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投資建廠談判案例(有誰能幫我回答下這道關于傾銷的案例題？有急用~~謝謝！)

面上，許多資料表明，經濟發達國家對華的技術轉移仍然處在嚴密控制中。據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外資司司長胡景巖披露，巴統仍然“對進入中國的技術限制。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對轉讓到中國的技術，特別是最先進的技術，如計算機、微電子、核能技術等還有許多限制，致使跨國公司在華的一些投資項目受到了很大的制約。”著名WTO問題專家、外經貿大學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教授指出，目前有30多個國家對中國的技術轉移有限制。

2002年8月，日本通產省著手制定限制本國企業向海外特別是中國地區輸出先進技術的相關政策。《日本經濟新聞》在同月11日發表社論說，鑒于中國的成本優勢，日本企業生產向中國轉移勢不可止，在新品研究開發方面的轉移也蔚然成風。但前端的研發應放在日本，商品化的應用開發可放在中國。日本政府專門做過一個對華汽車技術輸出的報告，要求各汽車廠家必須讓中國的汽車技術落后20年以上。

“中國加入WTO后，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封鎖有了一些變化，那就是不再實行全面封鎖，而只是把相對落后的技術產品出口到中國。但發達國家從來沒有放松對華的高新技術出口管制。……美國自從2001年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許可證實行重新審查后，相當一部分原先批準的許

可證被凍結。對超級電腦、高科技電信設備、半導體設備，以及尖端的機械工具，幾乎完全對華停止了出口。”

考察現實，我們面臨著多種問題并存，一是跨國公司并沒將先進技術或者關鍵技術投入中國；二是跨國公司雖然將一些先進技術投入在華企業，但是關鍵技術仍然掌握在外方人員手里；三是外方所投入的技術與產品只是其生產鏈中的一個環節，即使我方完全掌握，也無法生產出相應的產品；四我們引進的主要是先進的生產線，得到的是生產能力提升，但依然要依賴外方提升產品與技術水平。

從市場取向的角度，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有兩種，一是出口導向型的，即產品用于出口世界各地。對華投資的目的是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其他低廉的生產成本、優惠政策以降低其產品的生產成本，中國只是其全球的一個生產基地。這在高新技術產業表現比較明顯。實證分析表明這類企業往往采用其母公司的先進技術，生產其母公司最先進的產品。這實際上是跨國公司面向全球銷售的一個生產車間。另一種是市場占領型的，以占領中國市場為目的。這是絕大多數跨國公司來華投資的主要目的。許多在發達國家市場已飽和的產品在中國的成長性依然很好，被普遍認為是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可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通過直接投資規避貿易壁壘，謀求占領中國的龐大市場。這類企業跨國公司投入的技術與母公司的最先進技術有一定差距。

根據對北京市科委認定的48家由跨國公司投資的高新技術企業技術水平的調查，與母公司相比，使用最先進技術的占26.3％，使用比較先進技術的占42.1％，比較先進技術與一般技術混用的占31.6％。但是對外方投入的技術作進一步分析可知，其中主要是生產技術，對于提高技術水平有限。

事實上，技術轉移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2002年9月6日國家領導人宋健率團赴日，再次考察日本新干線技術，為中方是否引進日本技術的可行性進行論證。此事的起因是，9月2日向上海磁懸浮項目提供技術支持的蒂森克虜伯集團發言人表示，德國磁懸浮列車聯合財團沒有向中方提供全部德國磁懸浮技術的意向。開始因為日本不愿轉讓技術我們才選擇德國的磁懸浮技術，我們與德國合作后日本又后悔，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市場，還有不少線路要高速化，因而日本不斷示意愿與我國就相關技術的轉讓舉行談判。但是與德方的合作過程并不順利，每前進一步都是雙方多次博弈的結果，其中關鍵點在我們必須要經過自己的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沒有技術實力就不可能有平等的談判地位，外方不會輕易將技術給我們。目前德國給了我們一部分技術，但都是在中方通過自己的努力取得部分相關研制成果的情形下德國才愿意轉讓的。即便如此，德方仍然不愿將全部技術轉讓。雖然該項目已在上海投入試運行，但是圍繞技術轉移的“斗智斗勇”還有一段較長路要走，宋健此行也是向德方表示，如果他們在技術轉移問題上封鎖太緊或設置的門檻太高，我們會有新的選擇。

所以，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從企業層面上來看，跨國公司及其母國政府并沒有放松對華技術轉移的控制，特別在關鍵性技術引入方面還設置了很多障礙。我們正在西方跨國公司對華技術轉移的控制與反控制中艱難前行。

跨國公司對華的生產轉移與技術轉移

跨國公司在華投資企業的技術水平整體上高于國內企業，但基本上不是國際上最先進的技術。作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芯片廠商英特爾進入了中國，但并沒有把核心技術帶到中國，它在上海的工廠僅僅是芯片的封裝線，最核心的芯片設計和制造、測試還是在國外。而從產品結構和生產能力上看，日本索尼在中國國內工廠的產品仍是以零部件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較少見，如VAIO筆記本電腦、PS2游戲機都不是在我國生產，在我國工廠的產品線在索尼體系中還處于比較低端的位置。日本愛普生在深圳與蘇州都投資建廠，并且在中國的企業所產生的效益已占到該公司全球效益的42％，但是愛普生的研發仍然放在日本，中國只是一個生產基地。

把研發的主要機構設在母國和其他的發達國家，將核心零部件和產品的核心生產過程與關鍵環節放在其母國進行，而將技術含量低的零部件、產品的最終成品組裝生產放在發展中國家進行，在跨國公司中絕不是個別現象，而是大多數國際大跨國公司

的戰略選擇。尤其是許多現代高科技產品的加工工序多，有些產品的生產工序逾百道，即使中國掌握了跨國公司設在中國的生產過程的工藝技術，也無法生產出該類產品，這種生產模式對我們掌握其完整的產品生產技術基本上沒有可能。

仔細考察我們所認為的跨國公司已將其先進技術投入到中國，大多數都是先進的生產線，事實上是生產能力的轉移，這與嚴格意義上的技術轉移是有本質區別的。產品的技術，主要體現在產品的設計開發和關鍵部件的設計與生產工藝方面。轎車行業比較明顯，這是中國最早引進外資的行業，國際上各主要大汽車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合資企業，投入了先進的生產線，中國汽車制造技術和制造工藝一躍而進入90年代，但是中國至今一直沒有掌握轎車的設計技術，幾乎沒有自主設計的車型，作為轎車心臟的發動機的技術也沒有掌握。沒有掌握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我們的轎車行業只能嚴重依賴合資中的外方，進一步講，我們的命運實質上完全掌握在他們手里。在通訊行業也是如此，成立于1984年的合資企業上海貝爾公司，是中國通訊行業的龍頭企業，其核心技術從未讓中國人掌握，電腦芯片一直從其母公司進口，通訊程序不讓中國人接觸，真正對我們轉讓的技術十分有限。從“以市場換技術”、通過吸引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的角度來評價，上海貝爾公司這個項目并沒有實現我們的初衷。

即使是高度自動化的現代生產線所體現的生產技術，如果跨國公司不轉讓生產線的設計原理和工藝，那么我們學會的只是這種生產線操作技術。通過工人和技術人員“干中學”無法掌握全面的生產技術，更難理解與掌握其設計原理，一旦跨國公司撤走，我們的生產技術又會回到以前的水平。再說，現代生產技術發展也非常迅速，每種產品的生產線每隔一段時間技術上就會過時。只有真正掌握該產品的生產技術，才有可能做到創新，從而跟上該產品生產技術的最新發展。否則就會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怪圈。如果跨國公司再有意識地將不是最先進的生產技術投入中國，會使我們的追趕更為困難。如被稱為工業糧食的集成電路，產品升級換代很快，為了發展中國的集成電路，1995年中國上了908工程，從國外進口設備生產0.9微米的芯片，兩年后，世界集成電路已到0.35微米級的技術水平，中國又與NEC公司合資，生產0.5至0.35微米的芯片，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芯片技術已達到了0.15微米級。

江蘇省蘇州市決策層以全球化目光思考新一輪的產業布局、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時，已深刻地認識到，盡管目前IT產業是蘇州的一大優勢產業，眾多外商，包括摩托羅拉等著名公司早已進入，但是這種兩頭在外，即技術和市場都在海外的格局，隱藏著較大風險，因此在新一輪國際和我國上海的產業轉移中，蘇州在沿江地帶大力吸引“生根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的重化企業。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跨國公司進中國決不是來給我們送技術的，他們根本不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在東道國出現。相反，從其逐利本性而言，總是想方設法削弱東道國企業的技術實力，以便它們通過技術壟斷實現對市場的壟斷。我們所贊賞的跨國公司投入中國的先進技術，始終嚴格的控制在其所投資企業中，嚴防擴散，關鍵技術與核心技術也一直主要掌握在外方人員手里，一旦外方撤走，這些“技術”也會隨之而去。

綜上所述，出于成本因素的考慮，跨國公司將其生產線投入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國工業技術水平。然而對工業技術水平起決定作用的產品和工藝設計技術卻沒有實現很好的轉移，中國企業更沒有機會據此而形成自己的技術知識體系。

對跨國公司設立研發機構的再認識

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并不能從根本上直接推動中國企業技術水平的提高。有幾個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關注：

——部分跨國公司在合資企業中取消原企業的研發機構，因為他們是技術提供方，不需要原企業進行研發，把合資企業改造成單純的生產基地，置中方于技術方面的附屬地位。而在企業內部對中方人員封鎖技術，阻止中方人員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削弱了我方技術人員的技術創新能力。國際經驗表明，只有很好的消化吸收才能真正掌握引進技術，提高技術創新能力，實現二次創新。這本是我們的初衷。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許可證形式引進技術的一個重要弊端。從中我們不難理解日本與韓國為何堅持

以許可證方式引進技術。

——絕大多數研發機構的功能定位是在服務于跨國公司在華企業占領中國市場的需求，基本上從事的是一些適應性的工程化配套技術服務，很少從事創新研究，研發的高端，即基礎性研究與核心技術研發工作仍放在母國。

——實力薄弱。如微軟中國研究院是微軟公司的全球六大研究中心，但是只有一百多名技術人員，而微軟公司有數萬名研究人員。同樣，朗訊科技貝爾實驗室基礎科學研究院（中國）也只有一百多名技術人員，而朗訊公司有30000名研究人員。這與跨國公司研發經費投入結構也是一致的，如美國，資料顯示1992年美國跨國公司的研發費用87％投在本土研發機構，僅13％花在海外分支機構和研發中心。這種現象至今未發生根本性變化。

——建立研究機構是跨國公司整個策略的一部分，即爭奪中國最優秀的人才。如果跨國公司能夠在中國獲得最優秀的人才，會進一步增強其競爭實力，那么它們在中國將不會遇到有競爭力的企業，中國的市場也就是它們的了。對中國而言，實際上成為“人才不出國門的流失”。把中方技術人員在其研發機構開發出的成果按照其全球戰略轉移出去，也是中國技術資源的一種流失。

近年來，這種形式的中國高素質人才流失非常嚴重。自從IBM、HP、Microsoft等國際IT行業的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以來，中關村的IT人才流失一半以上，絕大部分都去了這些跨國公司。人力資源已成為現代企業競爭力的主要決定因素。這對于剛剛起步、實力很弱的中國高技術產業是“雪上加霜”，人才流失成為制約中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而在這場新形式人才爭奪戰中，許多在華跨國公司已非常超前地把目光投向了我國著名大學的在校生和研發人員。

即便如此，主流觀點認為無論如何跨國公司只要投入先進技術或者在我國設立研發機構，就會有技術溢出效應的產生，因此就能推進我國企業技術進步。不可否認確有溢出效應，但對此不能估計過高。無論是國外學者還是國內學者均有技術溢出效應不大的研究結論。

結論與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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