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澳大利亞貿易開放度(澳大利亞是發達國家嗎)

值的同時，也要估計代理變量的系數值，具體的估計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得到的回歸系數是一致有效的。我們用Hausman-test檢驗了模型，發現α[,i]與回歸變量SeRNX具有相關性，所以決定用LSDV方法進行回歸。為了消除擾動項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性，我們選用了可行廣義最小二乘法(FGLS)（注：FGLS(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及后面提及的Chow-test具體算法參見參考文獻[9]。）。

表1 23個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2 12個發達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我們用23個國家的數據做了一次總的回歸，回歸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中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在所有方程中均是正值，比較穩定，也比較顯著；而人均GDP的系數估計值也是正的，但不顯著；服務業開放程度SeOPEN對SeRNX的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也比較穩定；人口素質HR對SeRNX的影響是負的，比較顯著和穩定。所有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不足0.3，擬合的不是太理想。

由此可以判斷，總體上來說，FDI流入對一個國家的服務業的比較優勢是有一定的促進作用；而人均GDP的影響不是很確定，這與人均GDP水平對服務業比較優勢存在正負兩方面的作用有關；服務業的開放促進其比較優勢的效應非常顯著；而人口素質對服務業的優勢卻有很顯著的負作用，這是出乎意料的，可能與所用的數據有關，用非文盲人口比例度量人口素質沒有能夠更細致地刻劃各國間勞動力在技能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方面的差距，但是本文主要關注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因此不再對人口素質的作用深入研究。

理論分析已經說明，跨國投資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作用是不同的，可以斷定，對這兩類國家，揭示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決定因素的計量方程有不同的結構，也就是說方程3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有不同的系數。我們用Chow-test檢驗檢查了方程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確實存在結構變化。因此把這兩類國家分開進行回歸。

表2是對發達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rFDI的系數估計值都是正號，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比較穩定；而人均GDP對SeRNX的影響同所有樣本回歸結果一樣，也不顯著，但是為正號；SeOPEN對SeRNX作用為正的，比較顯著；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而且擬合優度比所有23個國家回歸時有明顯的提高。

表3 11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表4 不包含埃及的10個發展中國家回歸結果

附圖

注：*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5%的T檢驗。#表示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系數估計值下括號內數值為T統計量值。

對發達國家的回歸結果我們發現，確實如我們理論分析中所預測的，跨國投資進入發達國家促進了其服務貿易的比較優勢，而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開放也對其服務業比較優勢有正向的影響。

表3是對11個發展中國家數據回歸的結果，我們看出，rFDI對SeRNX的作用變成了負的影響，而且不顯著了；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成了負的影響，也不顯著；而SeOPEN的影響仍然很顯著地是正面的作用；所有方程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擬合優度也有所提高。

觀察我們所使用的數據，我們發現在發展中國家中，埃及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國家，它的服務貿易出口遠遠超過了進口，顯示出很強的服務業的優勢，甚至于超過了多數發達國家。因此我們將埃及的數據從中刪除，對余下的10個發展中國家進行了回歸，而且回歸方程中rFDI變量用其平方rFDI[2]代替了，結果在表4中顯示。

從表4中我們發現，在去掉埃及并用rFDI[2]作為解釋變量后，FDI流入對服務業比較優勢的影響顯著性有明顯提高，T統計量的數值比表3中有很大提高，而且這種作用仍然是負的影響，與我們理論分析中對發展中國家的預測一致；人均GDP對SeRNX的作用也變得顯著了，表現出負的作用，表明在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均收入或人均產出的提高，對服務進口的需求增加較多，而對服務出口的促進作用不是很重要，這樣反而導致服務業的比較優勢下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業優勢的建立與對發達國家一樣有促進作用，而且是很顯著的。表4中的方程回歸都通過了顯著程度為1%的F檢驗。

三、結論和政策含義

綜合以上理論分析和計量回歸的結果，我們發現，跨國投資對一國服務貿易比較優勢的影響，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確實有迥然不同的表現。

發達國家一般在服務貿易領域具有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出口國，流入發達國家的FDI有很大比例投向發達國家的服務業，服務業資本要素的相對增加更加增強了發達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相反，發展中國家不具有服務業的比較優勢，多數為服務貿易凈進口國，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大多投向其有比較優勢的初級產業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而投入到服務業的比例很小，在初級產業和制造業中資本要素的增加增強了這些行業的比較優勢，相對來說降低了發展中國家在服務業的比較優勢。

跨國投資與服務貿易的關系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完全不同的表現，被我們的實證檢驗所證實。而這一結論也啟發我們，國家吸引外資的政策會對服務業的發展造成重要影響，在發達國家，外資流入自然地就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而對在服務業沒有優勢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沒有適當的政策干預，大量的外資流入對該國的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不利的，這些國家的政府應該制定一定的產業政策，引導一定量的外資投向該國的服務行業，以保證在這個重要性日益增強的行業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這個結論也從一定的角度說明，發展中國家利用外資并非越多越好，外資的進入會對某些經濟因素造成反面的影響，適當的利用外資水平和正確的外資引導政策是必需的。

各國在服務業的開放程度對建立其在服務行業的優勢有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表明，各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談判中作出的各項服務行業的減讓承諾，增強了其在服務貿易中的比較優勢，所以一國服務業的開放并不像通常所想象的那樣會使該國的服務業被國外的服務提供者占領，相反，純粹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開放國內服務市場對發展其服務業和服務貿易是有利的。

澳大利亞的經濟概況綜述

具有競爭力的經濟

近些年來，澳大利亞的經濟表現在世界各國中顯得尤為突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具競爭力、更加靈活和更有生機，盡管不能與美國和日本相比，但澳大利亞的經濟實力卻比瑞典、比利時和瑞士強大。澳大利亞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貨膨脹、低利率；政府辦事有實效，勞動市場靈活，商業具有競爭力。

高增長、低通貨膨脹

澳大利亞1998-99年度的經濟增長率為4.4％，僅次于前一個年度所創下的4.8％的紀錄，預計，下一個年度的經濟增長將放緩至3.5％，反映了澳大利亞的內需更趨穩定，但仍高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預計平均水平；伴隨著強勁增長勢頭的是低通貨膨脹；澳大利亞90年代的通貨膨脹率平均為2.1％，與之相比，歐盟同期為3.1％，美國為2.9％。

低通貨膨脹帶來的是低利率。1996年年中以來，澳大利亞的官方利率降到了60年代以后從未有過的水平，而60年代澳大利亞的通貨膨脹極低。這一驕人的經濟表現基于生產率的顯著提高；如今，澳大利亞的生產率高于美國。90年代，多因生產率（如勞動力與資本資產結合的生產率）年均增長了1.8％。

在1997-98、1998-99兩個年度中，澳大利亞實現了根本性的預算贏余，預計，1999-2000年度澳大利亞還會實現這一目標。澳大利亞經濟表現強勁的原因

澳大利亞有一個全面的經濟政策大綱

為了確保經濟在全球的競爭力和對外資的吸引力，澳大利亞推行了積極的政策改革。

澳大利亞的體制健全、穩定、富有競爭力，為商業決策提供了保障，有利于經濟的持續發展。澳大利亞具有：

1.良好的預算實況-盈余；

2.世界一流的金融監督制度；

3.完善、為商業服務的公司法和破產制度；

4.存在實質性競爭的主要行業，如電信、電力、煤氣等行業；

5.高度開放的經濟，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極小；

6.改革了的勞動市場和稅收制度；

1996年以來，澳大利亞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對勞動市場的規章制度和政府為勞動市場提供的幫助進行改革；其中，對工作場所關系的一項重大改革將由仲裁法庭決定工資改為勞資雙方直接協商，以確保工資和雇傭條件與各工作場所的實際情況相符。

過去十年中，澳大利亞的勞動條件有了明顯改善，導致了90年代生產率的大幅度提高，以往復雜、主要由仲裁法庭作決定的勞資關系體系現在讓位給了更民主的辦法。很多情況下，工作場所協定可以在雇主和雇員之間達成。

由于上述改變，勞動市場對經濟的變化更為敏感，減少了在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提高生產率過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礙；1998年12月至1999年12月間，就業率上升了2.9％；同期失業率則下降至7％以下，是1990年以來的第一次;正因為對勞動市場和固定工資及雇傭條件進行了改革，才使得近期強勁的經濟增長沒有帶來由通貨膨脹引起的工資增長。

澳大利亞的出口基地在過去15年中越來越多元化，一方面由于出現了新的國際商機，另一方面也由于澳大利亞的商業因低關稅和微觀經濟改革而更具競爭力；現在，制成品出口（280億澳元）和服務業出口（250億澳元）已超過礦產和農產品的出口（分別為250億和230億澳元）。

澳大利亞的稅制改革

澳大利亞政府正對稅制進行改革，具體方法是通過擴大間接稅來源、簡化程序、減少錯誤做法和改進公平性來降低收入稅；2000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亞將征收商品和服務稅（GST），同時對商業稅進行多項改革。

商品和服務稅是一種適用范圍廣的增值稅，它將取代效率低下的間接稅，包括出口商和制造商所承擔的批發稅，商品和服務稅（10％）適用于幾乎所有的商品和服務，但股票交易將不征收印花稅。

改革將使商業成本每年減少70億至80億澳元，出口成本減少35億多澳元，所有措施均已立法；對商業稅的改革包括降低公司稅率，2000-01課稅年度，公司收入稅將從36％降為34%，此后更降至30％。

澳大利亞與世界金融界

由于在國內、國際上取得驕人的經濟紀錄，澳大利亞在世界金融界開始發揮重要作用；澳大利亞是：

金融穩定論壇的成員，該組織由"七國集團"的成員加上其它四個國家組成；

新近成立的"二十國集團"成員之一，該組織對國際金融體制具有重要作用；

澳大利亞證券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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