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紅樓夢海外傳播的文化障礙(外國人對紅樓夢的看法)

一，《紅樓夢》的續書情況

乾隆五十六年，“程高本”問世，從而結束了《紅樓夢》僅以抄本形式流傳的形式，使這部名著的影響面大大地擴展了。自從嘉慶元年，逍遙子托名曹雪芹撰的《后紅樓夢》出現，旋即，或從第九十七回或百廿回等章回為起點的“續夢”，“補夢”，“圓夢”

，“幻夢”……之類的紅樓夢續書紛紛出籠，終清之世不絕，其影響延及當代。我們應該注意到：續書現象主要是名著本身的影響所致，研究文學史上的續書問題，實際也是對名著影響研究的延伸。（4）

（一）產生原因

任何一種傳播結構都離不開傳播情境、傳者、受者和傳播渠道四個基本要素。傳播渠道可以理解為查媒介，包括民族語言，社會傳播工具和設施等。這里就不詳談了。單就前三個要素分析如下：

1，社會原因

文化適應是文化傳播的重要機制之一，它是文化傳播的選擇性。（5）社會政治結構與傳播結構存在著共協關系。傳播體制直接表現著社會政治文化機制。（6）英禮士說：“傳播方式與頻道決定社會控制的方法和政府的體制。”（7）從另一個角度又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社會政治文化結構，就會有什么樣的傳播體制。社會環境從廣義上說是指社會發展進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社會關系、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社會制度、思想意識的綜合表現。從狹義上說，社會環境就是指社會風俗和風氣。（8）傳播行為是指一切社會組織與群體之中人與人的信息交流活動。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因此，我們可以說，人的一切社會行為都是對他人施以影響的傳播行為。但不管是個人傳播行為還是群體傳播行為，都受到一定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和制約。《傳播學原理與應用》一書中明確指出“環境對人類的傳播行為的影響帶有多方面的性質。這種多面性是由環境的寬廣性、傳播行為本身的復雜性以及兩者的互感、互動所引起的。盡管許多傳播學研究者對環境中影響傳播效果的因素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但是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對人們的行為、觀點、信念給予重大影響的是周圍的環境，人世間不僅不存在絕對孤立和封閉的傳播系統，而且人類的傳播活動根本無法擺脫環境對它的影響和制約。”（9）

清王朝雖以文化落后的民族入主，但隨著經濟的恢復文化也開始復蘇。清廷曾采取過一些客觀上利于文化發展的措施，如恢復科舉，纂輯類書等，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小說創作提供了有利的環境。隨著小說社會影響的日益廣泛，有時皇帝也抱以喜聞樂見的態度。據清？昭梿《嘯亭雜錄》卷一載：“崇德初，文皇帝患國人不識漢字，罔知治體，乃命達文成公海翻譯《國語》、‘四書”、及《三國志》各一部，頒賜耆舊，以為臨政規范，及定鼎后設翻書房于太和門西廊下，j揀擇旗員中習清文者充之，……有戶曹郎中和素者，翻譯絕精。其翻《西廂記》，《金瓶梅》諸書，疏字櫛句，咸中綮肯，人皆爭誦焉。“（10）這種喜好小說之風波及民間，對小說興盛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當然，當時清政府對小說的寬容有限，而且僅止于對統治無妨礙的小說，紅樓夢續書能在禁書很嚴的乾、嘉時代產生并存在，很有意味。也許在清廷看來，這類書無大危害，況且續書中描寫的寶黛愛情一般也都納入了封建倫理的軌道，盡管筆墨有涉風月，但也還能為清廷所容忍。

2，《紅樓夢》本書的原因

就《紅樓夢》本身而言，最早流行與世間是以抄本形式傳播的。曹雪芹在世時，僅僅是在其親朋好友中流傳，曹去世后，流傳范圍擴展，并成為當時極為流行的小說讀本。正程偉元在序言中說“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于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徑而走者矣。”可見它一問世便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喜愛，王公貴人，黎民百姓爭相閱讀。自程甲本，程乙本刊行之后，流傳更為廣泛，一時間京城竟出現紅樓熱的文化時尚。逍遙子在《后紅樓夢序》中記述：“曹雪芹《紅樓夢》一書，久已膾炙人口，每購抄本一部，需數十金。字鐵嶺高君梓成，一時風行，幾于家置一集。”郝懿行在《曬書堂筆錄》中記載：“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⑾當時流傳有“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說法。雖然《紅樓夢》曾多次遭到朝廷的禁毀，但屢禁不絕，影響也越來越大。這為中多的續書產生提供了前提。并且，《紅樓夢》一書包孕之豐厚，思想之深邃，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代任何一部名著，人稱它為“百科全書”，中華民族的“文化小說”。的確它提出的問題太多了：社會的、家庭的、道德的、倫理的、婚姻的、科舉的……包羅萬象。它吸引著人們試圖去解答這些問題，很多人也是在續書中揉進了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獨特看法。

1，續書作者自身原因

文人的思想應該是受其所處的時代的文藝思潮影響的。在商品經濟沖擊下，明清以來思想界追求個人價值，主張個性解放的人文注意思潮更加深入人心，這股思潮對文人真正的獨立創作其了決定作用。從本質上說，社會環境影響和制約傳播行為的具體過程即使指社會環境對人的社會化過程。社會化是指社會個體的交互作用中，個體能動地接受生活技能、行為規范、價值觀念、文化傳統、完成社會人的塑造并講這種結果反作用于社會的雙項互動過程。（12）人們用自己的眼光看待事物，分析社會，抒發自己的獨特感受，這恐怕也是紅樓夢續書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曾寫過名為《新石頭記》的紅樓夢續書的晚清著名譴責小說家吳研人，在其書第一回中的一段話可能代表了當時許多讀者的心聲：自曹雪芹撰的《紅樓夢》出版以來，后人又撰了多少《續紅樓夢》、《紅樓后夢》、《紅樓補夢》、《綺樓重夢》，種種荒誕不經之言，不勝枚舉，看到的人沒有一個說好的，我這個《新石頭記》豈不又犯了這個毛病了嗎？然而據我想來，一個人提筆作文，總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筆的時候，他本來不一定要人家贊賞的，不過自己隨意所如，寫寫自家的懷抱罷了。至于后人的褒貶，本來與我無干。吳研人的話很有代表性，其中“寫寫自家懷抱”道出了不少續書作者的主要創作動機，這是這種動機在不同作者身上的體現，才會有多種續書的產生。

（二）《紅樓夢》續書的影響

《紅樓夢》續書一經產生，就有多家書坊刊刻梓行，當時刊刻這些續書的主要書坊有：貴文堂、聚珍堂、文光堂、經訓堂、疏景堂、金谷圓、抱甕軒、紅薔閣、藤花榭等等。

這些續書還多次被刊刻。因此，同一部續書其版本也很多。這些續書不僅在國內廣為流傳，有不少還流傳到了海外，而且海外收藏的版本有的還是國內少見的。據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有“嘉慶乙未本”《紅樓復夢》，從前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曾云此書“未見”；一栗《紅樓夢書錄》則認為這個本子并不存在，是因為作者自序末語“嘉慶四年歲次乙未中秋住與春州之蓉竹山房”而訛。現在看來，可以證實這個版本的存在了。又據日？大冢秀高《增補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東京大學藏有《紅樓后夢》，此書國內迄今未見，可是據這個書目，系“同治元年刊，羊城文光堂藏板，不分卷，二十四回，每頁九行，行二十字，無圖。”如此確鑿記載，說明此書確實存在過，而非《后紅樓夢》的異名。象這類續書如注意尋蹤，或許還會發現一些。此外，俄國漢學家JI？TI緬希科夫，B？JI李福親在“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無名抄本”一文中記載，國文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藏有《補紅樓夢》、《續紅樓夢》、《后紅樓夢》、《紅樓圓夢》、《增紅樓夢》、《紅樓復夢》等。前蘇聯科學院亞洲人民研究所漢學圖書館也有紅樓夢續書。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漢學家對這些續書的態度也不尋常。如俄國瓦西里耶夫院士在其藏書目錄中評論到“據說，這些模仿者都沒達到原作的程度，但我們知道，它們同樣是應該體現中國人的那種生活和體現其精神的。所以，我們并不認為它們是全然沒有興趣的。”（13）而且，韓國還曾翻譯過紅樓夢的續書。由上可觀紅樓夢續書的傳播之廣，影響之大。

二《紅樓夢》在國外的傳播及影響

傳播是一種復雜的動態平衡。從最普遍意義上講，傳播是一個系統（信源）影響另一個系統（信縮）的活動，這是一個操作意義。（14）在古代，隨著船舶等交通工具的發明，人們能夠跨越海洋，翻越大自然的種種障礙進行跨國界的交流，從而使先進的知識、技術、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造成了文化的融合。文化融合使文化圈吸收了營養，使文化的適應、文化的整合功能得到增強，并在文化發展過程中實現文化的重構。而《紅樓夢》以其獨特的精神魅力，耐人尋味的語言風格，錯綜復雜的故事線索，悲金悼玉的愛情故事不僅征服了我們，一經流傳出國，就在國外造成很大影響。迄今已有16種文字30多種譯本。（15）《美國百科全書》把它與日本的《源氏物語》、俄國的《戰爭與和平》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論。1980年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召開了第依次國際紅學研討會。1986年6月在哈爾濱舉行了《紅樓夢》討論會，美國、日本、法國、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亞、原蘇聯等國的學者參加了這次的研討會。

（一）《紅樓夢》在日本

日本是與中國一衣帶水的國家，兩國文化關系之密切自不必說。因此，《紅樓夢》在日本影響甚大，自傳入后就有人翻譯與研究。在日本的外國語學校把它作為學習漢語的教科書。

據考，《紅樓夢》最早是從錢塘北的乍浦出海，東渡日本的。（16）據日本著名紅學家伊藤簌平先生考證：一直在長崎從事清貿易的日本富商村上家的私人文書中有一本記載貨物的“差出帳”，其中記到：寬政暌丑五年（公元1793）十一月二十三日有船從浙江乍浦港起航，十二月九日抵長崎。在“寅二番南京船”欄下，有“船主王開泰，唐人八拾人”的船載品的目錄，其中有“《紅樓夢》九部十八套”的記載。這是到目前為止在紅學研究史文獻中《紅樓夢》傳至海外走向世界的最早記錄。乍浦何以成為《紅樓夢》傳播的重要一環？可從其地理環境分析。在傳播學中，環境是指圍繞在發生傳播活動周圍的情況和條件等。（17）人作為大自然的產物和社會性的動物，其傳播活動必然處于一定的環境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講，人類傳播活動將永遠受制于環境。而地理環境對傳播活動的影響又是明顯而深刻的。乍浦港的地理條件是得天獨厚的。它地處錢塘江之北，依九龍山為伴，面向大海，自古以來就是內地航海之佳地，獨具海河聯運之特色，為歷代政府所重視，海上地位突出。19世紀乍浦地方有名的詩集《乍浦集詠》中有一首是高士奇寫的“茶花詩”，其詩序具體地反映了乍浦地區和日本在民間很早就有了花事交流，由此判斷，文事、書事也會有所貿易交流。另據日本有關史實，在清代前期，日本曾發生過幾次大火災，許多皇家圖書被焚，日本急需中國圖書補充。所以有中國圖書從日漸繁榮的乍浦港運入日本也是情理中事。

19世紀末葉，日本開始翻譯《紅樓夢》，最初是節譯。自1892年日本漢學家森槐南翻譯了第一回，在《城南評論》雜志第2期上發表，到現在已有百年歷史。（18）在他之后，各種日問節譯、全譯本陸續問世。影響最大、流行最廣的好似松枝茂夫和伊藤簌平的全譯本《紅樓夢》，它是最早的全譯本。這本書共14冊，120回，前80回據有正戚序本譯出，后40回據程乙本譯出，1940年動筆，1950年脫稿，由日本巖松波書店作為“巖波文庫”的一本出版，卷首有譯者的解說，書末附譯注、賈家世系圖表。這個譯本于1963年又由東京平凡社作為“世界名著全集”第五卷再版。

隨著《紅樓夢》日譯本的大量出版，日本的《紅樓夢》研究也有了很大的發展。迄今為止，日本漢學界研究《紅樓夢》的資料書、專著有三、四十種，報刊論文多至數百篇。

東京大學的藤堂明保，京都大學的清水茂，神戶大學的太田辰夫，東京大學的松枝茂夫，曾在北海道大學和大阪市立大學任教的伊藤簌平等都是研究紅樓夢的著名學者。其研究方向也很多：宮田一郎寫了《紅樓夢語匯索引》，摘錄了《紅樓夢》中的聯語、成語、俗語詞匯，村松英的《紅樓夢的小說性》對其語言和藝術技巧進行了深入研究，伊藤簌平等學者對其版本也做了系統的研究。1951年橋川時雄、金子二郎等人利用文部省的科學研究經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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