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海外留學背景不能從政嗎(留學人員可以從政嗎)

數千年前，而不能行于當今嗎？辜鴻銘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幾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幾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說，難道還會是三三得八不成？貴國如果沒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點玩藝兒吧！不待對方發話，辜鴻銘又接著說了下去：不過，閣下說的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這十九世紀的數學是改良了，剛才我們說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確之處。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卻七折八扣變成了三三得七，有時連七還得不到，成了個大大的負數。到了還錢時，三三得九卻連本帶利還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識時務，落伍得很！一席話說得伊藤博文大窘，再無他語，后來見人就說辜鴻銘有金臉罩、鐵嘴皮功夫。

一次外國友人邀請辜鴻銘宴飲，推其坐首席。席間有人問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鴻銘答：剛才諸君互相推讓，不肯居上坐，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競天擇”之教，以“優勝劣敗”為主旨，則今天這一席酒菜勢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競爭一番，決出勝敗，然后定座，再動筷子。如果這樣的話，今天這頓飯不知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誰也吃不到嘴。眾皆稱妙。二十世紀初辜鴻銘在上海任職時，曾與幾個外國朋友逛十里洋場。洋人見沿途艷旗高張、娼館林立，驚異上海的賣淫婦何其多也。辜鴻銘巧言遮丑，說：rostitude,destitude（賣淫者，賣窮也），隱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國婦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窮途末路，不得已而為之。

辜鴻銘一張利嘴，還為辮子保過駕，為纏足作過辯護。外國人問他“為什么中國人留辮子”?他如是答：“為什么外國人留胡子？”當外國佬譴責中國婦女纏足野蠻時，他必大加反擊：“那么，你們西洋女子為何要束腰呢？”辜鴻銘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級辯護，乃是為納妾制所作的“壺一杯眾”。當一位洋夫人藉此反問為何不能“妻一而夫眾”時，他振振有詞地答：“夫人可曾見過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壺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詢問后，以溫和的語氣對該貴婦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車代步，汽車有四只輪胎，敢問府上備有幾付打氣筒？”此語一出，哄堂大笑。辜鴻銘機智善辯，雖然有時也狡辯，強詞奪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圓其說，并以巧言制服論敵的那份能耐，卻是中外莫如的。 辜鴻銘不僅是中國留學生的老前輩，也是幽默的老前輩。一代文豪、翻譯大家兼幽默大師林語堂對其推崇備至，嘗言：“他是具備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見識和深度，不是這時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許正因為辜鴻銘聰明、幽默、有趣且有見識和深度，因此頗受學生們的喜歡。據北京大學畢業的震瀛等人回憶，辜鴻銘在北大執教時，“很得學生愛戴，胡適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樣一個“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

文化巨匠吳宓曾以“極熱烈之愛國主義者”加譽辜鴻銘，并說：“辜氏久居外國，深痛中國國弱民貧，見侮于外人，又鑒于東鄰日本維新富強之壯跡，于是國家之觀念深，愛中國之心熾，而闡明國粹，表彰中國道德禮教之責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終身，無縮無倦。”

當年出西洋讀書時，父親說了許多話，辜鴻銘記得最牢的是“中國人”三個字。到歐洲后，作為大富翁家的養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貴族化的，可他畢竟是個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是為歐洲人所瞧不起的黃種人的一員，自然成了為數不多的種族歧視的對象。這種社會背景，培植了他極強的自尊心和愛國情結。

剛走上張之洞總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稱中國貨為native goods（土貨），大為氣憤，認為native含有生番野蠻不化之意，堂堂中華所產貨物怎能以土貨稱之？立即將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這是“中國貨”。1889年，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辜鴻銘隨其移節武昌，時長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濃于水的民族尊嚴，使辜鴻銘憤而以“一個中國人”為筆名，在《字林西報》發表英文專論《為祖國和人民爭辯——現代傳教士與最近教案關系論》，堂堂正正為中國人民的反洋教運動向世界作辯護。倫敦《泰晤士報》對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評論登載，懷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國人之手，因為那“行文的語氣中，絕不會有那種高貴的鎮定”。用空谷足音來比喻辜鴻銘的言論，并非溢美。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整個英語世界幾乎一直是歐美列強自己充當輿論主角并自說自話，辜鴻銘的出現，使中國終于有了能理直氣壯地為祖國權利向世界發言、尋求正義的聲音，這是屈辱的中國近代史難得一聞的壯魄和虎吼聲。

辜鴻銘歸國以后，一種崇高的使命感，就像開鍋的蒸汽一樣長久升騰在他的心頭。一位美國船長在福州無端向中國人開槍，幾致人喪命，他卻僅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賠償。而美國駐福州領事竟責怪他多付了，罵他是個傻瓜蛋，說：“為什么要給他那么多錢，只不過是一個中國人嘛。”辜鴻銘得知此情，義憤填膺，公開將帶有此種歧視感欺辱中國人的洋人宣判為“夷”。他著文說：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國駐福州領事那樣的人……是那些以種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國人和美國人，是那些惟殘暴武力是視，恃強凌弱的法國、德國和俄國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卻以文明自居的歐洲人！

如此義正辭嚴、指名道姓的譴責，在此之前的外交文書或對外檄文中是無法見到的，即使今天讀來，也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胸里升騰起一股民族正氣。

對那些動輒“叫嚷炮艦鎮壓”的侵略者，受過西方近代民族意識熏陶的辜鴻銘表示萬分的蔑視，他如是抨擊：

我想應當告訴外國公眾，從外國炮艦上開火的第一炮，就將成為一場戰爭的標志，不是與政府的對抗——正如我們迄今的對外戰爭那樣——而是一場反對中國人民的戰爭。

字里行間，洋溢著濃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國格意識，令人肅然起敬。

八國聯軍侵華后，辜鴻銘懷著一腔火熱的愛國之情，不遺余力地用英文寫就《尊王篇》等文章，廣發世界，向世界輿論尋求正義。當辛丑議和、列強叫囂要中國拆毀大沽口炮臺時，他大聲疾呼：

我在此貿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國存在一個更危險的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言，假若這一炮臺不引起世界應有的關注，很快甚至連外國人在中國謀生都不可能——除非搶！

此類檄文，堪稱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稱道辜鴻銘：“庚子拳亂，聯軍北犯。湯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除了抨擊侵華行為，譴責列強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對那些傲慢無禮、藐視中華已極的輕佻言論，辜鴻銘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為中國辯護，捍衛民族尊嚴。十九世紀末，歐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針對中國的“黃禍論”旋風。德皇威廉二世專門畫了一幅《黃禍圖》，送給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圖中之意是“黃種人”的崛起將給歐洲帶來威脅，歐洲白人應當聯合起來，抵制黃種人的入侵。為了消弭這股空穴來風，辜鴻銘用英文發表《文明與混亂》一文，嚴正駁斥了強加在中華民族身上甚囂塵上的這種無稽論調，并強烈抨擊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國有“小斗牛士”之稱的著名政論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鴻銘，說：“我懷著濃厚的興趣閱讀了你文中所寫的每一個字，并相信這樣做是值得的。最終，我在許多深具興趣的問題上站在了中國人一邊。”一個世紀以來，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總把中國作為假想敵、不時夢囈般失態驚呼“黃禍論”。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國政府的立場，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種清醒的認識，善良的西方民眾據此更是分清了敵友。重溫辜鴻銘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黃禍”文章，喚起我們的難道僅是對中國這位最早“斥黃禍”義士的記憶？

英國駐華外交官威妥瑪研究漢學的結果，竟然得出“中國人智力貧乏”的結論。辜鴻銘譏斥他不僅缺乏教養，而且自身恰是個智力極端貧乏者，因為不懂得中國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淺顯的各種層次分別，他能夠看懂的恐怕也僅屬其中淺顯的一類。最后，辜鴻銘還不忘幽上一默：“當威妥瑪先生發狂地指責中國人智力貧乏的時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專門寫給孩子們的少兒讀物。”英人濮蘭德與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紀》和《慈禧外紀》等書，在西方頗為暢銷，筆下對中國和中國人常極盡譏嘲揶揄之能事，辜鴻銘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譏一番。凡此種種，為世界重新認識中國產生了積極效果。日本學者、《時事新聞》駐北京通訊員鷲澤與四二曾說：“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國人民站在了中國政府和文明的一邊。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過分的贊譽都顯得多余。”

在崇洋懼洋成風的年代，辜鴻銘始終高舉愛國主義大旗。愛國，首先要愛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辮》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絕不會因為我們割去發辮，穿上西裝，就會對我們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當我們中國人變成西化者洋鬼子時，歐美人只能對我們更加蔑視。事實上，只有當歐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國人——一種有著與他們截然不同卻毫不遜色于他們文明的人民時，他們才會對我們有所尊重。”

辜鴻銘不遺余力地頌揚中華文明，肯定中華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贊中華的地步。在他看來，中華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華文明推向全世界，并聲稱要用中華文明改造世界。他堅信，未來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這種民族骨氣和不凡的氣度，在舊中國即使不是絕無僅有，也當屬鳳毛麟角。由是，辜鴻銘的精神頗得時人的欽佩，就連外國人也向他投以贊揚的目光。

英國文豪毛姆來華拜見辜鴻銘，寫了張紙條讓人送過去，請他過來坐坐，辜鴻銘堅拒不去，充分體現了強烈的民族尊嚴。毛姆不得已親來造訪，辜鴻銘譏議道：“你們以為只消招招手，我們就得來？”他還盡情向毛姆發泄著對于來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視的憤嫉心情：“你們憑什么理由說你們比我們好呢？你們的藝術和文字比我們的優美嗎？我們的思想家不及你們的深奧嗎？我們的文化不及你們的精巧，不及你們的繁復，不及你們的細微嗎？呶，當你們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已經是進化的人類了。你可曉得我們試過一個在世界的歷史上是惟我獨尊的實驗？……”

拋棄海外優越的生活，義無反顧回歸中土以后，辜鴻銘自覺地成為維護中華民族神圣尊嚴的勇敢衛士，以中國人的名義和流暢的英語，向西方人的歧華言行大膽地提出挑戰、抗議，并不懈地教訓西方人。愛國主義是辜鴻銘思想學說的淵源，愛國，簡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說：“我熱愛我的國家……在他們（按：指嘲笑他的大學生）還沒有出生前，我就口誅筆伐，反對‘不平等條約'和治外法權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國讀書時就已知道何為祖國，而當時許多中國人對此還不甚了解；為了更好為祖國效力，我不看榮譽和金錢……”他希望中國繁榮富強，“那時，我將在儒家的天國深感欣慰”。著名翻譯家、文學家、革命志士蘇曼殊由此感慨地說：“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鴻銘的愛國言行，連外國人都為之感動。法國學者弗蘭西斯·波里就說：“他是熱情的愛國者，曾首先高呼‘中國人是中國的主人'，‘中國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歐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樣'。”總之，在辜鴻銘那襲破舊骯臟的馬褂里邊，燃燒著一團永不熄滅的民族自尊之烈火。當然，由于他的褊狹，使得其愛國言行，難逃狹隘愚忠之譏。

四、究竟如何守舊、落后

辜鴻銘回國初期雖然脫下西裝革履，換上長袍馬褂，但思想和行動上并不怎么保守，對洋務運動也頗支持。他訂閱上百種世界各國報刊，藉資瀏覽，遇外國有新發明及有關時事，必向張之洞逐句詳解，以作啟迪之助，而張之洞每次“輒危坐安樂椅中傾聽不倦”。著名文史學家王森然在其《辜鴻銘先生評傳》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畫，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議，梁（鼎芬）從旁贊助，文襄立予施行，故當時湖北氣象燦然一新，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學者，對于民族思想之發展計劃，真知灼見如此，究不失為一時之俊杰矣。”

辜鴻銘與張之洞青萍結緣，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華，協助張之洞創辦名聞全球的漢陽鐵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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