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文物流失調查報告(美國為什么要歸還中國361件流失文物？)

自然因素的影響，絕大部分檔案已經散失或損毀。尤其是從鴉片戰爭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掠奪，又使幸存下來的一部分珍貴檔案散失到國外。歷史檔案的流失，不但給我們了解和研究歷史帶來很大的不便，也破壞了我國歷史文化遺產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檔案隨著時代的久遠而越發珍貴，是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的忠實記錄者和傳播者。一部檔案的歷史，也是一部文化史，一部科技發展史。我們必須加大對流失海外歷史檔案的接收和征集力度，盡早把散失國外的歷史檔案收集入館，長久保管和利用國家的歷史文化財富。

孟曉嬌：我覺得，除了這三種之外，還可以和境外的收藏機構聯合出版。完全討回，可能性不是很大，聯合出版也算是一種變相的收回。海外的歷史檔案的回歸除了制定法律外，我們還有其他的途徑。比如，江西省檔案局（館）組成以方維華副局（館）長為團長、相關部門專業人員為成員的工作組，赴美國國家檔案館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圖書檔案館等有關機構調研、摸底，并征集復制反映江西近現代歷史發展進程的珍貴檔案，以加強檔案資源建設，打造檔案館核心館藏。

劉紋旭：盡管，依法追尋不是唯一的方式，實行依法追索的案例還不多，國際公約和國內法律在這方面也有諸多欠缺，但不可否認的是，它正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流失檔案文物的索還方式，在以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的大背景下，依法追索雖有其困難但更有其可行性。當然，我們國家的日益繁榮昌盛是前提，是我們的，一定要盡力討回！

周麗麗：但要指著對方拱手歸還流失海外的檔案文物，我想，目前，還是個幻想。希望國家強大起來，不是為了欺凌弱國，只是希望這樣能把流失他國的珍貴文物重新收歸祖國，洗清屈辱。

陳聰：我認為，對于流失海外檔案的追索，除了要依靠國家的強大實力以外，更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想要追回自己國家寶物的信心。

張越：把心思放在追索上，不如放在研究上，檔案的價值不是只貢獻于本國，而是服務于全世界，沒有國外人士的支持與欽佩，開發出的檔案價值只能是本國人自己享受，就辜負了檔案的多重作用。所以，能追回來更好，但放在哪兒不是絕對的重要，而研究、編纂的成果才最具真實而重大的意義。

劉華珍：珍貴歷史檔案流失海外是我們國家的損失。拿滿族檔案來說，我國是滿族的發源地，在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滿文檔案文獻，但是，部分滿文檔案文獻流失海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對滿文檔案的整體保存與研究。

董學敏：中國檔案流失海外固然令炎黃子孫心痛不已，但它們不僅是中華民族的珍貴遺產，更是世界的璀璨財富，能否追索回來，不是說說就可以解決的。不管放在哪里，只有深入對其研究才能發揮其價值。

dspring0591：可以通過檔案占有國“永久出借”非法占有的國家檔案方式收回。這種方式是針對目前大多數檔案占有國拒絕放棄檔案所有權而采用的“折中”方案。通過這種方式，既滿足了檔案流失國希望收回的愿望，同時，又不會觸及檔案占有國一直堅持的所謂“所有權”。目前，韓國就采用這種方式收回了流失法國的外奎章閣圖書（朝鮮時代王宮圖書館的藏書）。1993年，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訪韓時，將其中一本歸還韓國，并達成“互相交流和租借”的原則性共識。經多方外交斡旋后，在2010年11月二十國集團首爾峰會期間，韓國總統李明博和法國總統薩科齊就返還外奎章閣圖書達成最終協議，商定以租借方式由韓國保管，每5年更新一次租借合同。這種成功的案例當前還不是很多，畢竟，這也需要一定的強制力才會更加可行。在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大背景下，需要我們乃至全世界共同努力，以期達到“史在他邦，文歸海外”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

美國為什么要歸還中國361件流失文物

負責歸還事宜的都是美國國土安全部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確切的說是其下屬的國土安全調查局（HSI）。其肩負著調查走私入境美國的海外文化遺產、藝術品和文物的獨特職責，并主動將繳獲文物物歸原主。

HSI的職責之一就是調查走私入境美國的海外文物，并主動將繳獲文物物歸原主。

在美國，《聯邦海關法》給予HSI在調查不正當進口及運輸文化財產的犯罪中處于主導地位。《海關法》允許HSI扣留非法帶入美國的文化財產，尤其當這些物品已被報告丟失或被盜時。

同時，如果一個國家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約簽署國，并與美國之間簽署了雙邊協定，那么HSI推動執法過程會變得容易一些。

目前文物返還領域有兩個國際公約，一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0年通過的《關于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簡稱

“1970年公約”）。另一個是1995年由國際統一私法協會通過的《關于被盜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約》（簡稱“1995年公約”），使國與國之間歸還文

物具有了可操作性。

中國也分別加入了1970年公約和1995年公約。

2009年1月，中國還與美國簽署了關于限制中國文物入境美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錄》，為HSI的執法行動提供了更為細致的法律依據。

今年1月，中美雙方續簽了“限制進口中國文物政府間諒解備忘錄”的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對舊石器時代到唐末的歸類考古材料以及至少250年以上的古跡雕塑和壁上藝術實施進口限制的諒解備忘錄》。該文件為本次文物歸還樹立了法律依據。

日本侵華究竟掠奪了中國多少文物

從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日本在兩次侵華戰爭期間劫掠的中國文物數量到底有多少？從中國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給出一個精確的數字，并將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羅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許，這將是一個永遠無法揭開的謎，也是留給中華民族、炎黃子孫永遠的痛。畢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奪、敲詐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煙海，即使進行系統統計也難以完全囊括。本網整理這些被掠奪的文物資料，簡要梳理出其中較為重要的文物并將其展示出來供網友參閱瀏覽。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對于中國以怨報德，狂妄地宣稱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鄰中國便成了其實現野心的最佳選擇。

在對中國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強后塵，而且顯得更為貪婪，一面肆意摧殘我國的文化事業，一面又不惜采用種種卑劣手段，大肆掠奪我國文物，為害尤烈，造成了中國文化遺產的巨大損失。

鳥居龍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國調查古代遺跡遺址和盜竊文物的事例，不下幾十起。例如：1905年東京大學的鳥居龍藏在遼東半島及東北地區進行調查和盜掘，一直延續到1911年。京都帝國大學的濱田耕作盜掘了旅順刁家屯漢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濟南，在濟面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5月11日，濟南淪陷。日軍除了燒殺奸淫外，還強行將濟南附近臨淄縣龍泉寺的2尊北齊石佛、2尊北齊菩薩雕像和2塊石碑運到淄河店車站，準備在這里裝上火車運往青島，再從青島裝船運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會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經理高田勾結北京古玩奸商倪玉書，又做下一宗極其骯臟的買賣，對山西太原天龍山石窟的石雕進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軍侵占的中國領土范圍內，一些日本考古團體、大學研究機構及個人隨之而來，進行“老古調查”和盜掘，有些盜掘甚至于是在日軍的直接保護下進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領導的考古隊，盜掘了黑龍江寧安縣西南東京城鎮的原渤海國都城上京龍泉府遺址，其中宮殿遺址6處、古寺遺址1處，陵墓遺址1處及禁苑、外城遺址數處，劫走一批珍貴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駒進和愛帶領考古隊，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名義，盜掘了元上都遺址(今內蒙古正藍旗東閃電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東京大學考古學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盜掘了撫順大官屯遼代瓷窯遺址，劫走大批遼瓷標本。

1937年12月，日軍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盜掘活動向我國南方發展。筆者曾查閱到一份日文資料，1938年由慶應義塾大學出版的《江南踏查》報告書，著者為松本倍廣。在這份報告書的序中寫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為了適應時局的發展，急需快速向中國派員進行學術調查以及古文化遺變的發掘。為此，1938年5月慶應義塾大黨派有了三個“學術旅行隊”，一隊由大山柏率領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隊由柴田常惠率領赴中國中部；第三隊是松本信廣等赴中國江浙地區。

該報告書詳細地記錄了松本信廣、保坂三郎、西岡秀雄，于1938年5月從東京出發，到達南京后，在日軍的護衛下，調查劫掠了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館，挖掘杭州附近古蕩石虎山遺址以及吳興錢山漾遺址等活動。報告書中附有松本“旅行隊”活動的照片，在發掘現場，日軍荷槍實彈站在周圍警式，如臨大敵，充分暴露了他們無視中國主權、肆意盜掘的丑惡嘴臉。

報告書的最后一部分是這次江南調查劫獲文物的目錄和實物照片，共計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貴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戰國蟠螭紋有蓋鼎、商周青銅戈、漢唐銅鏡、良渚文化黑陶杯、漢代陶奩、女陶俑、越窯青瓷四耳罐、蟻鼻錢、五銖錢泥范、太平天國“天朝南昌宣撫使韋”印等，這些珍貴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

以圖書為例，如北平圖書館、清華大學圖書館、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杭州浙江省圖書館等，這些圖書館收藏豐富，且多善本精抄，結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軍動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員，抓來830名國人當苦力，劫掠南京圖書文獻。參與其事的還有滿鐵調查部、東亞同文書院等處的工作人員。被劫掠的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圖書館、省立國學圖書館等。被劫走的圖書共計88萬冊，比當時日本最大的圖書館帝國圖書館藏書還多3萬冊。這些圖書文獻，日軍用卡車搬運了310輛次才搬完，后來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圖書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書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書家盧冀野、古筱軒等，他們收藏的名遺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燒毀。此外，中央圖書館移藏香港馮平山圖書館中四庫全書等珍本也被劫運日本。據1946年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公布的數字，八年抗戰中，被日軍搶劫和焚毀的南京圖書，總計達1815箱、2859套、148619冊，其中不少是極為珍貴的古籍善本。

另一個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實業家、藏書家張元濟在上海創辦的東方圖書館被毀。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該館藏書已逾50萬冊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余枚，其中善本書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冊；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購自場州何氏4萬冊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的總數達5萬冊，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余冊。

關于中國圖書損失的數量，據國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統計，中國抗戰以來圖書損失至少在1000萬冊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實地考察，估計中國損失書籍在1500萬冊以上。

其間，中國的博物館也大量被侵華日軍或炸毀或劫奪，如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兩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寶雞發掘所獲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盜300多件，日偽先后從故宮[微博]博物院運走銅缸66口，銅炮一尊，銅燈亭91件等。更可惡的是，1942年偽北平市署搜刮故宮金缸的金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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