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清朝前期對外貿易的主要出口商品有(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于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于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于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后，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于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涌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清朝“康乾盛世”時期的對外關系

努爾哈赤創建的大清王朝于1644年入關，問鼎中原。從此，清朝統治中國達268年之久，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時滅亡。17--18世紀中國歷經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代皇帝的專制統治。清王朝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大量適時的經濟和政治改革，特別是重新開拓和統一了中國原有的疆域。這一時期的中國是世界公認的一個獨立而相當強大的帝國。

17、18世紀中國 社會 的各方面在原有的體系框架下達到極致，經濟取得了有史以來的最高成就。農業、手工業、貿易、城市發展等都曾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乾隆末年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第一位。從農業來看，不論是當時的人口數量，還是耕地面積，都遠遠超過了以往的 歷史 時期。

據統計，全國耕地面積由1685年的6億畝增加到1799年的10.5億畝，糧食產量則迅速增至2040億斤。當時中國農作物的總產量居世界第一，而且糧食收獲率也遠遠高于歐洲。人口從1700年前后的約1.5億增加到1794年前的約3.13億，占世界9億人口的1/3。從手工業來看，生產規模不斷擴大，手工作坊、手工業逐漸增多，手工勞動的分工進一步精細。隨著手工業的發展，產品市場逐漸擴大，銷路遍及全國，有些產品還銷往國外。對外貿易也急劇增長，主要出口商品有茶、絲、土布，對外貿易長期出超，乾隆末年，每年出超達85萬兩白銀。正是為了平衡對華貿易逆差，英國把大量的鴉片運進中國。中國的城市也有很大發展，到19世紀初，全世界有10個擁有50萬居民的城市，中國就有6個。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稱贊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國家”。

就在同一時期，在地球的另一端爆發了一系列改天換地的偉大革命——工業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啟蒙運動。此后不到100年的時間，就徹底改變了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中國由一個洋洋自得的天朝上國急劇墜人落后挨打的境地而一蹶不振。

清朝建立后，在對外關系方面主要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歐洲、俄國等發生了政治、經濟以及文化聯系。但是，在中國人眼里，中國就是天下，皇帝作為統一萬方的“大子”，持有“溥大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觀念統治“天下”；視周邊民族地區為蠻夷之地，朝廷以“懷柔遠人”為國策，惟望“四方來朝”。因此，清未以前的中國政府從無外交部一類的外交機關，在清代前期分別以禮部和理藩院處理外交事務。

在對亞洲各國關系方面，1627年清太宗皇太極在位時，李氏朝鮮就已承認了清朝的宗主國地位。從1633年起，日本為了防止白銀外流和清除西方殖民主義思想的影響，德川幕府頒布了《鎖國令》，即實行鎖國政策，嚴禁日本船只出海和天主教的傳播。但是，這項政策對中國并無多大影響，日本的長崎與中國沿海各地仍有貿易往來。康熙年間清王朝收復臺灣后，于1683年實行“開海貿易”政策，加強和密切了與東南亞各國的聯系。

在與西方各國和俄羅斯關系方面，清政府于1684年在廈門設立“洋行”。1686年在廣州設立十三行，實際上大約有40~50家，準許與荷蘭、英國、法國、葡萄牙等國經營進出口貿易，代收稅銀。在康熙統治期間，清政府處理了有爭議的西方傳教士問題。

1706年，康熙下令禁止西方各國在中國傳布洋教，1722年天主教傳教士不得不離開中國。然而，由于國際交往中存在的各方商業利益的競爭和不同文化上的盾，以及國內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到了雍正（1723-1735年在位）和乾隆（1736-1795年在位）統治時，清政府開始逐漸實行“閉關自守”的政策---為了維護它所繼承下來的中國封建專制制度，在18世紀中期采取的一種保守的對外政策。中俄關系主要集中在邊界和領土問題上，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后，為兩國關系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原則基礎。1782年（雍正六年）簽訂恰克圖條約基本解決中俄兩國領土問題。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

“文化同質性的地區當然會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和深刻的相互影響關系”，“某些共同價值一般被認為是增進相互依存、擴大的前提條件”。相對于西方世界體系，自唐宋以來，東方世界便形成了一個以中國為核心的、以同源文化、同質制度為根基的亞洲經濟圈。所謂“中央文明”或“中央帝國”，絕非僅僅就地理位置而言的，中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費正清的“中國中心主義”或“中國世界秩序”認為，東亞在歷史上已形成了一種等級嚴明的同心圓狀的中國對外關系的網狀結構，大致與近代歐洲所發展起來的國際秩序相當。乾隆所說的“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充分表露了封建統治者天朝上國意識，清政府的貿易變成了“懷柔遐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論及“中國世界秩序”，經常被援引的中西之間的禮儀（叩頭）之爭，體現了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抑或臣屬與宗主之間的關系。清政府堅持“外交”禮儀，其核心在于維護固有的“外藩”對“天朝”的朝貢體制，“華夷之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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