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利益安全本質是為人民安全和國家利益服務的判斷題(03年到20年的重大事件)

為旗幟，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確保全軍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堅決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全軍各項工作的首位，為打贏未來高技術戰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為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提供可靠的政治保證；要進一步完善黨委制度、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制度、民主集中制度、黨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支部建在連上等一系列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

積極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隨著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迅猛發展，人類文明正在由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轉變，戰爭形態正在由機械化戰爭向信息化戰爭轉變。受其影響，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軍事變革正在蓬勃興起。信息化是新軍事變革的本質和核心。我們要主動應對挑戰，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以加強我國國防和軍隊建設。要創新戰爭與戰略理論，探討著眼于打贏高技術局部戰爭的作戰理論，發展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堅持以信息化帶動機械化，以機械化促進信息化，努力完成機械化和信息化建設的雙重歷史任務。

以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為統攬，全面提高我軍戰斗力。我們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御。新時期的國防和軍隊建設要以此為統攬，在全面提高我軍戰斗力上下工夫。在軍事斗爭準備基點上，要由工業時代戰爭條件向信息時代戰爭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跨越；要實施科技強軍戰略，爭奪質量優勢，在軍隊建設上由人力密集型和數量規模型向科技密集型和質量效能型轉變；堅持以人才為本，重點抓好指揮軍官隊伍、參謀隊伍、科學家隊伍、技術專家隊伍和士官隊伍建設，努力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新型軍事人才；要把教育訓練擺在戰略位置，深入開展科技練兵；加強軍隊院校建設和改革，全面提高軍隊的科學技術素質；要以結構調整和完善政策制度為重點，積極穩妥地推進我軍編制體制改革，使之與信息化戰爭需要相適應。

堅持國防建設與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方針。落實這一方針，一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服從國家經濟建設大局。要在這個大局下思考和謀劃國防和軍隊的發展，使國防投入、軍隊數量與規模控制在國力所能允許的范圍內。軍隊要繼續把支持和參加國家改革和建設事業作為服從大局的實際行動，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為民造福、為國興利。二是在集中力量進行經濟建設的同時，努力加強國防建設，使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達到確保國家利益和安全的要求。同時要把國防和軍隊建設當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事業，形成全民辦國防的格局。三是形成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相互促進、協調發展的機制。要兩頭兼顧、協調一致。國防建設要充分考慮經濟建設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國防資源的利用率。國家在進行經濟建設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中，要充分考慮國防和軍隊的需求，做到既促進經濟發展又增強國防能力，達到富國強兵的辯證統一。

03年到20年的重大事件

圖為8月20日，美軍士兵守衛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的鐵絲網一側。圖源新華社/法新

“9·11”恐襲事件發生20年了。

20年過去，美國紐約雙子塔的烈火濃煙仿佛仍在眼前，恐怖主義的陰霾依舊籠罩在世界上空。20年間，美國的“反恐”進程“把阿富汗政權從塔利班換成塔利班”，這種頗具反諷意味的“輪回”，宣告了美國所謂“反恐戰爭”的失敗。

“美式反恐”為何越反越恐？自詡為“正義之師”的美國為何沒給世界帶來和平與安全？在“9·11”事件20周年之際，人民日報海外版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李偉、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教授李海東、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研究員孫德剛等國際問題專家就這些問題進行對話。

“9·11”事件為何發生？20年間，美國內政外交發生哪些變化？

2001年9月11日上午，兩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民航客機撞向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雙子塔，另一組劫機者迫使第三架民航客機撞入華盛頓五角大樓，造成2977名平民遇難及19名劫機者死亡，美國經濟損失達2000億美元。這是美國遭受的最為嚴重的恐怖主義災難。2001年10月7日，美國以“反恐”為名發動阿富汗戰爭。

李海東：“9·11”事件的發生基于多方面因素：一是美國沒有處理好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多年來，美國的中東政策總體而言是“一邊倒”地偏袒以色列，導致其與伊斯蘭國家關系持久緊張，中東地區的諸多宗教極端主義者更是對美國充滿仇恨。二是美國沒有處理好自身問題。盡管美國已經擁有十分發達的情報系統，但20世紀90年代其整體安全情報和外交資源主要用于籌劃如何與其他大國開展大國地緣政治對抗，并未足夠重視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嚴重直接威脅的伊斯蘭世界中存在的極端主義者。美國情報系統誤導了決策者，使其出現重大政策失誤。“9·11”事件打了美國一個措手不及。

有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策劃“9·11”事件的“基地”組織正是美國一手扶植起來的。20世紀80年代，為了遏制蘇聯，美國在阿富汗大力支持伊斯蘭世界中的反蘇力量，其中就包括“基地”組織。由于美國缺乏長遠的戰略規劃和判斷，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李偉：“9·11”事件給美國造成巨大打擊，并對其國家安全觀念產生極大沖擊。在此之前，美國認為對其構成威脅的對手以國家行為體為主，但“9·11”事件表明，作為非國家行為體的“基地”組織，也能對美國造成幾乎致命性的打擊。

之后一段時期，美國整體國內政策圍繞“反恐”進行。例如，“9·11”事件發生不久，美國以“反恐”名義頒布了《愛國者法案》。同時，美國實施了大規模的政府改組，包括成立國土安全部、設立國家反恐中心等，并在一定時期內修改了與留學、移民相關的一系列政策。

在外交領域，美國從小布什政府時期開始采取以“反恐”立場劃分敵友的對外政策，即誰支持美國“反恐”，誰就是美國的朋友，反之就是美國的敵人。

“9·11”事件后，美國給國際社會造成最大影響的舉措是發動了兩場所謂“反恐”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

孫德剛：“9·11”事件發生以來的20年間，美國對外戰略發生多次重大轉變。事件發生后至2011年的10年間，美國相繼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對外戰略重心從大國博弈轉向“反恐”。從2011年至2021年的10年間，“反恐”和大國博弈同時處于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位置。隨著美國正式結束20年阿富汗戰爭，其對外戰略重心回歸地緣政治的大國博弈。

在所謂“反恐”方面，美國主要采取以下舉措：一是以政權更迭為目的組建“志愿者聯盟”，發動阿富汗戰爭，并糾集一撥“小兄弟”發動伊拉克戰爭；二是發起“反跨國恐怖主義論壇”，并把打擊反美力量一并納入“反恐”行動之中，給朝鮮、伊朗、敘利亞等國“貼標簽”，將其列入“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三是將高科技應用于“反恐”行動，在中東、中亞等地區建立多個無人機基地，對恐怖分子進行定點清除。

所謂“反恐戰爭”為何慘淡收場？美國“反恐”政策出了哪些問題？

據外媒報道，美國布朗大學的戰爭成本項目發布報告顯示，美國在“9·11”事件后的“反恐戰爭”的預算成本和未來債務總額，“以當前美元計算約為8萬億美元”；此外，約92.9萬人在美國的“反恐戰爭”中喪生。

然而，無數的金錢和死亡并未換來美國人期待的和平與安寧。美國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民調顯示，近七成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未能在阿富汗實現目標。

李偉：美國摧毀“基地”組織在阿富汗的訓練營地后，其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動步入歧途。一方面美國以“反恐”為名“夾帶私貨”。2003年，在發動阿富汗戰爭僅兩年后，美國為了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捏造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與“基地”組織有聯系的虛假情報，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其根本目的是在中東國家推行“美式民主”。最終，事與愿違，反而在伊拉克催生了另一個新的國際恐怖勢力——“伊斯蘭國”極端組織。

另一方面，2011年擊斃本·拉登后，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便只有“反恐”之名，而無“反恐”之實。此后10年，美國的對手不再是恐怖組織，而是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其目的是在阿富汗扶植一個親美的傀儡政權。而這一政權并不符合阿富汗的整體國家利益。

美國看似高舉“反恐”旗幟，實質卻在不斷制造新的恐怖主義，并使恐怖主義發展蔓延的土壤更加肥沃，恐怖活動日益猖獗。

孫德剛：美國的“反恐”政策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沒有弄清恐怖主義具有多重根源，如思想層面的意識形態極端化、社會層面的族群對立和分裂主義、經濟層面的貧窮導致極端分子鋌而走險，而是簡單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引發新的矛盾。

二是錯誤地認為民主是根治恐怖主義的良方，將二戰后對日本、德國的民主化改造用于伊斯蘭國家，企圖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打造“民主樣本”，結果出現“水土不服”。同時，美國簡單地將民主治理等同于民主選舉，導致這些國家在選舉中以部落、教派、族群等劃線、抱團，原有的國家認同和內部平衡被打破，族群之間的對立進一步加劇。

三是過于迷信高科技“反恐”手段，無人機“斬首”行動常因情報失誤而造成平民傷亡，加劇中東地區反美情緒，讓美國大失民心。

李海東：美國在“9·11”事件后的一系列“反恐”行動遠未達到其預期目標，決策者一再犯錯，政策失敗成為20年來美國對外政策的一個鮮明特點。

例如，美國以塔利班庇護“9·11”事件幕后主使本·拉登和“基地”組織為由，發動阿富汗戰爭，在推翻塔利班政權后，基于新的戰略考慮，不僅未從阿富汗撤軍，反而將北約力量帶入阿富汗。在此期間，美國還盲目地開辟了伊拉克戰場，把顛覆薩達姆政權作為其“反恐”的一個目標。此后，美國還加大對利比亞、敘利亞等中東北非其他國家內政的干預。事實上，美國并未將心思真正用于反恐，而是將大量資源用于顛覆其他國家政權，試圖借“反恐”之名對相關國家進行美式改造，并利用美國在不同地區的軍事存在搞大國地緣政治角逐把戲。但美國的能力與目標不相匹配，致使其政策反復失敗。可以看到，“9·11”事件之后，美國外交政策錯誤迭出，錯上加錯，最終導致其在阿富汗的狼狽大潰敗。

美國在中東釀成哪些惡果？給世界留下多少隱患？

日前，伊朗國家電視臺援引國際慈善組織救助兒童會的數據稱，美國入侵阿富汗的20年間，近3.3萬名兒童被殺害或致殘，且這一數字不包括因饑餓、貧困和疾病而死亡的兒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8月31日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表示：“今天，1800萬人，也就是阿富汗幾乎一半的人口需要靠人道主義援助才能幸存。”

孫德剛：“9·11”事件發生之后，世界各國普遍同情美國人民，國際社會也一致認為恐怖主義活動與反恐怖主義活動是一對主要矛盾。然而，美國錯誤地發動兩場所謂“反恐戰爭”，從受害者變為加害者和占領者，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造成大規模的無辜平民傷亡，導致國際社會尤其是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看法發生轉變。

在美國發動戰爭之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國家認同較強。然而，美國試圖“嫁接”西方選舉政治，導致兩個國家內部族群矛盾上升，部分失去資源和權力的前政府官員、軍人轉而加入極端組織。美國發動所謂“反恐戰爭”的另一個結果是，地區民族主義抬頭，包括極端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反美主義上升，并為新的暴力和恐怖主義活動提供了土壤。

此外，近年來歐美國家頻繁發生的“獨狼式”恐怖襲擊事件，也是美國“反恐”行動產生的衍生品。其中大部分“獨狼式”恐怖分子都受到“伊斯蘭國”極端意識形態的影響。

李海東：過去20年，國際恐怖主義危害并未減弱，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國政策失誤導致多個國家、相關地區以及美國自身的深刻混亂。美國在“反恐”中的雙重標準和三心二意，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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