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戰略性利益安全包括海外軍事利益嗎(中國海外利益是雙邊利益嗎)

的5%，但增長率卻占了全球增長的29%。此外，中國在糧食、石油等大宗產品以及初級工業制造品的進出口增長的貢獻率上都占據了重要位置。

    世界銀行副行長戈賓德-南尼卡公開表示：中國經濟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可以大膽預言，作為經濟增量“超級大國”的中國，依其相當于世界平均增長率2.4倍的增長潛能，中國經濟總量將在近年內超過法國，近幾年內超過英國和德國，20年后在經濟總量趕上日本，成為世界老二。

    中國崛起必經之階段就是國際經濟摩擦，而且會體現為典型的“大國摩擦”。筆者將中國崛起劃分為包括國際摩擦時代在內的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經濟摩擦處于隱性的階段；二是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經濟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經歷20余年的時間；三是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達致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大概會是20余年后的事情了。眼下，中國正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經濟摩擦期。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在這種時候，外交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它也正在悄然變化：從純粹的政治外交、關系外交發展成經濟外交。“經濟外交”不僅折射在西班牙燒鞋之類的事件上，在國際能源的獲得、能源與原料運輸線的保障等更具戰略性的問題上，尤其如此。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外擴將日益導致中國外交資源、政治資源和軍事資源的外擴。筆者曾與小布什政府專門負責對華商務的美國商務副代表巴澤爾在搜狐有一席難忘的對話。期間，有網友問巴澤爾，美國為什么喜歡干預國際事務。巴澤爾的回答是，美國并不是一個喜歡多管他人閑事的國家。事實上，美國在很長一段時期，長期奉行的是“孤立主義”，喜歡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然而，當美國經濟日益發展，美國公民進入世界各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時，美國政府便責無旁貸地需要擔負起保護本國公民合法與正當利益、保護其產權在世界各國不受侵犯的任務。

    巴澤爾的話有辯解的意味，但也有一定的真實性。從他的話我聯想到：有一天中國經濟強大起來，中國商人走向全世界時，中國政府的“保護產權”、保護本國公民利益的責任也將驅使中國的外交進入全新的“經濟外交”時代，而中國的軍事、政治也將因此引起變化。中國號稱要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與其說是戰略，不如說是目標。要做到和平崛起，其實需要以實力為后盾，以外交為長袖，在許多方面實施變革，而如何通過包括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在內的外交手段，盡可能多地保障本國經濟利益，將日益成為外交的首要任務。

    在此期間，中國的商人和企業家則需認清形勢，將其外擴步伐與國際摩擦時代的背景緊密考慮，與政府尤其是政府外交部門密切合作，同時大力發展各樣民間組織(如行業協會)，努力拓展民間外交，摒棄單打獨斗，才能既照顧好企業發展的天花板，又確保企業安全的地板。

什么是全球化利益

全球化

是指全球聯系不斷增強，人類生活在全球規模的基礎上發展及全球意識的崛起。國與國之間在政治、經濟貿易上互相依存。全球化亦可以解釋為世界的壓縮和視全球為一個整體。二十世界九十年代后，隨著全球化勢力對人類社會影響層面的擴張，已逐漸引起各國政治、教育、社會及文化等學科領域的重視，紛紛引起研究熱潮。對于“全球化”的觀感是好是壞，目前仍是見仁見智

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日益成為緊密聯系的一個整體 指世界經濟活動超越國界，通過對外貿易、資本流動、技術轉移、提供服務、相互依存、相互聯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圍的有機經濟整體

中國許多傳媒，經濟學家，甚至政府官員，對于國際主流輿論所宣傳的“全球化”，盲目接受，他們已經“升華”為國際主義者，只講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是必然。最好的也不過少唱幾句“雙贏”，客觀分析一下利弊而已。弊大又怎么樣？方向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代價是不可避免的。

在無數個“全球化”論壇中，中國政府，企業和學術界都是積極參與者，沒有什么人出來組織一個“反全球化論壇”。結果是巴西辦了，世界上許多民間組織辦了。---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家嗎？如果是，為什么沒有反全球化的聲音？中國“上層精英”們所唱的全球化，比發達國家還要起勁？這只能說明，中國的所謂“經濟學主流”，已經嚴重脫離中國國情，他們的特殊利益，已經損害了中國人的總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我認為，中國必須要參與全球化，但是應該明確自己的基本利益和立場。

一、參與全球化不能消解民族國家利益和經濟政治主權

90年代以來，被西方經濟學家和媒體廣泛宣傳的“全球化，地球村”,與過去的“國際化”有根本性的不同。“國際化”是承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經濟，民族產業存在的。國際貿易和投資，受到國家關稅和其他政策的限制與保護；產業的主體基本上限制在民族國家范圍之內；國際競爭的主體是國家。西方國家嚴格禁止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流入，發展中國家保護國內產業，金融自由化尚未根本觸動民族國家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

90年代以來甚囂塵上的“全球化”概念，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新經濟，金融創新與危機，跨國公司擴張聯系在一起的，美圓霸權聯系在一起的，在本質上是要對民族國家主權，民族利益和民族產業進行解構。蘇聯的瓦解，美國對于單極霸權的圖謀，海灣戰爭與科索沃戰爭，構成經濟全球化的總背景。“全球化”的要點是：

第一，以個人利益最大化，企業經濟效益，取代社會總體和長遠利益；

第二，以跨國公司的全球經濟效益，取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綜合效益。

第三，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產業整合，控制發展中國家的民族產業。

第四，以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影響和限制民族國家的政府管理，甚至影響民族國家

的內政和政策制定，以國際協調，影響和限制世界各國的宏觀經濟調控，使民族國家的經濟主權逐步削弱。

第五，以美圓的世界霸權，主導國際金融和匯率，操縱國際金融市場。

第六，以美國的新經濟和技術優勢，主導世界高科技發展，影響各國的國家安全。

第七，保持西方意識形態優勢，樹立輿論導向，以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家，知識分子的思想。

第八，西方國家繼續禁止勞動力自由進入，專門吸引世界高科技人才流入，以保持人力資本的優勢。

“全球化”概念以及上述基本戰略和政策，在本質上是美國單極霸權主義的經濟表現。不存在什么完全“客觀的經濟歷史規律”，歷史是人創造的，是無數利益主體自由追求自身利益的結果。而作為“人為設計”的過程，“全球化”是由占據國際霸主地位的超級大國，以自己綜合國力為擔保所推動的，雖然在客觀上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一定利益的實現，根本上是為霸主利益服務的。美國通過對國際組織的捐款，提供經費，取得了制定規則，裁判異端，調節糾紛的主導權，美國要保證它主導的國際秩序的運行，就要保證發展中國家得到一定的利益，保證國際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轉，也要保證制裁那些不遵守規矩的國家，這就是霸主的權力，權利和義務。

美國以其強大國力維持國際秩序的運行，推動全球化。在全球大型跨國公司中，美國占了大部分，發達國家占了絕大部分；世界外匯儲備是美圓；國際貿易70%是以美圓結算的；世界各國大量優秀人才和資金，流向了美國；2000年全球軟件生產共16000億美圓，美國占了12000多億，印度占70億美圓，中國只有幾億美圓，出口只有幾千萬美圓；美國占有全球大部分高科技發明專利，并且醞釀更大的突破，如生物工程，新一代互聯網和計算機；美國還控制了國際貿易的流向。

中小型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在政治上依附與美國的國家，可以喪失主權為代價，換得經濟利益。比如日本在戰后把自己置于美國核保護傘之下，節約大量國防經費，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為美國提供戰爭后勤服務，賺取美圓外匯，成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始積累；拉丁美洲作為美國的政治附庸，以引進外資實現經濟起飛，墨西哥等國家甚至積極醞釀美圓化，將經濟主權交給美國。

大國就不相同，沒有不極力參與國際競爭的。日本和韓國一直在走經濟民族主義的道路，這也是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資本要沖擊它們的原因。巴西和加拿大這些美國的鄰國也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機會，150座飛機不行，就生產100座以下的支線飛機。而歐洲4個國家，則聯合起來生產空中客車，與美國的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彈，開始建造第3艘航空母艦，軟件出口額達到68億美元，中國僅1億美圓。

象中國和俄羅斯在地緣政治，政治經濟體制，意識形態和文化方面于美國不同的國家，更不可能全盤接受全球化。俄羅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沒有得到西方足夠的援助。俄羅斯經濟一部分已經倒退到自然經濟，大部分人自己在院子里種植農作物為維持生活；重工業與核武庫10年沒有投資，還可能繼續垮下去；所謂“貨幣改革”，盧布兩次作廢，等于兩次將居民存款一掃而空，只是那些不動產和外匯的人再次大發其財；盧布的自由兌換是在貶值10000萬倍以后，自發實現的。商業信用基本瓦解，黑社會趁虛而入，控制了相當部分經濟；幾個金融巨頭操縱政治。近來甚至有消息說：俄羅斯居民大量死亡，導致平均年齡降低幾歲，簡直令人難以置信。即使如此，北約還是在東擴，外資也沒有大量進入。

我們必須把握新經濟和全球化的兩重性,一方面把全球化作為客觀歷史過程,去積極適應。另一方面，又不能采取無批判無抵制的依附性戰略,消極適應。新經濟和全球化同時也是人為推動的主觀創造過程,主要推動者是美國。新經濟的技術標準,是掌握在發達國家手里的，美國推動的全球化帶有霸權主義性質,只要中國不想分裂,不想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就不能夠被動接受全球化理論。

中國在政治上能夠成為美國的附庸國嗎？顯然不能。即使沒有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也不可能。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全球化問題，與純經濟角度不同。前者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以國家總體利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地緣政治，講的就是國家利益。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特別多，地位非常高，說明美國十分重視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經濟學是以企業和個人為基礎，以經濟效益為原則考慮問題的，中國的經濟學家特別多，而且在90年代被捧為神學的，金錢成為信仰。90年代中國思想和政策的主流是以眼前經濟利益代替國家長遠利益。有無道理尚且不論，但這絕對不是在向美國學習。中國的精英（包括政治家，企業家和思想家），嚴重缺乏國家和民族意識，其原因是深刻的，這不是本文研究范圍，但這個事實，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如果中國盲目接受“全球化”原則，將產生嚴重后果：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社會矛盾尖銳失去穩定；經濟命脈被國際資本控制，國家經濟安全不能保證；在國家戰略上受制于西方國家，外交軟弱無力；戰略產業和國防產業不能獨立，不能夠有效保障國家領土的完整，甚至走向俄羅斯的悲劇。

二、排除勞動力自由流動，不是“全球化”的平等規則

全球化的實質是要消解國家主權。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不能接受。實際上不是中國不愿意做，而是發達國家不希望中國完全納入全球化。

國際經濟學的主流派鼓吹的自由貿易，是以被它們歪曲了的“比較優勢”為基礎的，歪曲比較優勢的關鍵之一，是把勞動力自由流動,排除于自由貿易之外；第二，是以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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