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社交媒體用戶的分化是什么(社交媒體的發展和分化)

斷改變著個體節點間的連接和互動模式、強度，網絡互動激發了網絡的集體行動，催生了共同體，也在推動著人群的匯聚和分化，這一切使得網絡社會結構也處于不斷的運動中。

      此外，今天的網絡不只是向用戶提供內容，還需要向他們提供社交平臺以及與生活工作相關的各種服務。作為節點，每個用戶居于傳播、社交和服務三種網絡上，他們也成為連接幾種網絡的紐帶。每個用戶在內容、社交與服務這三方面的需求和行為特征都是有關聯的。他們對于內容的需求可能會決定他們選擇什么樣的社區，社區中的氛圍，也會影響人們的內容選擇取向。而人們在內容消費上的偏好，也會與其服務需求有一定的相關性。

結合實際，談談移動互聯網環境下，網絡信息用戶行為有哪些新的變化，呈現什么樣的特征？ 在線等

用戶行為新變化的表現：

1、傾向社群化生活

除群生活以外，買粉絲還開通了公眾服務號，開發者在買粉絲上為各種不同興趣、需求的用戶提供不同的服務，通過文字、圖片、語音、視頻等多種媒介方式與特定群體實現全方位溝通互動，使線上線下得以連接。

2014年5月，騰訊手機QQ推出基于興趣的公開主題社區——興趣部落，與擁有共同興趣標簽的QQ群實現打通和關聯，形成以興趣聚合的社交生態系統。此外，微博群、微博熱門話題、百度貼吧、天涯社區、貓撲等公共社區也都聚集著大量用戶，有各自特點鮮明的社群生活，體現用戶在社交網絡中的個性化和差異化。

2、更樂于互動分享

科技網站Digital Trends的報道表明：“與閱讀文章相比，人們更樂意分享文章，這是典型的現代信息消費方式。”相比于PC端，移動互聯網時代，由于操作的簡易性和網絡設備的便攜性，用戶對所接觸的信息更樂于參與互動并隨手轉發，而且用戶往往是多屏參與信息互動與分享，即在PC端接受信息，在移動端參與節目互動。

如很多電視媒體利用掃碼、搖一搖等方式與用戶進行跨屏互動。娛樂化的體驗容易獲得用戶追捧，用戶也樂意在接收新信息的過程中在社交網絡中分享，吸引社交好友共同參與，而一旦引爆社交網絡將收獲不可估摸的市場紅利。

3、獲取信息的表面化

移動互聯網的簡易操作解放了用戶的話語權，使得用戶進入一個“人人都是傳播者”的自由狀態，生產的信息呈幾何級數增長。IBM的研究稱，整個人類文明所獲得的全部數據中，有90%是過去兩年產生的。而到了2020年，全世界所產生的數據規模將達到今天的44倍。

可見移動互聯網產生了海量信息，填充在社交網絡的各個角落。與海量信息相對的是用戶有限的注意力資源，信息量越大，注意力資源就越稀缺。

印度InMobi公司發布的《2014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行為洞察報告》數據顯示，中國移動互聯網用戶平均每天利用手機和平板上網時間總計達到146分鐘，其中，有效媒體接觸時間為5.8小時。

即使用戶將5.8個小時全部用在社交網絡中獲取信息，也只是獲取一小部分，而且面對網絡紛雜的信息，用戶注意力很難集中，極易被其他信息吸引，對信息的獲取就過于淺顯，浮于表面。

4、關注點指向明晰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用戶行為社交化變遷還體現在用戶更為關注眼前的熱點事件，更樂于分享指向明晰的事件，很容易形成“一呼群應”的效果。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用戶的行為很容易在社交活動中被轉移，注意力也會迅速被不斷更新的熱點事件所吸引，很難對同一事件保持長久關注。

特征

第一，網絡用戶數量增長迅速，人數眾多。信息社會是新技術產業和知識密集型產業主導的社會，人們對知識和信息的需求成為社會的主要需求，每一位社會成員都有可能成為知識的需求者。

第二，網絡用戶的類型不斷分化。在物理世界中，用戶分布有著明顯的地域特征；網絡打破了地域限制，任何地方都可以成為信息交流場所，任何人都可以隨時發布和獲取信息。在這種環境下，用戶概念呈現出新的含義，網絡用戶結構差異大、職業分散、行業分布廣泛。

第三，網絡用戶有著不同的信息需求。每個人都可以是信息的生產者、傳遞者和接受者，用戶需求呈現出多層次、多方位的特征。任何網絡行為人都可能置身于信息兩端，既可以發布信息，也可以接收信息。

擴展資料

網絡用戶對信息的獲取和利用方式主要靠信息檢索和信息瀏覽。信息檢索是一種有明確目標、有計劃、能清楚表達信息需求的信息獲取行為；而信息瀏覽是沒有具體信息需求目標或難以清楚表達信息需求的較隨意的信息獲取行為。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瀏覽行為可能缺乏明確目標，也可能沒有計劃性，但這并非意味著它就不具有目的性。作為用戶的信息行為之一，瀏覽同樣具有行為上的目的性，那就是滿足已知或未知的信息需求。

在實際的信息獲取活動中，二者有時難以清楚地劃清界限，常常相互聯系、交叉或被整合在一起使用。信息檢索與信息瀏覽常被用戶簡稱為信息查尋。對于網絡資源的信息查尋，庫爾梭(CarolC．Ku)提出的信息查尋模式為我們清楚地描述了其具體過程。

庫爾梭模式的最基本的假設是：用戶因其信息需求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疑惑與挫折會隨著信息查尋過程的推進、獲得越來越多的相關信息而減少。她運用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來描述用戶如何建構他們所遇到的信息。

她還認為，信息查尋過程是一個不斷修正需求表達的過程，需求目標的形成(觀點形成)是信息查尋成敗的關鍵，所以，意義建構的認知過程是庫爾梭信息查尋行為模式的精髓所在。

媒介權力讓渡給,每位社交網絡的真實用戶,這種變遷源于什么

媒介話語權

電子媒介階段進一步鞏固和強化了媒介權力，而到了網絡新媒體時代，媒介權力有分化和弱化的趨勢，而且還得需要讓渡給每位社交網絡真實用戶，這是媒介發展的趨勢，也是源于媒介話語權變遷的必然趨勢

打造網絡網紅的社會環境是什么？

因此，本文將從技術發展、社會轉型期的文化環境、資本和網紅自身的內在動力四方面對網紅興起的社會機制和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

一、網紅得以產生的基礎——技術背景

首先，計算機網絡的出現、智能手機的普及為人們提供了超越時空、方便而低廉的連接工具，各種社交網站的廣泛應用為人們打造了各種形式和特征的自我展示和旁觀的平臺。十年前的撥號上網時期，“榕樹下”等網站的出現為文學青年們提供了發表小說、觀看小說和互相交流的平臺，出現了一批諸如“韓寒”、“南派三叔”、“安妮寶貝”等青年作家；接下來，圖片技術的發展促使了一系列以抓眼球為基礎的審美或審丑類網紅；目前，視頻和直播技術的發展與網絡成本的降低，使得網絡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出現了一大批游戲直播網紅、時尚美妝網紅等。因此，可以說技術的成熟是網紅得以產生的基礎。

再次，互聯網技術還為用戶加上了一個“濾鏡”，使得網紅自身的某種特質在互聯網的作用下不斷地被放大、美化。無論是微博、快手，還是各種社交平臺和直播軟件，它們的一個特征是前臺與后臺的互相滲透和前臺表現的美化。首先，比起傳統媒體，微博、快手等直播和社交網站，它們的使用用戶在進行自我表現時的場景和主題往往更加生活化和“接地氣”，使得觀眾更感興趣、更容易接受和信任他們，并且相信這些展示者展現的是自己真實生活中的一面。其次，使用者的精心編輯和互聯網的“圈子化”、從眾性、偶像中心化和流言快速傳播的特征，都給信息的中心——傳播者鍍上一層“光環”，從而把他們的一個小的特質比如“幽默”、“吃貨”、“高顏值”等聚焦和放大，并且在粉絲群體中被一遍遍地猜測、討論，從而確定和加深。

最后，技術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互聯網在我國的發展正好趕上了改革的春風，我國近年來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并且在基礎設施建設和物流建設方面投資非常之大。這些為我國網紅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使得“網紅”的出現沒有受到任何硬件上的阻礙。另外，由于互聯網的新興性和社會問題的多樣性，使得互聯網方面的相關法律、監管都并不十分嚴格，這給我國網紅的發展創造了一個相當寬松的社會環境，出現了一些問題，但這些手段客觀上促使了網紅的野蠻發展。

二、網紅興起的根本原因——社會轉型之后的分化和泛娛樂化

與網紅興起息息相關的兩個社會特征就是現代社會的細分化和社會的泛娛樂化。

首先，網紅之所以能“紅”就是因為他們滿足了網民的一些心理需求。互聯網技術的廣泛化、平民化使得網絡成為普通人分享生活、娛樂社交的領域。在《2016年網紅白皮書》中，我們可以發現年輕人是互聯網的應用群體，也是網紅粉絲的主力軍。普通的年輕人在互聯網上追求的就是娛樂、消遣、社交、獲取新鮮資訊等高度世俗化的目的，他們非常需要有一群人為他們整合和分享八卦資訊，或者在某個他們感興趣的娛樂領域吸引他們的研究。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人通過唱歌、跳舞、化妝、游戲直播等方式成為擁有廣泛注意力的紅人。網民群體基數大、異質性強，在上述技術手段的支持下，往往分化成不同的群體，呈現出不同的心理需求，因此催生出高度細分化的、不同類型和特征的網紅。比如打發無聊、娛樂消遣、填補碎片化的時間；情感共鳴；消解壓力；想象投射等。

其次，網紅還有著意見領袖的功能。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生產方式的變化和技術的發展使得社會進一步分化，人們之間的異質性越來越強，日常生活涉及的領域越來越豐富。在這樣的條件下，人們面對的選擇越來越多，而能從上一代和身邊人那里獲得的建議則越來越少，而網絡作為最便捷、低廉、日常的媒介，也就成為人們搜集信息、決定行動的首要參考條件。因此，在這種背景下一群為人們的選擇提供信息、整合資源的人開始出現，網絡上自然而然地就誕生了一群處于各個“垂直領域”中的“意見領袖”。在先前的分析中，我們發現當代網紅和以往不同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專業化、內容高質化。在訪談過程中，我們也發現網紅的概念早已不局限于對所謂“蛇精臉”、“大長腿”等單純身體特質的描述，而是形容任何一個在網絡上具有注意力資本并能將其變現的人。因此，這些各個領域的“意見領袖”們就都成了網紅。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并非具有多么高的專業知識，但他們往往在某一個方面具有超越普通大眾的熟練性。這些領域主要指“食品”、“化妝”、“健身”等世俗化、生活化的領域。

再次，不論是滿足心理需求還是擔任導師職能，網紅實質上是那種“娛樂至死”、消費之上等現代文化特征的必然產物。進入工業社會以來，機器大生產、資本主導、大眾傳媒引領宣傳、“都市病”、焦慮、快餐式消費、碎片化閱讀等社會背景，自然催生出人們各種各樣的心理需求和意見期待。比如說，生產的需求刺激著消費欲望，社會轉型帶來了新的想象，出現了一大批以“時尚”、“享受”、“小資”、“優雅”為標簽的網絡博主，他們或販賣化妝用品、服裝飾物，或介紹美食、宣傳生活用品，通過圖片、視頻等媒介展現了優雅精致的形象，從而獲得聲望，實現變現。而人群流動和都市生活帶來的壓力則將一些人引向對日常的自嘲和反諷之中，因此papi醬、暴走漫畫等網紅通過短視頻的方式幽默地對生活中的種種場景進行“吐槽”，觀眾因此舒緩壓力，獲得平衡。還有一些撰寫心靈雞湯和成功學的網紅則是抓住了社會壓力環境下人們的焦慮、追求成功的心理。凡此種種，復雜的社會背景塑造了獨具個性的人物，也塑造了身處不同領域、有著種種個性的網紅。

最后，網紅得以產生的社會背景還與人們追逐熱門、尋求認同的心理有關。一方面，某個人一旦成為網紅，吸引了很多注意力之后，往往會在人群中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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