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宗旨(華盛頓公約是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公約嗎)

《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1985 年 ) ，《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 (1987 年 ) ，《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 (1989 年 ) ，《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的修正 (1990 年 ) 等。

這一時期的環境立法除了繼續使用強制性手段外，開始探討運用市場經濟的手段，通過消費者的參與來達到環境保護的目的。

第三階段始于 1992 年。從 1992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以來是環保法規進一步完善的時期。在這一時期，環保法規向綜合化方向發展。《生物多樣性公約》 (1992 年 ) 包括了遺傳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物種多樣性的各個方面，它把到目前為止頒發的這方面的所有公約、協定的精華綜合到這一公約中；《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1992 年 ) 也體現了這一發展趨勢，它是最重要的環境保護公約之一，不僅涉及溫室氣體排放的控制，而更重要的是關系到能源的使用和國家的經濟及長遠發展。

我國簽署的國際環境公約如下：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國際捕鯨管制公約》 《關于保護臭氧層的維也納公約》 《關于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修訂本）》 《氣候變化框架公約》 《生物多樣性公約》 《防治荒漠化公約》 《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 《1972年倫敦公約》

主題 公約 宗旨

空氣：

保護臭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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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87年補充（經1990年及1992年修訂）的1985年《保護臭氧層維也納公約》 •

采取規管性的預防措施，抑制全球排放損害臭氧層物質，以保護臭氧層，從而保障人類健康和環境。不時修訂公約及調整時間表，藉此減少使用和制造損害臭氧層的物質。

環境保育 •

經1956年修訂的1946年《國際捕鯨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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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會引起廣泛經濟問題或營養問題的原則下，盡速令鯨魚數目達到最理想水平，并確立一套國際規例，確保適當地和有效地保育及培養鯨魚，使捕鯨業得以循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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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67年、1979年及1983年（只有第1(a)條）修訂的1956年《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植物保護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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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國際合作，防止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引進及擴散破壞力強的植物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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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82年及1987年修訂的1971年《關于特別是作為水禽棲息地的國際重要濕地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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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濕地在目前或日后遭侵占或持續減少，顧及濕地的根本生態功用及經濟、文化、科研和康樂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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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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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長遠有效的制度，利用現代科學方法，合力保護對世人極具價值的文化和自然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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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79年修訂的1973年《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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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出入口許可證制度，保護指定的瀕危物種免遭濫捕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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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保護遷徙野生動物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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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行動，按情況所需，適當地保護遷徙野生動物。

有害廢物 •

1989年《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巴塞爾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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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明締約國的義務，目的是：

(a) 有害廢物的生產和越境轉移減至最少，確保以符合環保的有效方式管理這些廢物；

(b) 將有害廢物的產量和毒性減至最低，并確保以符合環保的有效方式管理這些廢物，盡量在接近廢物產生源處置廢物，并減少越境危險廢物的轉移；

(c) 協助發展中國家以符合環保方法管理所產生的有害廢物和其他廢物；

(d) 建立由生產處到棄置處的監察制度；及

(e) 管制有害廢物的進出口，規定必須取得入口國家的官方批準，方可進行越境廢物轉移。

海洋污染 •

經1973年補充及經1991年及1996年修訂的1969年《國際干預公海油污事故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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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納特別措施保護人類利益，免因公海油污事故污染海水和海岸而招致嚴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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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76年及1992年修訂的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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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納劃一的國際規例和程序；界定因船只漏油或排油引致污染的責任及確保蒙受損失的人士獲得適當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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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76年及1992年修訂的1971年《設立國際油污損害賠償基金國際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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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賠償基金。受船只漏油及排放油污損害的人士除可獲得1969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規定的賠償外，亦可得到基金撥出的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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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78年修改及補充（不包括附則IV）以及經1984年、1985年、1987年、1989年、1990 年、1991年、1992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及1999年修訂的1973年《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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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船只排放有害物質或廢水污染海洋環境。1978年議定書確定有需要進一步防止和管制油輪及其他船只，以防止污染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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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1978年（焚燒）、1980年、1989年及1993年修訂的1972年《防止傾倒廢物及其他物質污染海洋的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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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因傾倒廢物而造成的海洋污染，促使區域性協議與現有公約相配合，以及改善保護海洋環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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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國際油污防備、響應和合作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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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措施處理油污事故并就該等事故提供國際合作。

瀕危物種的保護措施

野生動植物資源是人類生存和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它們不僅提供了維持人類生存的支持體系，還是許多工業和新醫藥產業的基礎，也是世界自然資本的構成部分。野生動植物資源的減少，對于作為社會與經濟發展基礎的自然資本資源，意味著經濟機會的丟失。因此，保護野生動植物資源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也是一個更廣泛的持續發展能力的問題。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野生動植物資源的保護，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法規。

1、歐盟生物多樣性保護計劃

歐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戰略目標是：從根本上預測、防止及解決使生物多樣性顯著降低或丟失的原因，以逆轉生物多樣性降低或丟失的趨勢，并使歐盟領土內外的物種和生態系統（包括農業－生態系統）處于滿意的保護狀態。

歐盟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規劃出了一個明確的行動框架，并規定了總目標和部門目標。主要是以下4項內容：一是保護和持續利用生物多樣性；二是分享利用遺傳資源所產生的利益；三是研究、鑒定、監測和信息交換；四是教育、培訓和提高公眾的保護意識。

歐盟生物多樣性戰略行動計劃制定之后，英國政府成立了英國生物多樣性領導組，對英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提供戰略性指導；隨即成立了英格蘭、北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4個領導小組，負責監測各行動計劃的實行，并進行提高公眾覺醒和教育培訓等工作。

2、美國保護瀕危物種的有關法規

美國進行了許多立法對瀕危物種進行保護，如，瀕危物種法、遷移鳥類條約法、魚與野生動物合作法、國家野生生物庇護所管理法、北美濕地保護法等。其中，最重要的屬瀕危物種法。

瀕危物種法禁止未有許可證對列入聯邦目錄的物種進行捕獲。但是伴隨性捕獲許可證的發放，允許資產所有者在其資產內有瀕危物種存在的情況下，進行其他方面合法的經濟開發活動。同時提供了一種管理部門與公眾和私營部門發展創造性的合作伙伴關系，來達到瀕危物種的平衡和綜合有序發展的辦法。例如，美國的國際造紙公司為砍伐作為其造紙原料的木材，制定了一個棲息地保護計劃，保護在公司東南部土地上的瀕危紅帽啄木鳥。計劃中描述了砍伐林木對紅帽啄木鳥的影響及減輕該影響的措施。措施包括建立近5300英畝、居住了25－30個該啄木鳥家族的棲息地，以增加啄木鳥的數量。

美國一項調查表明，至少有80%列入聯邦目錄的物種，其棲息地在私人土地上。管理部門認識到讓私人土地所有者介入瀕危物種保護的重要性，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促進與土地所有者的合作。這些政策包括：候選物種保護協議，對許可證申請者在棲息地保護計劃中保護未列入目錄的物種進行鼓勵。這樣做的好處是：第一，可為許多物種提供早期保護，從而可避免將其列入目錄；第二，由于候選物種得到保護，可減少在發放許可證后，一個原來未列入目錄的物種被列入目錄，從而需對棲息地保護計劃進行修改的情況。

美國棲息地保護計劃的數量增加很快。1992年前只批準了14個棲息地保護計劃，但至2001年2月23日，管理部門已發放了343個以上的伴隨性捕獲許可證，其棲息地保護計劃覆蓋了2000萬英畝以上的土地，對200個列入目錄的物種和許多未列入目錄的物種進行了保護。

3、澳大利亞對野生物種商業利用的一些管理辦法

在澳大利亞，對野生物種的最大威脅是棲息地被清除。個體農民、牧場主或開發者為提高土地的使用價值，常常進行原生植被的清除，從而除去了野生物種的棲息地。因此，許多人認為，未來對澳大利亞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要找到一種機制，特別是經濟刺激，使得在私人土地上的自然棲息地能夠得到有效的保護及恢復。澳大利亞認為從其國內外的經驗看來，在管理得當的情況下，野生物種的商業應用可以成為這種機制之一。

澳大利亞一些經驗表明，給予瀕危野生物種一種價值，比沒有商業價值會導致對該物種的更大保護。例如，為獲取原產于澳大利亞的袋貂的肉供本國食用及出口用，持續地對其進行高水平的商業捕獲已有幾十年。但其數量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量增加。再如，在澳大利亞BASS STRAIT 島上的土著居民商業捕獲灰鹱，以獲得其肉、油及羽毛供本地應用或出口用也有幾十年的歷史，但灰鹱的數量仍在增加。這都是由于商業捕獲對這些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的保護起了很大作用的緣故。

以上事例表明，只有在土地所有者能從棲息地上的野生生物獲得收益的情況下，他們才可能對這些棲息地進行保護。因此，應把天然棲息地看成為一種經濟資源，因為它有應用價值，并能與其他使用土地的方法進行競爭。把它看成是有經濟價值的，才能使它受到充分的尊重與保護。

澳大利亞管理野生物種的經驗表明，在技術上可持續性的采收或獵取是可以做到的。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能否駕馭可能起破壞作用的經濟和社會力量。其中保證資源的擁有者看到管理良好的野生生物貿易具有經濟利益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對政府有關機構而言，野生生物商業利用企業家和動物保護團體的挑戰是如何對商業應用進行管理，以減輕風險，并達到最大程度的對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及可持續的應用。

澳大利亞現有的管理職責分工是：聯邦政府主要管理進出口，并正進行對所有聯邦的有關環境的立法進行綜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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