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深圳市外貿協會(國際貿易是什么意思？)

9、騰邦-國際物流深圳市騰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綜合型現代物流企業，名列2005年中國物流百強企業，并被評為深圳市重點物流企業，是中國保稅區出口加工區協會的會員企業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廢止《深圳經濟特區外貿企業進出口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等5件規章的決定

深圳市人民政府令

（第115號）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廢止＜深圳經濟特區外貿企業進出口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等5件規章的決定》，已經2002年4月29日市政府三屆五十五次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現予發布。自2002年7月11日起實施。

市長于幼軍

二00二年六月十日

深圳市人民政府關于廢止《深圳經濟特區

外貿企業進出口業務管理暫行規定》等5件規章的決定

為履行中國作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的義務，根據《中國加入議定書》和《中國加入工作組報告書》以及有關法律規定，深圳市人民政府決定廢止下列深圳經濟特區規章：

1.深圳經濟特區外貿企業進出口業務管理暫行規定（1993年4月28日市政府令第9號發布）

2.深圳經濟特區加快高新技術以及產業發展暫行規定（1993年10月21日市政府令第16號發布）

3.深圳經濟特區典當規定（1993年11月7日市政府令第17號發布）

4.深圳經濟特區進一步簡化進口審批手續的規定（1994年1月29日市政府令第21號修訂發布）

5.《深圳經濟特區建設工程招標投標條例》實施細則（1997年5月17日市政府令第61號發布）

深圳外企主要集中在哪？

深圳外企遷移潮探因：國家宏觀政策引爆導火索2008-03-19 16:13關外一工廠宿舍。深圳希望一些低附加值、高污染企業外遷，但在土地及其他因素影響下也有一些好企業離開深圳。本報記者陳以懷攝

土地緊張、房價高企、能源匱乏、深圳轉型，使得深圳不少本土企業主動或被動外遷。

值此關口，中國經濟整體發展導向變化帶來的國家宏觀政策層面的一系列調整，也讓這個城市的決策層在轉型過程中，面對更大的壓力和無奈。

加工貿易新政，新增1800多種禁止及限制類出口產品目錄，銀行保證金實轉管理，新《企業所得稅法》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國家宏觀政策頻頻出手，每次調整，對深圳的外資企業都帶來不小的“打擊”。

作為深圳加工貿易出口企業的“主力軍”，港資企業成此次政策調整的“重災區”。據估計，在深投資加工貿易業的港資企業，將有10%-15%的企業受到此次政策調整影響。深圳另外一支外資企業主力―――臺商，也直言新政給企業帶來嚴重打擊，“很多企業在近一年來一連串政策調整之后，利潤只有5%-6%，這次調整之后很可能變成虧損”。

困境如此明顯，但深圳產業升級所面臨的調整以及中國經濟整體發展導向的變化，已經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內外夾擊下，深圳何去何從……

政策對企業去留的影響，是深圳發展必然面臨的陣痛，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企業遷移，而在于能否完成產業升級置換。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曲建

政策的不斷出臺，已經沒有時間讓深圳的產業慢慢調整。如果不能迅速出臺相應的應對方法，很可能會傷筋動骨。

―――深圳臺商協會副會長蔡正富

2007年8月7日，38℃高溫下的深圳驕陽似火。

位于深圳龍崗橫崗街道的一棟三層樓房外，紅色油漆刷上的“塑料衣架廠”字樣，斑駁的墻面已經因為褪色變得有些殘缺不全。港商劉安民站在樓前的院子里，指揮著搬運工將廠房里最后一件家具搬上貨車。

在深圳拼搏15年后，劉安民和他的衣架廠將正式告別腳下的土地，搬到湖南的一處工業園去，“其實年前就要走的，一直在猶豫，現在沒辦法，不走不行了。”

留下還是告別是個問題

“守不下去了，我是辦企業的，要靠企業掙錢生存，現在不提擴大發展，僅僅為了活下來，也只能搬家”

留下，還是告別？這個問題在劉安民腦海里其實早已經“拉鋸戰”了一年之久：廠房租金從最初的一層樓幾百塊錢到現在翻了10倍，工人工資支出每年上漲近兩成，即使如此，人手還是越來越難招，夏天趕著交貨的時候，還經常遇到用電高峰期拉閘限電……“說實在的，這些年，很多在江西、湖南辦廠的香港人都發財了，我現在卻越來越艱難。”劉安民說。今年初，不少香港朋友開始介紹他到中國內地城市進行投資考察，“也去了不少城市考察，但畢竟在深圳安家這么多年，孩子也在這邊上學，香港的親戚朋友隔三岔五還要來往走動，真的要搬，哪有這么簡單！”

就在猶豫難決之中，7月23日，國家商務部和海關總署重拳出臺加工貿易新政：根據兩部門聯合發布的2007年第44號公告，共有1853種商品被列入加工貿易限制類出口產品目錄，而從事這些商品生產的加工貿易企業，被要求實行銀行保證金“實轉”管理。這意味著，此前在加工貿易企業從事進出口貿易時按照“空轉”管理，往往不需要實際繳納的保證金，將成為企業必須承擔的現金支付。劉安民衣架廠所生產的塑料制品，便赫然在這批限制類產品名單上。

一向對宏觀政策并不關注的劉安民開始給自己算了一筆賬：政策調整后，由于保證金必須現金“實轉”，自己的衣架廠除了需要為購買原材料支付一筆資金外，還要拿出相同數額或者一半的現金用作銀行保證金。如果衣架廠接了一筆50萬元的貨單，扣除原料款20萬元，還要準備至少10萬元的臺賬保證金，“等于運作成本至少增加了5成”。加上勞動力成本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等對資金的要求，“以我的企業規模，在運轉過程中根本不可能有這么多閑置現金。”

新政帶來的嚴酷局面，讓劉安民最終選擇了離開深圳，“守不下去了，我是辦企業的，要靠企業掙錢生存，現在不提擴大發展，僅僅為了活下來，也只能搬家了。”在一個朋友介紹下，7月底，劉安民最終敲定租下了長沙郊區的一處廠房。

在一種類似多米諾骨牌的效應面前，越來越多的劉安民們開始在無奈的矛盾中離去。

壓力不僅僅是 中小企業(行情 股吧)

“越來越多的臺商正在考慮將產業轉移到泰國和越南等地……企業走了，再想讓大家回來，就難了”

“44號文對深圳乃至整個珠三角加工貿易行業的沖擊太大了。”黃漢新是港資企業深圳沙灣電機電業制造廠總經理，同時也是深圳市加工貿易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對于此次政策調整，他給出了相當悲觀的預測：“人走樓空，出口滑坡。”

“實施保證金制度后，如果按合同計算，一個合同期一般是半年，保證金包括增值稅、關稅、進口環節稅等等，對企業來說，金額相當大，而合同執行完畢核銷需要3個月左右時間，屆時已交的保證金尚未拿回來，卻又要交新的保證金，企業資金壓力非常大。”黃漢新這樣分析局面的嚴酷性。

作為深圳加工貿易出口企業中的“主力軍”，港資企業是此次政策調整的“重災區”。據香港貿發局助理首席經濟師邱麗萍估計，在深投資加工貿易業的港資企業，將有10%-15%的企業受到此次政策調整的影響，主要影響的行業包括塑膠制品、家具、家用產品等領域。

“我們對香港企業的最新調查顯示，目前有37%的港資加工貿易企業有意搬到內地或者東南亞地區，在深圳的港資企業有搬離意向的比例不會低于這一數字。國家新的政策出臺后，將推進這種意向落實為行動的時間表。”邱麗萍表示。而今年6月曾帶20多家臺商組團到泰國和越南考察的蔡正富態度更加明確，“越來越多的臺商正在考慮將產業轉移到泰國和越南等地。雖然對整體所占的比例還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數字，但哪怕只有10%，企業走了，再想讓大家回來，就難了。”

壓垮外企的最后稻草

“企業轉型當然是最理想結果，但政策緊箍咒越收越窄，重壓下毫無喘息之機的企業很難獲得轉型空隙”

實際上，近一年以來，國家宏觀政策頻頻出手，每次調整，對深圳的外資企業都帶來不小的“打擊”。3月16日，新版《企業所得稅法》獲得十屆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此前可提供給外資企業的15%稅收優惠被新法規定內外資企業“兩稅合一”后25%的稅率所取代，雖然以厲有為等為代表的深圳全國人大代表多方呼吁，仍舊未能為特區保留下這“最后一項特殊政策”。而新法就將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新法通過后，當即引發了一場關于特區走向何方的爭論：在政策層面的特殊待遇光環完全褪色后，作為經濟特區的深圳對企業及資金還能不能保持此前的吸引力？

在3月19日深圳“兩會”的第一天，市政協主席李德成提出，對于深圳產業結構中現有的傳統企業如服裝、鐘表、珠寶等大量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企業，所得稅稅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都會帶來影響。而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秘書長郭萬達也指出，稅率調整加上深圳要素價格的上漲速度比較快，可能會使一部分制造業搬遷，尤其加工組裝類低附加值的制造業將受到較大影響，不排除一部分企業因此遷出深圳。

4月5日，商務部、海關總署和國家環保總局聯合頒布2007年第17號公告，加工貿易禁止類目錄新增了184種商品，自4月26日起執行。商務部同時表示，對加工貿易商品加以限制的禁止目錄開始動態調整，每年年初公布一次。這意味著加工貿易政策開始進入快速調整周期。

6月18日，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發布《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調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規定從7月1日開始，取消553項“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進一步降低2268項容易引發貿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退稅率，此次調整涉及的商品范圍在海關稅則包括的全部商品總數中所占比例高達37%.而此前，已有多項商品經歷了數次進出口關稅稅率的提高。

對于加工貿易企業在全部企業中所占比例高達6成的深圳來說，上述一系列的調整，早已經讓大批從事加工進出口的港、臺資企業感到“喘不過氣來”。“打擊簡直是一個接一個，這種情況下，企業只有兩種選擇，要不轉型，要不轉移。”而相當一部分企業發現轉型無望后，開始紛紛選擇轉移。

“企業轉型當然是一種最理想結果，但事實是，從生產模式、產品內容、經營方式上，企業必須來一次完全徹底的換血，這種轉型，怎么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在深圳加工貿易協會會長陳永漢看來，政策的緊箍咒越收越窄，重壓下毫無喘息之機的企業很難獲得轉型的空隙。

引爆這場愈演愈烈的外資企業遷移潮的政策并不僅僅來自于國家層面，早在新稅法及加工貿易新政出臺之前，深圳自身的產業轉型升級，已經啟動了這一輪的企業“擠出機制”。

早在2006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便向各港臺企業下發了一份《關于扶持外貿加工型港臺資企業完成產業轉型》的條例，公布了企業調整機制，按照調整機制要求，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企業，將面臨官方強制關廠、遷移的壓力。“該條例給深圳的臺商帶來不小壓力”，深圳市臺商協會常務副會長莊世良表示。

一些地方比如原寶安公明街道(現屬光明新區)就曾明文公告160家企業必須在2006年以前遷出深圳。而根據臺商協會的統計，即使不計算那些基于成本考慮主動轉移生產基地的臺商，光是這一政策，被迫在2006年搬遷的臺商至少就有800家。

“這些主動和被迫離開深圳的臺商企業，都屬于中、小型傳統產業，基本沒有能力討價還價，也很難取得投資優惠條件。”莊世良說，深圳現在外遷的企業很多都是精密儀器、鐘表、珠寶等傳統優勢產業，它們正往粵北、江西、湖南等地尋找新的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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