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華人作家小說(國內的小說看煩了，有沒有華人海外建國的小說)

時期，美國產生了第一位杰出的劇作家尤金·奧尼爾和一大群著名的文學批評家，他們包括范·威克·布魯克斯、馬爾科姆·考利、T. S.艾略特、埃德蒙·威爾遜和傲慢而刻薄的H. L.門肯。

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經常以多種方式再度細分。奢華浮夸、追求享樂的1920年代有時被稱為“爵士時代”，這個名稱因為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爵士時代的故事》（1922）而流行。這十年也是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康蒂·卡倫、蘭斯頓·休斯、克勞德·麥凱、瓊·圖默、佐拉·尼爾·赫斯頓和其他許多非裔美國作家用各種文學形式創作了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的主要作品。（參見：哈萊姆文藝復興。）

這十年間的許多杰出美國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因其自身的戰爭經歷而深感幻滅，因他們所感悟到的美國文化的愚鈍無知與其“清教徒式”的壓抑而異化，經常被冠以迷惘的一代（格特魯德·斯泰因最先用這一術語來指那時法國的年輕人）。為了追求更加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環境和更為自由的生活方式，這些作家中的一部分移居國外，他們或者去了倫敦，或者去了巴黎。埃茲拉·龐德、格特魯德·斯泰因和T. S.艾略特終老國外，但大部分較年輕的“流亡者”，正如馬爾科姆·考利稱呼他們的那樣[《流亡者歸來》（1934）]，都在1930年代回到了美國。海明威的《太陽照樣升起》和菲茨杰拉德的《夜未央》是描繪了兩種美國流亡者心態和生活方式的小說。在“激進的30年代”，即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推行新政帶來經濟、社會變革的時期，一些作家投身于激進的政治運動，其他許多作家則在其文學作品中觸及當時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其中包括威廉·福克納、約翰·多斯·帕索斯、詹姆斯·T.法雷爾、托馬斯·烏爾夫、約翰·斯坦貝克的小說和尤金·奧尼爾、克利福德·奧德茲、馬克斯韋爾·安德森的劇作。參見：彼得·康恩所著的《美國1930年代：文學史》（2009）；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在黑暗中舞蹈：大蕭條的文化史》（2009）。

1939年至今，當代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因為隨之而來的對所謂叛國罪的莫斯科審判，以及1939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而導致對蘇聯共產主義的幻滅，在很大程度上給1930年代的文學激進主義畫上了句號。1991年蘇聯解體給那些極少數依然在文化上效忠于蘇聯的作家以最后一擊。接下去數十年間，那些在1930年代積極支持從工業經濟回歸農業經濟的南部保守派作家，即平均地權論者，主宰了新批評，代表了將文學與作者生平及社會隔離開的普遍批評趨勢，用正式術語來說，就是將文學作品視為有機的和自主的實體。[參閱：約翰·L.斯圖爾特所著的《時間的重負：逃亡者與平均地權論者》（1965）。]然而，頗具聲望和影響力的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和萊昂內爾·特里林——以及包括菲利普·拉夫、艾爾弗雷特·卡辛、德懷特·麥克唐納和歐文·豪在內被歸為紐約文人的其他批評家——在1960年代依然用人性和歷史的觀點來對待文學作品，以作者的生平、氣質和社會環境為評述背景，以作品的道德、想象力品質和對社會的影響作為評價標準。參閱：亞歷山大·布魯姆所著的《浪子回頭：紐約文人和他們的世界》（1986）；V. B.利奇所著的《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國文學批評》（1988）第4章。有關美國文學理論和批評在1970年代及之后的激進新發展的討論，參見：后結構主義。

回顧過去，盡管1950年代經常被視為是一個文化一致和滿足現狀的時期，但這一時期的標志卻是涌現了反現存社會體制和反傳統的各種充滿活力的文學運動：艾倫·金斯堡和杰克·凱魯亞克等垮掉派作家；荒誕派文學的美國典范；黑山詩人查爾斯·奧爾森、羅伯特·克瑞萊和羅伯特·鄧肯；紐約詩人弗蘭克·奧哈拉、肯尼斯·科赫和約翰·阿什伯利。這也是一個自白詩盛行的時期，文學上對性持極端坦率開放的態度，這個時期以著名作家亨利·米勒（他1930年代開始創作自傳體和虛構作品，但在1950年代之前只在私下流通）的出現，以及諾曼·梅勒、威廉·巴羅斯和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洛麗塔》出版于1955年）等人的著作為標志。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期的反文化運動，繼承了前期的一些創作模式，但是叛逆的青年運動和對越戰激烈的、有時甚至是猛烈的反對卻將其推向了極端和狂熱；對這一運動持贊成態度的論述，參閱：西奧多·羅斯扎克所著的《反文化的形成》（1969）；后來對這一運動的回顧，參閱：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著的《伊甸園之門：60年代的美國文化》（1978）。參見：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有關非裔美國文學作品在此階段的激進發展，參見：黑人藝術運動。

二戰后美國散文體小說的重要作家包括：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1940年移居美國）、尤多拉·韋爾蒂、羅伯特·佩恩·華倫、伯納德·馬拉默德、詹姆斯·庫爾德·科森斯、索爾·貝婁、瑪麗·麥卡錫、諾曼·梅勒、約翰·厄普代克、小庫特·馮尼戈特、托馬斯·品欽、約翰·巴思、唐納德·巴塞爾姆、E. L.多克特羅、辛西婭·奧茲克和喬伊斯·卡羅爾·奧茨；詩歌創作方面的主要代表包括：瑪麗安·穆爾、羅伯特·佩恩·華倫、西奧多·羅特克、伊麗莎白·畢肖普、理查德·威爾伯、羅伯特·洛威爾、艾倫·金斯堡、阿德里安娜·里奇、西爾維亞·普拉斯、A. R.阿蒙斯和約翰·阿什伯利；戲劇方面包括：桑頓·懷爾德、莉蓮·海爾曼、阿瑟·米勒、田納西·威廉斯、愛德華·阿爾比，以及包括薩姆·謝潑德、戴維·馬梅特、托尼·庫什納和溫迪·沃瑟斯坦在內的一些其后出現的劇作家。20世紀后幾十年很多最具創新意識、最杰出的文學作品，往往都是那些被歸于某一“少數群體”或某一民族的文學群體的作家所創作的（“民族群體”由處于主體文化和社會體系中、明顯具有共同的種族、宗教、語言、文化模式和民族根源等特性的個人組成）。但在這些群體的內部與外部卻存在許多爭議，爭議的焦點是：到底是只把這類作家視為美國主流文學的組成部分更為公正準確，還是強調每個作家作為某一民族文化的參與者身份、具有其所屬文化獨特的題材、主題和形式特征更為公正準確。（參見：人文主義中的身份理論家。）這是杰出非裔美國小說家和散文家拉爾夫·埃里森、詹姆斯·鮑德溫、理查德·賴特、艾伯特·默里、格洛麗亞·內勒、艾麗斯·沃克和托尼·莫里森的時代，是詩人阿米里·巴拉卡（萊羅伊·瓊斯）、格溫德林·布魯克斯、瑪亞·安杰洛和麗塔·達芙的時代；是劇作家洛蘭·漢斯伯里和奧古斯特·威爾遜的時代。（關于大眾化的詩律模式的一些發展，參見：表演詩歌。）這也是涌現了萊斯利·馬蒙·席爾科（美國印第安人）、奧斯卡·胡羅斯和桑德拉·西斯內羅斯（西班牙裔美國人）、茱帕·拉希里（東印度人）、瑪克辛·漢·金斯敦（即湯婷婷）和譚恩美（華裔美國人）等杰出少數民族小說家的時代。參閱：休斯敦·A.貝克主編的《三種美國文學：奇卡諾人文學、美國本土文學與亞裔美國文學文叢：美國文學教師手冊》（1982）。

1.華裔美國文學中的華裔美國人的“雙重意識”

華裔美國文學在上個世紀60年代蓬勃發展,從黎錦揚的《花鼓歌》到近幾年譚恩美出版的《沉沒之魚》,華裔美國作品對華裔美國人的刻畫都體現了中美兩種文化、兩種世界之間的“雙棲人”身份。老一代移民有著深厚牢固的中國根,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極少懷疑。來到美國后,他們的半封閉式的生活環境又使他們在很大程度上游離于美國主流社會之外。他們對美國文化的心理認同往往是緩慢的、被動的,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并不感到困惑:他們是美國的中國人。而“美國造”的新生代在美國文化的海洋中成長,他們自然地、主動地接受美國文化,并自認為純粹的美國人。可是,殘酷的現實表明他們既是美國人,又是中國人,但又不完全歸屬于兩者中的任何一方。無論他們個人意愿如何,都無法超越“美籍華人”的范疇;在許多被種族偏見蒙蔽的西方人眼中,“華人”永遠是貧窮、落后、愚昧的代名詞。在西方的“天堂”里不應有華人的席位,雖然這些華人也是美國公民。這一點被張沖教授評述為由于散族裔的跨民族跨文化跨國特征,他們身上經常體現著隱形的源文化、源意識與顯性的現文化、現意識之間的分裂與沖突,體現著某種程度上的身份不確定性,體現著某種“雙重身份”或“雙重意識”5。

而最能體現這雙重意識碰撞的是美國文化價值觀的華裔青年與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華人父母之間的矛盾。老一代移民根據自身的經歷和體驗,深信在白人至上的社會里,華人子女必須出類拔萃才能有立足之地,才能有成功的希望。因此,他們對子女嚴加管教,甚至不惜為子女的前途犧牲自我。《喜福會》里的母親們就是這樣想方設法地按照中國的傳統觀念主導女兒們的生活,費盡心機地安排她們的前程,遇到的卻是女兒們的公開叛逆或消極抵觸。母女們朝夕相處,卻形同陌路;她們腳踏在同一片土地上,卻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樣,兩種文化傳統的沖突原本就存在的代溝變得更加難以逾越。譚恩美的《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 1989) 和《灶神娘娘》(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中的母女沖突展示了第一代華裔美國移民濃濃的“中國情節”和生長在美國的女兒們之間的叛逆心理相互格格不入。對于老一代無比珍視的“中國根”,她們即不了解,也無興趣。中國傳統文化在她們看來不過是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國家里的一些不可思議的陋俗。湯婷婷和譚恩美的小說都強調了第二代移民已漸漸疏離了印在她們皮膚上的中國文化,并有意識地突出了她們融入美國白人主流文化地愿望。

2.華裔美國文學在東方主義中的“他者”形象

在以白人為中心的的權力話語下,華人在美奮斗和生存的歷史成為被隱沒和壓抑的歷史。湯亭亭在《中國佬》中的第三章《內華達山上的祖父》之后的“契子”3《排華法》中用了長達8頁的篇幅,完全忠于忠實地逐年列舉了美國政府從1868年到1978 年頒布的排華法規及其相關的重大事件,明確指出美國政府歧視迫害華人的歷史和排華法案的荒謬和無理。白人中心的權力話語左右著他們對華裔美國人的描述,華人的歷史可以扭曲、改寫或隱沒來符合白人至上理論下的權力話語。

賽義德的東方理論體現了華裔文學這一弱勢文化被西方白人強勢文化所強加的排斥和壓迫。據賽義德的描述,東方主義有兩層含義:第一層是指基于對東方和西方本體論和認識論之差異的思維方式;第二層含義是西方對東方長期以來的主宰、重構和話語權利方式1。因此,基于這種不平等的關系,所謂東方主義變成了西方對于東方世界的無知、偏見和獵奇而虛構出來的某種神話。東方主義作為西方人對東方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偏見認識體系,實質是西方帝國主義試圖控制和主宰東方而造出來的人為虛構的產物。從福柯的話語理論來分析,這是一種權力的產物,是一種知識權力或曰文化霸權主義。賽義德視東方為“他者”,通過話語霸權建構一個完全是西方對立面的“東方”,由此證明西方文明是體現理性、道德、正義的優越文明,從而可以堂而皇之地對東方實行殖民統治。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意識將其他少數族裔文化邊緣化、渺小化、女性化,使其無法在平等的意義上與其他族裔的文化對話,更無法像多元文化的倡導者們宣揚的那樣,在美國這個號稱自由、平等的國度里共生、共存、共同發展。說到底,華裔美國文學從后殖民地理論的意義上看還是一種“雜糅”的文學品種,是在結合了中、西方文化傳統的基礎上的創新。長期以來,主流社會對華人男性形成的概念化印象是:他們是美國社會中的過客,永遠是外國人;不是開餐館就是開洗衣店或為白人幫傭,做的是女兒活,沒有男子漢氣概;慣于逆來順;他們沉默寡言,神秘莫測。而對華人女性的態度則可以在黃玉雪的自傳體小說《五閨女》中得到體現。華人小女孩在學校里受欺辱,白人男生喊她中國佬,并相她丟黑板擦。且當文中女主角即將從大學畢業,安置辦公室的工作人員對她說:“如果你是明白人,就只去中國商行找工作。在美國商會里你會一無所獲。反正你一定知道,太平洋沿岸一帶的種族偏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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