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班級準備創建一個買粉絲同學意見不同(想報名自學班級提升學歷，在買粉絲上看到這種可以相信嗎？)

為是“真正知識分子的無恥宣言”。

簽名者里，沒有愛因斯坦。

幾天后，愛因斯坦在另一份反對《文明宣言》的文件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份文件題為《告歐洲人民書》，提出：“歐洲必須聯合起來保護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和它的文化”，要開展一個“聲勢浩大的歐洲統一運動”，“努力去組織歐洲人聯盟”。

這份宣言在柏林大學的教職員工中傳閱了，但只有4個人敢簽名。與93人的龐大對手相比，它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但愛因斯坦沒有氣餒，參加了反戰組織“新祖國同盟”。1915年3月，他寫信給羅曼·羅蘭說：“在我們歐洲，300年緊張的文化工作，只引導到以民族主義的狂熱來代替宗教的狂熱，后輩人能感謝我們歐洲嗎？許多國家的學者作出的舉動，似乎他們的大腦已被切除……如果你認為我微薄的力量有所裨益，請隨便使用吧！”

半年后，羅曼·羅蘭特地與愛因斯坦會面。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愛因斯坦對于他所出生的那個國家的判斷令人難以置信地超然、公正，沒有一個德國人具有如此的超然、公正。”但會見結束后，羅蘭有些困惑：“在這個夢幻般的歲月里，別的人如果感到自己在思想上如此孤立，便會極其痛苦，愛因斯坦卻不然，他剛才還笑呢。”

愛因斯坦并沒因戰爭而停止自己的研究。狹義相對論發表10年后，廣義相對論問世了。

1919年11月，廣義相對論在一次對日全食的觀測中得以證實，愛因斯坦終于成為全世界都知道的名字。此前，從未刊登過任何關于愛因斯坦的報道的《紐約時報》也破天荒發表了一篇有多行標題的文章：“天上的光線全部是彎曲的／科學界人士或多或少激動地盼望日食觀測結果／愛因斯坦理論獲勝／星體并不在它似乎存在或被算定存在的地方，但誰也用不著擔心／一本給12個智者讀的書／世界上沒有人能夠理解它，大膽的出版商接受此書時愛因斯坦如是說”。

愛因斯坦一下子成了眾人矚目的中心。他不斷被邀請參加各種活動、發表演講。慕名而來的人似乎一下子從世界各地涌到他家門口，還有一些人來尋求經濟上的幫助。但實際上，他只有極少幾次在公開場合露了面，目的是為慈善機構募捐。有時，他會開玩笑地對妻子說：“這次你把我賣了多少錢？”

這時，在愛因斯坦的思想里，這些社會活動與他向往的寧靜生活發生了巨大的矛盾。他不希望以往的生活被打破，但同時又永無休止地感受到科學家對人類的責任。“對人類及其命運的關心肯定始終是一切技術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永遠不要忘記這一點。”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

他的確有很多事想要關心。

1920年后，德國民族主義抬頭，排猶勢力甚囂塵上。有人在柏林報紙上兩度宣稱要謀害愛因斯坦。他的相對論在德國也受到批判。但愛因斯坦并不擔心這個。他關心的是能否永遠地消滅戰爭，并為此到處奔走呼號。

1921年，愛因斯坦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說：“科學正在受到戰爭的可怕后果的傷害，但是應該首要考慮的是人類……直到文化、商業和工業中的國際主義得到重建時，才能有和平。戰爭的創傷才能治好……”

1922年，他應邀參加了國際聯盟的“知識分子合作委員會”，并在兩年后正式出席了一次會議。1926年，愛因斯坦甚至給一份報紙寫了一篇介紹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情況的文章，目的是讓公眾了解他們的努力。直至1930年，他堅持每年都出席委員會的會議，直至后來對它徹底失望，認為“它是我所參與過的最沒有效率的事業”。

之后，愛因斯坦便到處宣傳他的反戰觀點。他的和平主義已從局限于文化領域邁向了更激進的原則。1930年，他發表文章《我的世界觀》，說：“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讓每一個人都作為個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讓任何人成為崇拜的偶像……我完全明白，一個組織要實現它的目的，就必須有一個人去思考，去指揮，并且全面擔負起責任來。但是被領導的人不應當受到強迫，他們必須可能來選擇自己的領袖……“在人生的豐富多采的表演中，我覺得真正可貴的，不是政治上的國家，而是有創造性的、有感情的個人，是人格；只有人才能創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東西，而群眾本身在思想上總是遲鈍的，在感覺上也總是遲鈍的。“由命令而產生的勇敢行為，毫無意義的暴行，以及在愛國主義名義下一切可惡的胡鬧，所有這些都使我深惡痛絕。在我看來，戰爭是多么卑鄙、下流！”

1931年，他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說：“我首先承認我的政治信念：國家是為人而設立的，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這對科學也適用。“國家應是我們的仆人；我們不應該是國家的奴隸。當國家強迫我們去服兵役時，它就違反了這一原則，特別是由于這種服役的后果就是去屠殺別國的人民或妨害他們的自由。確實，只有在有助于人的自由發展時，我們才應該為國家作出這種犧牲……“有人主張精神裁軍應當走在物質裁軍的前面。他們還進一步很明確地說，國際秩序最大的障礙是那個被可怕地夸大了的國家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取了一個好聽的但卻是被濫用了的名詞：愛國主義。在最近一個半世紀中，這個虛假的偶像到處產生了很壞的和極其有害的影響。“國家的最高使命是保護個人，并且使他們有可能發展成為有創造才能的人。”

這一年夏天，愛因斯坦授權建立了“愛因斯坦反戰者基金”。第二年，他又在一份致德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呼吁書上簽名，促使他們聯合起來，以阻止德國“變成法西斯的可怕危險”。這個警告太晚了。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

兩個月后，54歲的愛因斯坦再一次作出了“離開德國”的決定。他在紐約舉行的一個記者招待會上，譴責了法西斯納粹的暴政，稱其為“命令主義的強權政治”。他的德國摯友馮·勞厄寫信勸他在政治問題上要明哲保身。愛因斯坦回信說：“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為科學家對政治問題———在較廣泛意義上來說就是人類事務———應當默不作聲。德國的情況表明，這種克制會招致：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領導權拱手讓給那些盲目和不負責任的人。這種克制豈不是缺乏責任心的表現？試問，要是布魯諾、斯賓諾莎、伏爾泰和洪堡也都是這樣想，這樣行事，那么我們的處境會怎樣呢？我對我所說過的話，沒有一個字感到后悔，而且我相信我的行動是在為人類服務。”

這種公開的頂撞使納粹惱羞成怒，他們抄了愛因斯坦在柏林的家，同時將他的另一處別墅收歸國有。愛因斯坦的第二任妻子愛爾莎怕極了，寫信給朋友：“我的丈夫不允許自己沉默，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止他發表自己的想法。他仍然忠于自己，而我的孩子在那邊，這種憂慮幾乎要使我神經錯亂了。”

愛因斯坦花了大量的時間幫助那些逃難的猶太人。他在音樂會上表演，并十分驕傲地為猶太難民募集了6000美元；當他相信能夠增加一位流亡的德國畫家的聲望時，就主動要求這位畫家給他畫像；他為許多貧困的陌生人擔保；他的推薦信已失去了影響力，因為他寫得太多了，警察甚至在一個江湖郎中的家里發現了一封……

他本是個絕對和平主義者，但面對戰爭的危險，他說：“為了保衛公理和人民的尊嚴而不得不戰斗的時候，我們決不逃避戰爭。”

正是在這種轉變下，1939年8月，因憂慮納粹德國率先研制成原子彈，愛因斯坦在給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信上簽了名，指出：“……有可能制造出一種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能輕易地把整個港口連同附近地區一起炸毀，我的義務是提請您注意下列事實和建議……”

這封信開始了美國著名的“曼哈頓工程”。6年后，日本廣島和長崎受到原子彈轟炸，死傷20萬平民。當愛因斯坦從廣播中聽到這條消息時，驚呆了。他只說了一句：“我真痛心。”

余下的生命中，他不時地會回想起這一時期，并深深地悔恨。有一次，在普林斯頓的辦公室里，說起這件事時，愛因斯坦迅速地轉過臉去，將目光投向遠處的山谷和樹林，然后，似乎在對他所注視的樹梢說話，他低聲地、若有所思地、一字一頓地說：“是的，我按的按鈕……”

但事實上，在德國投降之后，愛因斯坦便立即給羅斯福去了第二封信，建議：鑒于美國制造原子彈的理由已不存在，應停止制造和使用這種武器。不幸的是，羅斯福收到這封信時已經病危，還沒來得及看，便去世了。

“憲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

愛因斯坦余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來糾正他所犯的這個“最痛心的錯誤”。

1947年，他在聯合國大會上說道：“今后若干年內，自然科學家的態度將決定人類文明的命運。人類終于懂得，當前的任務是什么，這就是尋求諒解，為的是實現各國人民間、不同信仰的各民族間的徹底諒解。”

第二年，他發表了一份《致知識分子的信》：“由于我們科學家可以決定悲劇重演，加劇屠殺手段的恐怖局面，我們肩負著神圣義務，必須全力制止為殘酷目的而發明武器去用于殘殺。什么是我們更加重要的任務？我們心中所熱望的社會目標又是什么？”

無論如何，現實的社會目標絲毫不是愛因斯坦所熱望的那一個。冷戰開始，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大批知識分子被懷疑對美國不忠而受到迫害。1953年，紐約一位教師寫信給愛因斯坦，說自己受到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的傳訊，請教他該怎樣應對。

愛因斯坦回信寫道：“我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反動政客在公眾面前虛晃著一種外來的危險，借此來引起他們懷疑一切理智的努力。到目前為止，這伙人得逞了，現在開始來禁止教學自由，對一切不肯證明自己順從的人，就剝奪他們的職位，也就是說要餓死他們。“為了反對這種罪惡，只居少數的知識分子應當怎么辦？老實說，我看只有照甘地所主張的那種不合作的革命辦法去辦。每一個受到委員會傳訊的知識分子，都應當拒絕作證，……如果有足夠多的人下決心采取這種嚴肅的步驟，他們就會得到勝利。否則，我國知識分子所應得到的，決不會比那個為他們準備著的奴役要好多少。”

在信末，愛因斯坦特地注明：“此信沒有必要被認為是‘機密’的。”

這封信最終在報紙上發表，并導致公眾意見的爆發。麥卡錫稱任何接受愛因斯坦建議的人都是“美國的敵人”；報紙社論評價他此舉是不負責任的，“把自己放進了極端主義者的范疇”；同意和反對的信件大量出現在各種報紙上。但是，確實有兩個中學教師在被傳訊時拒絕答復，并引用了愛因斯坦的信。

大半年之后，愛因斯坦才給出一段比較完整的陳述：“在原理上，每個人都同樣地卷入到憲法權利的保衛之中。然后，最廣意義的知識分子卻處于一個特殊地位上，因為，感謝他們所受的特殊訓練，他們對公眾意見的形成有其特別強烈的影響。這就是那些將會把我們引到獨裁政府的人們特別關心對這一群人的恐嚇和鉗制的原因。因此，在這種局面下，對知識分子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盡他們的責任。我認為這種責任就是拒絕與任何違反個人憲法權益的行動合作。“憲法的力量完全在于每個公民捍衛它的決心。”

此時，他的健康狀況已不是很好，但他仍然繼續堅持“統一場論”的研究，以及參與一些精力允許的社會活動。

1953年冬，芝加哥律師“十誡會”決定授予愛因斯坦人權獎。他不能前來，寫了一封信供宣讀：“在長期生活中，我把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追求對物理實在的結構稍微深入一點的了解。我從來沒有做過系統的努力去改善人類的命運，去同不義和暴政斗爭，或者去改進人類關系的傳統形式。我所做的僅僅是：在長時期內，我對社會上那些我認為是非常惡劣的和不幸的情況公開發表了意見，對它們保持沉默，就會使我覺得是在犯同謀罪。”

1955年4月18日凌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平靜地離開了人世。就在去世前幾天，他還簽署了由羅素起草的《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尋求和平辦法解決一切爭端”。

這位終生反對權威、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科學家生前曾說：“我自己受到了人們過分的贊揚和尊敬，這

很赞哦!（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