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清朝前期外貿發展的特點(概括明朝對外貿易政策的特點？)

1)還頒布了傳教治罪條例

這個時期，外國人來中國最多的是俄國人，其次是英國人

主要是貿易往來，俄國還派學生到中國學習漢語和喇嘛教

俄英兩國不止一次派團訪華，俄國七次派使團就政治、貿易、宗教事務訪華

清朝罕見派團出國的情況，只在雍正八年(1730)派了兩個團訪俄，祝賀新皇即位，爭取對征討準噶爾的支持

這個時期，清朝外交由皇帝決策，理藩院、鴻臚寺兼外事執行機關

鴉片戰爭后至清朝滅亡時期 鴉片戰爭后，中國步入了近代

清朝外交發生了巨大變化

第一、實行屈辱外交成為清朝最大的外交特點，鮮有外交自主可言

由于清朝腐朽，積貧積弱，列強發動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戰爭，1842年8月29日，欽差大臣耆英同英國全權代表璞鼎 查簽訂中英《南京條約》清朝屢戰屢敗，慈禧太后為首的統治集團為了茍延殘喘，實行投降政策，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其中危害中國最大的條約有《南京條約》（1842）、《天津條約》（1858）、《北京條約》（1860）、《中俄瑗琿條約》（1858）、《馬關條約》（1895）、《辛丑條約》（1901），根據條約賠款共13億兩，割地，計有香港（歸英國）、九龍半島（歸英國）、澳門（歸葡萄牙）、黑龍江北岸（歸俄國）、烏蘇里江地區（歸俄國）、霍爾果斯河地區（歸俄國）、帕米爾高原大部分（歸俄國）、遼東半島（歸日本）、臺灣（歸日本）、澎湖列島（歸日本），其中割讓給俄國的土地面積最大，占150多萬平方公里

割讓的土地，少數還了，多數沒還

還有很荒唐的現象：外國人可以代表清政府與本國簽約，例如尼泊爾和錫金于光緒十九年，英國人赫政代表清政府同英國簽約，承認這兩個國家為英國保護國

外國人率領清朝代表團出訪，例如美國人蒲安臣于同治七年率領志剛、孫家谷出訪歐美和日本等11個國家

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俄為爭奪我東北地區發生日俄戰爭

清政府竟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表示中立，說：“現在日、俄兩國失和用兵，朝廷軫念彼此均系友邦，應按局外中立之例辦理

”兩個強盜搶自己的東西卻袖手旁觀！ 1858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俄、美簽訂了《天 津條約》

這是中英《天津條約》簽字圖作為戰敗國的外交人員，清朝使臣頻受侮辱

甲午戰爭失敗后，李鴻章去日本議和，竟被日本暴徒打傷，抵抗八國聯軍侵略失敗后，日、德兩國竟要清政府派大員到這兩個國家賠禮道歉

結果醇親王載灃為專使，張翼、蔭昌赴德國，禮部侍郎那桐和駐日公使李盛鐸去日本賠禮道歉，載灃去德國，德皇要求他行跪拜禮，經公使呂海寰一再疏通，才免除跪拜

錢實甫《清代外交機關》一文說：“過去清政府要求洋人跪拜，拒絕采取西方儀式，這次反過來，求用西方儀式而不易得

”前清時期的外交禮規如不在北京與外國使臣交涉，要外國使臣三跪九叩等規矩在咸豐后不得不打破

盡管屈辱外交是清朝外交特點，但清朝政府及其外交人員并非對列強處處俯首貼耳，有時還是進行了斗爭

首先在咸豐朝光緒初年肅順嚴詞拒絕了沙俄使臣伊格那提也夫對我國烏蘇里江以東地區的侵略要求

光緒初年在新疆問題上清朝與俄國進行了斗爭，處分了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崇厚，派遣曾紀澤重開談判，經過斗爭簽訂了《伊犁條約》，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區

光緒二十六年（1900）九月十七日，俄國逼迫盛京將軍增祺派代表簽訂《奉天交地暫且章程》，把奉天（今遼寧）置于沙俄的監督管理之下

清政府知道后，拒絕承認，將增祺革職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駐俄公使楊儒拒絕在新約稿上簽字

加上東三省人民抗俄斗爭和其他列強的反對，俄國政府被迫在《交收東三省條約》上簽字

條約規定俄軍分三批在18個月內撤走

光緒二十九年（1902）英國侵略西藏

翌年七月二十八日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與英方草簽《拉薩條約》，規定劃西藏為英國勢力范圍

清政府外務部電令有泰“切勿畫押”

后來外務部侍郎唐紹儀到印度與英方代表力爭，要求重訂條約

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唐紹儀與英國公使薩道義在北京簽訂《續訂藏印條約》，收回了原來條約中喪失的部分主權

但是英方攫取了50萬英鎊賠款，與增設商埠，設代辦處的特權

第二、鴉片戰爭后對列強由排斥轉向勾結

咸豐帝堅持“華夷之辨”，認為外國人“性同犬羊”，寧愿放棄全部關稅也不愿讓外國使臣進駐北京

長期以來清朝把外國稱之為帶有貶義的“夷”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以奕為首的洋務派改變了對列強的看法，認為外國人并非“性同犬羊”，英國“猶可以信義籠絡”

于是在鎮壓太平天國時出現“借師助剿”

第三、對外國的稱呼變化

咸豐以前稱呼外國用帶有侮辱性的“夷”字

在外國壓力下 ，咸豐八年《中英天津條約》規定各式公文不得書寫“夷”字，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日本公使又要求清政府改正“夷島”的說法，清政府便詔令一切文書不得再用“夷”字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后，慈禧太后就對列強侵略者口口聲聲稱“友邦”了

第四、屬國逐步與清朝解除藩屬關系

由于清朝力弱和屬國被列強侵占等原因，屬國紛紛被迫解除原來與清朝的藩屬關系

具體情況如下：朝鮮于光緒二十一年因《馬關條約》規定中國承認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琉球于光緒五年為日本所滅，越南于光緒十一年《越南條約》規定，中國承認越南為法國的保護國，緬甸于光緒二十一年被英國占領，這一年緬甸最后一次向清朝進貢

暹羅于咸豐二年因太平天國起義，貢使不能進入中國，此后成為自主之國

南掌于光緒十一年成為法國保護國，蘇祿于乾隆二十八年淪為西班牙殖民地

《清史稿·屬國列傳》說廓爾喀在光緒末年還入貢中國，但沒說明何時絕貢

浩罕于光緒二十九年為俄國吞并，坎巨提于光緒十九年為英國吞并

第五、成立專門外交機構

鴉片戰爭前，清朝沒有專門的外交機構，外交事務由理藩院承擔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迫于五口通商，于道光二十二年設立五口通商大臣，辦理外交及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事務，但這是個兼職，初由兩江總督兼，二十四年改由兩廣總督兼，咸豐八年又歸兩江總督兼

十年改為南洋通商大臣，也是由江蘇巡撫兼

咸豐十二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光緒二十七年成立外務部，替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清朝沒有從事外交事務的專門機構從此成為歷史

應該指出的是外務部與總理衙門組織機構沒多大差別

顧維鈞說：“改稱外務部后，內部組織仍沿其舊

辦事的有幾個留學生，業務也和從前一樣，不同的是名義上由一名總長代替多名大臣來主持外交事務

” 在國外開始建立使館

光緒二年（1877）十二月八日，郭嵩燾以公使身份被派赴倫敦，表示對馬嘉理案的“惋惜”，建立了第一個駐外使館

接著在美國、日本、德國、俄國等國建立使館

第六、外交使團出訪多起來

前清派使團出國訪問是罕見的事，清末就多了起來

除了前面說到的蒲安臣率領志剛、孫家谷出訪11國外，還有同治五年知縣斌椿父子及同文館三人組織的觀光團游覽英、法、德、丹、比諸國

咸豐、同治朝與列強簽訂的部分條約清末外交思想存在分歧

首先，清流派與洋務派的矛盾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以奕為代表的洋務派對列強的態度已由敵對轉向籠絡、勾結，而清流派主張尊王攘夷，抨擊洋務派對外妥協投降

第二，在洋務派之間也有矛盾

奕認為英國“猶可以信義籠絡”，曾國藩認為對外國應以誠相待

他說：“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

曰‘篤教’

……無論彼之或逆或順，我常常守此而勿失”

“忠信”、“篤教”，出《論語·衛靈公》

李鴻章記得曾國藩與他論及與洋人交往之道：“我看還是用一個誠字……不如老老實實推誠相見，與他平情說理

雖不能占到便宜，也不至于過分吃虧

”又說：“我這一輩子辦外交，沒有鬧出亂子，都是我老師一言之力

”郭嵩燾則主張“循理”：條約不載，拒絕；條約載了，就須服從

薛福成則認為對列強不能以誠信相待，對它們“循理”

他指出，洋人欺軟怕硬，只可以勢禁，不可情感

他還主張外交應以國家利益為依據

奕、曾國藩、李鴻章把個人行為規范等同于外交準則，郭嵩燾則過分強調了“理”而忽視了“力”

薛福成觀點符合近代國際關系理論，符合中國國家民族利益

晚清時期，清政府在外交上有感情用事的現象，最嚴重的有兩次

第一次發生在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在光緒二十六年

咸豐十年八月四日，載垣與英法聯軍談判，把巴夏禮等26名英方人員和13名法方人員拘禁起來要挾

光緒二十六年抗擊八國聯軍時，慈禧太后令榮祿聯合義和團進攻外國使館，輔國公載勛發布槍

殺外國外交官的獎賞令，日本使館秘書杉上杉與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打死

這種做法為對方擴大侵略提供了口實

清末外交在道光朝和咸豐朝當然是由道光帝和咸豐帝決策

爾后則由慈禧太后、載灃決策

五口通商大臣，南、北洋通商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和外務部參與決策、買粉絲并執行外交政策

其下屬部門和使領館是外交政策的純粹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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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到清朝的畜牧業,商業,手工業，農業的經濟發展

隋（公元581～618年）唐（公元618～907年）時期政治穩定和開明，開放自由之風迎來繁榮盛世，經濟繁榮，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對外交通發達，海陸絲綢之路商貿活動達到新的高度，在當時世界貿易和國際產業分工中處于中心地位。自由、和平、開放、雙向交流、海陸并舉、范圍廣及整個文明世界是促進隋唐絲綢之路達到繁榮鼎盛的顯著特點。

隋朝開鑿大運河和唐朝漕運等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水運交通發展，車船制造業和水陸交通業發達，交通驛站效率很高，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先進，海上運輸極其繁盛，推動人員、貨物進出運輸順暢快捷。唐前期在西域、中亞設置安西、北庭都護府，保護貿易通道，并沿途配置驛館。陸路交通向東至朝鮮半島，向西沿陸上絲綢之路可達天竺、波斯、大食以及地中海沿岸國家。唐后期吐蕃占據河西走廊，路上絲綢之路受阻，對外貿易轉而依靠海路。海路從揚州、登州出發可抵日本、朝鮮，從廣州出發可以抵達波斯灣，唐時海外進出口貿易和海上商船運輸達到相當繁盛程度。每年華商從廣州等港口乘坐銅制貨船載著中國產品出發駛向安南，也常去東南亞、南亞甚至遠及歐洲，唐開元年間在廣州設立征收船稅的市舶使。④

唐朝采取史無前例的對外開放政策，對外貿易和人員往來頻繁，唐長安、洛陽成為國際性大都會，各國遣唐使、留學生、商人等在中外商貿、文化交流中發揮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帶來交易的商品，而且帶來手工技術、建筑工藝、生產方法、醫學、歷算、行政管理制度、宗教等，共同推動唐朝達到鼎盛之勢，成為世界性商貿、文化的中心。

唐時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波斯、大食、天竺、師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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