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粵港澳大灣區服務貿易大會主題(2022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經濟高峰論壇成功舉辦突破創新是今年主題)

目前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集團是歐洲聯盟。第二個屬于（一國內部）區域經濟學或者空間經濟學的范疇，通常在國土范圍大、國內各個地區之間差異大的國家內，討論比較多。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區域經濟學和區域政策討論的重要話題，在當前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促進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有利于擴大國內市場規模，擴大內需，縮小地區間差距，同時還可以促進國土空間優化，形成良好的國土空間經濟秩序等。國內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包括基礎設施聯通、政府間協議、制度建設和整合等多種形式和階段。

區域一體化是區域政策的重要內容，但由于實現真正的區域一體化需要較高的條件，在國內的政策實踐中，實施一體化的區域是比較發達的地區和都市圈，如廣東省2010年出臺的珠三角五個一體化規劃。2019年出臺的《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是第一個國家戰略意義上的區域一體化發展的公共政策，從規劃的目標和內容看，除了硬件的基礎設施和創新產業外，還對應著區域一體化的制度建設和整合階段，是高度一體化的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發展應從區域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兩個范疇來思考。從區域經濟學的角度看，粵港澳大灣區的一體化發展應該在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發揮地區優勢，塑造新型文化和生態保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從國際經濟學的角度，還需要在貨幣、貿易、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政策及制度協調取得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的制度和體制優勢一方面是在整個灣區范圍加強設施的“硬聯通”和機制的“軟聯通”，大灣區內，在保持各自制度特征的基礎上，做到不同制度的特點在空間上的相互結合，使制度差異帶來的紅利在更廣闊的區域內釋放；另一方面是在重點地區打造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在合作平臺內做好制度和機制設計，促進各種要素的流動和融合發展，通過抓好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重要載體，打造粵港澳三地緊密合作的結合點和經濟發展的支撐點。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的措施也是多方面的，其中，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是促進大灣區一體化的重要載體，而且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如前所述，粵港澳大灣區不同于國內其它區域一體化發展地區，有著“一國兩制”、“三個關稅區”等多個特性，既有國際經濟學也有區域經濟學的一體化涵義。很多一體化內容和措施需要在大灣區范圍內逐步分階段地嘗試、改革和實施，這就對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提出了現實需求。這樣做既可以發揮不同區域在制度方面差異的優勢，也可以有效地控制風險。從珠三角的發展歷程來看，粵港澳的緊密聯系就是充分發揮不同體制和制度優勢，促進了珠三角地區的快速發展，如早期的中英街、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

發揮制度優勢，在合作發展平臺進行多方面的試點和改革嘗試。合作發展平臺的選擇可以是“9+2”城市之間的兩兩合作打造，也可以是多個城市之間的合作。合作發展平臺的空間安排既可以在廣東省的9個城市，也可以在港澳地區。最基本的合作內容是先著重產業合作，搭建企業和產業間在資金、技術和人員等方面的緊密合作；然后可延伸至與產業發展緊密相關的產品服務和技術創新合作，進而進行人員交流往來的緊密合作。經過合作發展平臺的摸索之后，可以進行行政、司法等制度方面的合作，探索逐步形成完全一體的行政司法等制度環境。五、依據戰略定位構建多層次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目標、任務和路徑都是多樣化的，不同的發展任務和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在不同層次的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嘗試和完成。

1、建設功能齊全、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合作發展平臺

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粵港澳大灣區的空間發展戰略是突出極點帶動，即發揮香港-深圳、廣州-佛山、澳門-珠海強強聯合的引領帶動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廣佛同城化建設，提升整體實力和全球影響力，引領粵港澳大灣區深度參與國際合作。可見，香港、澳門、廣州和深圳是大灣區的中心城市，這些城市及其都市圈一體化空間范圍是帶動大灣區發展的極點，因此，要在這4個中心城市建設功能齊全、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合作發展平臺。具體而言，這主要有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功能區、廣州南沙粵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區和珠海橫琴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這一范圍也與總面積約為116平方公里的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相似。

在香港范圍內，支持落馬洲河套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建設，和毗鄰的深圳科創園區共同打造科技創新合作區。落馬洲河套是1990年代末，港深兩地政府進行深圳河治理工程后，新舊河道之間形成一個曲流（又稱河曲）區域，撥歸香港管理。在現有的大灣區規劃綱要的規劃期內，香港一側的合作示范區先確定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符合漸進的行動規律，未來隨著一體化的推進，可以在香港其它地區例如新界選擇1-2個合作發展平臺，進行更為全面的、廣泛涉及國際經濟學和區域經濟學范疇的一體化政策措施改革。

關于在香港合作發展平臺的一體化示范內容，除了在科技創新研發之外，有必要較多關注高端的制造業或制造環節的推進。香港的經濟結構已高度服務業化，制造業的占比非常低，不僅和中國內地城市相比較低，和新加坡這樣的城市經濟體相比也是如此。按照就業計算，2015年香港的制造業就業占比為3%，新加坡為11.1%，按照增加值計算，2017年香港的制造業占比為1.1%，新加坡為17.9%。過低的制造業占比可能會對經濟就業的穩定性以及研發投入產生影響。以新加坡的數據為例， 2010-2016年新加坡私人部門中的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強度是服務業的3.56倍。因此，在香港的合作發展平臺有必要關注制造業的發展。

2、在珠三角內各城市建設功能多樣、分布廣泛、不同層面的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廣東省內的9個城市有著各具特色的定位和發展方向，在推進粵港澳一體化建設的過程中，應該結合城市定位，構建功能多樣、分布廣泛的珠三角內不同城市不同層面的合作發展平臺。

通過對經濟規模、創新能力、宜居環境等方面的分析，可以對珠三角九市進行分類，可以將其劃分為4個層級：第一層級深圳、廣州，第二層級珠海、佛山、東莞，第三層級中山，第四層級肇慶、惠州、江門，在不同層級的城市中設置不同功能的粵港澳合作發展平臺。具體而言，可以按照《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在佛山南海區、江門銀湖灣濱海新區、東莞濱海灣新區、惠州大亞灣新區、中山翠亨新區、肇慶新區等地進行合作示范，共同推進產業發展、科技創新和文化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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