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疫情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影響2000字論文(疫情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有哪些)

1993—2006年我國M2供應量和外匯占款情況見圖6。從圖6可以直觀看到，樣本期間，隨著外匯占款的增長，我國的M2供應量在大幅度增長。

我們根據相關數據計算的外匯占款占M2供應量的比重見圖7。從圖7可以直觀地觀察到，樣本期間，外匯占款在M2的比重，在1993年只有2.51％，自1995年始，即超過了10％，自2004年始超過20％，到2006年達到28.64％。其經濟意義是，2006年約1/3廣義貨幣供給來源于外匯占款。因為外匯占款過大而導致貨幣供給過多，從而出現了流動性過剩，使得包括消費品價格、投資品價格、資產價格在內的價格全面上漲，引發了國內經濟嚴重失衡，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經濟泡沫的壓力。

(三)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遠遠超過對外直接投資，會給未來的國際收支帶來一定隱患

此外，如果說自改革開放以來到上世紀末20多年內，中國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解決城市大工業升級與農村勞動力轉移所面臨的資金不足問題，然而到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不復存在了。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08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計算，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截至2008年6月，中國金融機構的人民幣存貸差已經超過了13.4萬億元，截至2008年9月，外匯儲備已經達到19055.85億美元。考慮到金融機構沉淀的資金和巨額的外匯儲備，我們需要追求這些資金的利用效率最大化和經濟收益最大化。

基于上述分析，這種以獎出限人的貿易戰略、獎人限出的資本戰略、追求外匯儲備偏好所構成的開放戰略，不是一種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四、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未來調整方向

(一)將國際收支平衡作為未來對外開放的戰略目標

追求外匯儲備的偏好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重要特征。追求外匯儲備也就是追求國際收支盈余，在一定意義上說，是受重商主義財富觀的影響。重商主義認為，財富就是貨幣即金銀。衡量一個國家富裕和發展程度的標準是看它擁有的貨幣量，而推動一個國家發展的根本動力就是積累貨幣。因此，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途徑是開展對外貿易，即把本國的剩余產品賣給別國以換回貨幣，或者通過轉口貿易以賺取貨幣形態的利潤。重商主義主張的發展戰略是獎出限人的對外貿易，早期重商主義主張采用行政手段，禁止貨幣輸出，以及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來積累貨幣，即通過調節貨幣的運動來達到積累的目的。晚期重商主義允許貨幣輸出國處，擴大對外國商品的購買，但必須保持商品的輸出超過輸入，即通過調節商品的運動來達到積累的目的。

然而，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標志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如何全方位地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在全球范圍內更合理地配置資源，是促進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重要途徑。國內國外兩個市場相比僅僅依靠國內市場而言，通過擴大總需求促進增長，國內國外兩種資源相比國內資源而言，通過擴大總供給促進增長。

從理論上來講，在開放經濟中，國際收支平衡(對外平衡)與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物價穩定一起構成現代政府宏觀經濟目標，可見，國際收支平衡是國民經濟均衡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收支的失衡，必然對國民經濟的均衡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對國際收支的均衡和失衡進行調節，以促進國民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這就是為什么現代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常常把國際收支平衡作為統籌國內外經濟均衡的重要目標的原因。從實踐方面來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實踐驗證了這一理論解釋與預測的正確性，改革開放發來，中國所實行的出口促進型、外資依賴型的對外開放戰略雖然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它所帶來的國際收支失衡既對當前的國內經濟形成強大沖擊，也給未來的國際收支帶來隱患。隨著當前國內經濟及國際經濟的變化，我們應該將追求雙順差的戰略目標，調整為追求國際收支平衡的戰略目標，以減輕外部經濟對國內經濟的沖擊，以確保國內外經濟的均衡。

(二)將對外直接投資作為未來對外開放的戰略重點

要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戰略目標，尤其是要解決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對國內經濟造成的沖擊，需要找到正確的戰略重點作為突破口。國際收支平衡的數學表述：BP=NX+CF=0。其中，BP為國際收支盈余，NX為貿易賬戶盈余(凈出口)，CF為資本賬戶盈余(資本流量)。國際收支盈余：官方外匯儲備的增加：貿易賬戶盈余＋資本賬戶盈余。因此，從理論上來講，有兩種途徑可以實現這一目標：第一，實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各自平衡，確保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第二，實現經濟項目和資本項目的綜合平衡，即一個項目下的盈余用另一個項目下的赤字來沖銷。然而，實現貿易項目的平衡會對經濟增長形成負面沖擊，因為凈出口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中國經濟結構下，很難在短期內將經濟調整為內需拉動型，對外需的依賴只能逐步減少，只有在內需足夠大的條件下，實現貿易項目的平衡才可以減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如果經常項目的不平衡在短期內難以平衡，那么著眼點就應該放在資本項目，促進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可以逐步實現資本項目的平衡，而且能夠確保外匯儲備的有效利用，并且減輕對國內經濟的沖擊。

根據當前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實際，我們認為，中國未來對外開放戰略的重點在于進一步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原因在于：第一，進一步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解決當前外匯儲備過多問題，實現外匯儲備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只要我們的對外直接投資收益率高于購買國外債券的利率，就可以減少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隨著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外匯儲備的減少，可以減輕外匯占款的帶來的人民幣供應量的過度增長，從而有利于解決國內流動性過剩問題。第二，進一步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還可以確保未來國際收支的平衡。可以預期，在中國巨大國內市場和高經濟增長的吸引下，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仍將保持增長的勢頭，外商直接投資的利潤在未來的匯回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對未來中國國際收支的負向沖擊。如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很大，從而帶來的國外的投資收益較大，就能抵消在華外資收益的匯出，那也就不會存在未來發生收支危機的隱患。因此，我們應該將出口促進型、外資依賴型的對外開放戰略重點，調整為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型的對外開放戰略重點。

此外，根據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對外直接投資會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形成正向影響。第一，對外直接投資會帶動出口。Lipsey等(2000)對日本、美國、瑞典數據的研究表明，從制造業公司水平而言，日本母公司對國外一個地區的出口與母公司在當地的生產正相關，這種關系隨時間越來越強，美國、瑞典情況與日本類似，只是強度較弱。Wilamoski和7inkler(1999)對美國與墨西哥的FDI與貿易關系的研究發現，美國FDI是兩國貿易劇增的主要原因，而且出口效應超過進口效應。項本武(2006)對中國數據的研究也表明，中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促進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但對從東道國的進口卻具有替代效應。第二，對外直接投資會帶動國內就業。Lipsey(1994)對美國情況的一個研究結果是，海外生產份額高的美國公司相對于國內生產的公司來講，就業人數更多，國外生產需要更多地服務于總部的R&D及監督就業。Blomstrom等(1997)對美國與瑞典的比較研究表明，瑞典公司在給定母公司生產規模的條件下，國外生產越高，國內就業越多，在發展中國家的效應特別大。瑞典公司較少將勞動密集型生產配置于低工資國家，國外生產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生產需要母公司監督和輔助就業。第三，對外直接投資會增加中國國民收入。Feldstein(1994)在對美國FDI流出的收益的計量研究中表明，一個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能以一個相當大的幅度提高美國的國民收入的現值，每1美元的FDI能為國民收入增加1.72美元的現值，接近于這些資金機會成本的2倍。第四，對外直接投資會促進國內經濟結構升級。Wolff(2000)認為，日本從20世紀70年代的中等技術含量經濟體轉變為90年代的高技術含量的經濟體，轉型速度比其主要競爭對手美國和德國要快得多。Blomstrom等(2000)認為，FDI流出在日本經濟結構的調整中起著重要作用，日本公司生產活動的區位重新配置改變了日本經濟的特征。

因此，大力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是解決當前國內外經濟失衡所帶來的諸多問題，形成和完善我國互利共贏對外開放戰略的關鍵。對于我國經濟未來的進一步增長來說，實施走出去戰略，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是必然的戰略選擇。

全面辯證看待我國經濟發展論文2000

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

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是由我國基本國情、發展基礎、發展階段、發展環境、發展潛力和動能、體制和制度條件、發展戰略、宏觀政策、發展目標等共同決定的，是長期起作用的基本格局，不會因疫情沖擊這種短期因素而改變。我國具有保持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的充足條件。

1、從發展基礎看。

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近100萬億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占全球經濟的比重超過16%，對全球經濟增量的貢獻約占三成，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歷史性地突破1萬美元。我國已成為居世界第一的工業制造大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基礎設施建設突飛猛進，高速公路、高速鐵路總里程均居世界第一，通信業實現趕超。對外經濟跨越式發展，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分別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成為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最大貿易伙伴，是全球第二大外資流入國。外匯儲備連續14年居世界第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發展，使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進入世界前列，為鞏固我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奠定了堅實基礎。

2、從宏觀經濟看。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宏觀經濟的顯著特點是沒有發生過經濟衰退和危機，經濟增長率除了1981年的5.1%、1989年的4.2%和1990年的3.9%，其余38年都是高速度和6%以上的中高速，而且多數年份實現了就業、經濟增長、物價、國際收支的良好組合。

以最近5年（2015年至2019年）為例，雖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但每年城鎮新增就業都在1300萬人以上，經濟增長率分別為7.0%、6.8%、6.9%、6.7%和6.1%，保持在合理區間。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分別為1.4%、2.0%、1.6%、2.1%和2.9%。經常項目順差逐漸縮小，國際收支基本平衡。

經濟結構持續優化，消費和服務業的貢獻率持續上升，城鎮化快速推進，傳統產業改造提升，數字經濟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我國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探索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和機制，積累了豐富經驗。這為保持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創造了良好宏觀經濟環境。

3、從發展潛力和動能看。

我國正處在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人均收入處于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和人民生活水平同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邁向高收入國家行列，對發展的需求是全面、巨大和持久的。

同時，我國具備實現持續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我國有14億人口，超過4億人的中等收入群體仍在擴容，國內市場規模巨大且不斷發展，潛力無限；國內儲蓄率高，是少有的資本凈輸出國和債權國；人力資源豐富，有9億勞動力，其中超過1.7億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類專業技能；有1億多個市場主體，蘊藏著巨大的創業創新潛能。這是保持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的重要條件。

4、從體制和制度條件看。

我國有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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