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清朝統一經營對外貿易的機構(清朝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哪些)

曾因債務問題而發生糾紛。為了制止這種事件的再度發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清廷下令把欠債的中國商人加以拘禁，并不許兩國商人彼此賒賣。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又再次禁止中國商人和俄國商人發生借貸關系。在廣州，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的管理外商條例，也透露了同樣的事實而加以查禁。以后在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六十年（一七九五）、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和道光十一年（一八二一），又不斷重申同樣的禁令。許多行商由于不能清償欠款，陷于破產，以致充軍邊遠或瘐死獄中。外商借款之所以發生，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貿易上的賒買、賒賣以及中國市場的利率大大高于西方國家，給放款的外國商人提供高額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外商通過放款，可以左右中國行商，有利于西方勢力的侵入。清廷之所以查禁，不僅是為了防止行商破產，取締外商重利滾息，維持正當貿易，也還是為了防止外國侵略勢力的滲透。乾隆二十四年的管理外商條例中，就把查禁中國商人“領借外國資本”列為防夷五事之一，認為這樣下去，難免互相勾結，滋生事端。

但是，所有這些規定，并不都能得到認真的執行和貫徹。

在中俄陸路貿易中，俄國商隊不僅違背四年一次北京互市的規定，而且在每次互市中，也不遵守雙方規定的條件。商隊人數按規定不得超過二百人，實際上在康熙四十三年（一七○四）以前，每次人數都超過二百人，有時甚至將近千人；商隊在北京停留時間，按規定不得超過八十天，實際上每次都在百天或百天以上。

在廣州的海上貿易中，有些規定幾乎形同虛設。起卸軍火炮位的規定，在清初順治年間，名義上即已開始執行，但是直到乾隆元年（一七三六），來到廣州的外國商船炮位，卻仍“聽其安放船中”。這一年乾隆帝重申禁令，但是外國商人通過行商進行賄賂，使這一條一再頒布的禁令變得有名無實。對外商行動的限制，更是不起作用。盡管清王朝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外國商人規定了居住的時間，不許長期逗留，但外國商人往往置之腦后。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的大班，在十八世紀六十年代由臨時的、季節性的組織，變成長期的、永久性的機構。而這個變更，恰在廣東總督禁止外商長期逗留之后。至于中國商人和外國商人之間的債務關系，也是愈禁愈烈。十八世紀初，還只是發生小量的、偶然的借貸關系。三十年代，外商向行商墊款購買絲、茶，便已成慣例。五十年代，開始出現因積欠外商貨款而破產的行商。至八十年代，單是行商所負的外商債款，亦即通稱的“行欠”，就達到四百四十萬元之巨。

由此可見，以禁海閉關為支柱的對外貿易政策，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間，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步步進逼，已處在節節后退之中。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廣州一口通商以后，歷任廣東督撫和海關監督，都把制定防范外夷的條例當作頭等大事。從那時起，一直到鴉片戰爭，不到一百年之中，在廣州頒布的防夷條例，見之于官方文件的，先后就有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兩廣總督李侍堯的“防夷五事”，四十一年（一七七六）廣東巡撫兼海關監督李質穎的“防夷四查”，嘉慶十四年（一八○九）兩廣總督百齡等人的“民夷交易章程”，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兩廣總督李鴻賓等人的“八條章程”，十五年（一八三五）兩廣總督盧坤等人的“防范夷人章程八條”。但是這么多的防范條例，并不足以防止外國商人的胡作非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兇焰，猛烈地沖擊著衰老的“天朝體制”，抗擊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任務，顯然不是腐朽的清王朝所能擔負的。

開放通商口岸于國有利為什么清帝不愿開通呢？

明朝曾經長期實施海禁，在隆裕年間，曾經放開海禁。明朝在福建的泉州月港等地設置了對外貿易的管理機構，通過對外貿易收獲了大量的稅銀，奠定了萬歷新政的經濟基礎。崇禎朝時，由于后金和荷蘭的先后崛起，明朝的東北和東南兩條海外貿易道路因此陷于停滯，造成明朝的錢荒，直接導致了明朝財政的崩盤。

清朝入主中原后，文明落后的清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明朝的制度，海關作為稅收來源之一，對于軍事頻興的清朝有著重要意義。可是，全國尚未一統，清朝還有很多政治敵人，人心未附。因此清朝初期嚴禁對外貿易，防止資敵、投敵。1683年，臺灣地方政府投降，東南沿海廣大地區再無可以挑戰清朝的政治軍事勢力。 1684年在廣東等地官員的要求下，清朝終于解除了海禁，在江、浙、閩、粵四省設置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和粵海關，對外通商貿易。

（清朝沒有政治敵人時開放對外口岸）

這種政策并沒有執行多長時間在雍正年間，由于有的傳教士橫行不法，清朝政府開始逐漸收緊通商口岸的對外政策，對外國傳教士嚴加管理，這種情況在乾隆年間發展成了一口通商的制度。

據說，乾隆下江南時，在一處酒樓上，曾經望見寧波海面上外商通商的船舶如織，紛紛攘攘，又見外商數百人聚集在一起發生械斗爭吵。清朝皇帝特別重視國內穩定，擔心因此讓官府擔上處置不公的名聲引發民亂，因此就叫了四口通商，海關只轉移到嶺南之地的廣州。

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將來只許在廣州收泊貿易，不得再赴寧波，如或再來，必令原船返棹至廣，不準入浙江海口。”在對外貿易中，清政府又實行商行制度，即廣州十三行，以進行壟斷。清政府只允許少數殷實富商設立“公行”，負責與外商從事進出口貿易，并代表清政府與洋商交涉。

有說法稱，清朝江海關一到廣州之后，所有外商船只都集中在廣州辦理交割，統一事權管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和結果，使得廣州的對外貿易發展日益繁榮，貿易規模反而擴大了。

到了乾隆二十四年，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請制訂《防范夷商規條》，規定“防夷五事”。即：永行禁止外國商人在廣州過冬，必須冬住者只準在澳門居住；外商到粵，“宜令寓居行商管束稽查”；禁止中國商人借領外商資本及外商雇請漢人役使；嚴禁外商雇人傳遞消息；于外國商船停泊處撥營員彈壓稽查。

（荷蘭人的海盜行為使得清朝收緊對外政策）

在嘉慶，道光年間，清朝又相繼完善了這種制度，使得清朝閉關鎖國的國策堅持了下來。直到鴉片戰爭的爆發，清朝被迫重新開放各處通商口岸。

可見，清朝皇帝們并不是不知道通商對于帝國的好處，起碼皇帝也需要掙錢。之所以清朝皇帝們堅持閉關鎖國，其背后的原因有三。

第一，清朝統治者盲目自大，認為天朝上國無所不有，無須與外國互通有無。這是中國小農經濟思想的天然思想，中國的經濟基礎直到清朝末年仍然是以農業經濟為主，工商業未曾發展起來。

其二，這是清王朝偏重于對內防范的政治需要。對于外海通商，清王朝除了防范外夷之外，對于清朝子民出海貿易經商定了非常苛刻的管理辦法，最終目的是為了防止沿海居民里通外國從事走私，甚至顛覆清朝政府的行為。這種做法使得中國經營南海數百年來的成果化為烏有，輕易為葡萄牙、荷蘭人獲得南中國海的海上霸權。

其三，清政府為控制思想，大興文字獄，對內大搞思想專制。對于外國僑民的大量涌入，清政府擔心茲事體大，不愿意過多介入國際紛爭，擔心外國傳教士的民本思想（新教）誘導國內民眾，對清王朝一直提倡的封建理學的意識形態造成威脅。因此，關閉了其他口岸，在全國各地只留下了廣州十三行用于對外貿易。從此，中國從民間外貿逐漸形成了官方外貿，在國內形成了買辦階級，對外交流發生了大倒退。

（鴉片戰爭）

清朝皇帝們對海外通商的態度反映了清朝政府從本質上是一個保守的政權。這種保守使得中國在近代以來，在國家政策、民眾思想、輿論環境等方面中國都逐漸落后于世界，造成了近代以來的落后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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