門開港后，閩南商人就云集澳門。明朝末年給事中盧兆曾上奏：“閩之奸徒聚食于澳，教誘生事者不下二三萬人。”（注：《崇禎長編》卷35，崇禎三年五月丙午。）鄭芝龍早年隨其在澳門經商的母舅黃程到澳門，學習葡萄牙語并擔任通事。（注：江日升：《臺灣外紀》卷1，第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Blusse,ibid,p.255.）從明末到19世紀中期，閩南籍人在澳門一直很活躍。從澳門到廣州的廣東十三行行商之一謝東裕，其祖籍就是閩南詔安。在廣州的閩南籍商人地位更為顯赫。廣州一口貿易制度實施以后，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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