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經濟先行更有利于文化的海外傳播(嶺南文化·嶺南文化的現狀與前瞻·探索中的特區文化)

場準入嚴苛、依法獲取持槍資格受限、服務過程中遭致合規風險高等棘手法律問題，使我國私營安保企業境外服務頻繁受阻。國內相關規則、行業標準未成體系，資質認證、槍支管理等具體規定空白或不靈活，國內相關監管、問責處罰機制不健全，全球性規制尚未深度參與，是我國私營安保企業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礙。基于法治化的總體國家安全觀新要求，從國家規制視角，在規則制定、機制構建等多個層面，國內、國際等多個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議，依法保障我國私營安保企業順利提供境外服務，助企紓困。

關鍵詞：私營安保公司；總體國家安全觀；槍支管理制度；安保行業標準

【司法制度研究】

12.論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的張力及其消解

作者：許少波、張昂（華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審理者裁判和司法統一在近年來的司法實踐中呈現出緊張關系，這呈現為當下中國促進審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統一為導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沖突。審判權力與責任的失衡、司法問責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職業群體素質仍待提升、“結果中心主義”的審判評價標準等原因共同導致了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之間的緊張關系。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在原則上應當是兼容的，因為二者都不是絕對化的。審理者裁判與司法負責之間存在權衡，司法克制與司法能動之間存在博弈，適度的審理者裁判與適度的司法統一可以在不損害對方核心要素的情況下建立起來。消解審理者裁判與司法統一之間的緊張關系需要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建立外部問責機制、實施溫和能動的司法政策、建立“過程與結果雙重導向”的法官績效考核制度。

關鍵詞：審理者裁判；司法統一；司法責任；司法能動；法官豁免

13.電子訴訟可控復雜性與可行簡單性之均衡

作者：陳錦波（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

內容提要：電子訴訟應當同時具備可控復雜性和可行簡單性的雙重功能特性。增加電子訴訟可控復雜性的途徑在于：在技術上，建立穩定、安全且功能多樣的電子訴訟平臺，并實現該平臺與其他網絡平臺的互聯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確認異步審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應的失權制度、確立電子簽名的使用規則并擴大法院對涉網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圍。而要實現電子訴訟的可行簡單性，則需要深入挖掘電子訴訟復雜性的來源，進而采取相應的應對舉措：在技術方面，彰顯電子訴訟平臺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強對電子訴訟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機構方面，通過網絡平臺來實現對電子訴訟繁雜事務的有效治理；在人員方面，提升訴判主體各方運用互聯網技術和法律規則的能力。

關鍵詞：電子訴訟；功能特性；可控復雜性；可行簡單性

14.偵察思維的故事模型理論：經驗事實的故事重建與構件證明

作者：鞏寒冰（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

內容提要：偵查語境的特殊性體現在偵查性發現相較“法律發現”的非對抗性，以及偵查性敘事整體性區別于法庭證明的構件拆分過程。對其特殊性的評估，有助于緩解“審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筆錄上的緊張關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論”的認識過程，代之以“整體論”的思維模式。其描述了偵查性發現中對多種線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確了對經驗事實的內心重建，理性思維是決定性因素。偵查故事需要統攝在案證據、解釋推論鏈條。其問題是故事構建的“整體性”要求與“分離性”障礙，及推論鏈條梳理的證據問題。“關于故事構造的知識”是偵查敘事的核心內容。在輔助偵查性敘事的形成過程以及為故事模型提供規范性引導的過程中，準確性構成了評判事實認定理論的重要標準，而對錯誤風險防控的把握體現在應對“刑事錯案種類泛化”理念修正中。

關鍵詞：故事模型；偵查性發現；經驗重建；要件事實

15.司法區塊鏈視域下電子數據的線上化證明

作者：孫夢龍（黑龍江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隨著數字技術對物理空間信息存儲方式的變革，電子數據的技術性需求與司法實踐的轉化式適用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司法區塊鏈的制度化建構為電子數據的線上化證明提供了“區塊鏈＋司法”的全新發展方向。在存證階段，司法區塊鏈通過數據穩定存儲，建立數據可信載體與全程可追溯機制。在取證、舉證階段，司法區塊鏈可以通過借助參與共識，輔助電子數據真實性認定，并對接公證機關出證。在質證、認證階段，司法區塊鏈能夠有效減少電子數據生成機制、存儲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區塊鏈平臺下的電子數據證明以法律規則與技術共識耦合的方式開啟了電子數據全流程線上化證明的司法證明新高度，形成獨具特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關鍵詞：區塊鏈技術；技術證明；參與式；電子證據；線上化證明

【法治文化】

16.法政視角下的近代財政

——以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為中心

作者：楊同宇（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中國近代財政是伴隨中國法制近代化的產物。作為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第一部財政預算案——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其編制與議決不僅凸顯了近代財政的內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諸多面向。度支部頒布多項法令漸次展開財政清理，為預算案編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圍繞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編制，各部院、地方督撫與度支部形成角力。編制赤字預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實不符”的泥淖，呈現出晚清復雜的權力關系。資政院對宣統三年全國預算案的議決是首次由民意機關監督國家財政，資政院成立預決算股員會，勞心盡力，組織議員分科審查預算。經資政院大會議決，度支部原奏的預算赤字被修正為盈余，其間存在的程序問題值得反思。從法政角度觀之，權力的名實不符，程序的便宜處分，實為近代財政反思之一端。在轉型政治下，通過規則實現權力的自洽，達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

關鍵詞：法政；財政；預算案；度支部；資政院

17.基于家原則對契約自由的反思

作者：周劍威（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內容提要：契約自由以個體主義為基礎，在破除身份枷鎖、帶來個體解放與自由的同時，也導致了人與家本源關系的破裂，這種破裂意味著主體間關系的對抗，私人利益的無序擴張演化為社會沖突的焦點；更意味著人與歷史關系的斷裂，主體間相互依賴的歷史共同感不復存在，由此現代社會陷入公共性危機。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形態，透過中國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維，可以重新認識家的規范意義與價值。家本質上是共生共存的載體，從家本性出發可以重新界定主體間關系，建構以“共在論——家倫理——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家原則。家原則不是對契約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它的改進與充實，其意義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與超越契約自由的個體主義基礎，以共在論激活人們的生活意義與歸屬感；另一方面則以家倫理為基礎重建公共倫理，力圖彌合私人自治與公共自治之間的斷裂，積極尋求自由得以實現的義務與倫理條件。

關鍵詞：契約自由；個體主義；家原則；關系倫理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是由河南財經政法大學主辦的法學類專業學術期刊。1986年創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更名為《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禮弘法”的辦刊理念，堅持辦刊的學術性，追求學術創新，嚴守學術規范，關注法學理論和實踐中的前沿問題、熱點、難點問題及其背后的深層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設；包容不同學術觀點和學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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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吳珊

審核人員 | 梁學曾 張文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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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文化·嶺南文化的現狀與前瞻·探索中的特區文化

嶺南文化·嶺南文化的現狀與前瞻·探索中的特區文化

(1) 特區和特區文化

目前的嶺南經濟特區，已包括了80年代初期建立的深圳、珠海兩市、汕頭市經濟特區，以及1988年從廣東省劃出建省的海南經濟特區省。從最早建立的深圳、珠海兩個特區市的作用和意義來考察，最初是為了作為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驗場和改革開放中對內對外具有多種層次多種功能的“窗口”。在實際操作上，特區冠以“經濟”一詞，自然是為了適應改革開放中經濟先行這一總決策的。因此，經濟特區的主要任務，就在于發展外向型經濟，成為吸引外資和現代科技、現代經營管理知識經驗的前沿陣地。經濟特區的“特”，其中心點就在于將一小塊處于與世界溝通極為有利地位的國土，通過經濟、政治等一系列的體制改革，實現由傳統的管理模式轉向按國際慣例運作的獨特的社會體制。廣東在改革開放之初，通過深圳、珠海、汕頭三個經濟特區的實踐與檢證，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種充滿活力的經濟政策和相應靈活的 *** 體制改革，不僅使原來落后貧困的農業小縣，成為現代化的“一夜之城”，而且其效益和經驗，迅速推進到珠江三角洲，并向腹地擴散。現在全省范圍內，都以深圳和珠海為借鑒，來加速經濟的發展;其中一些行之有效的成功經驗，還為全國眾多沿海開放城市所采納并在相應的地區產生連鎖效應。

那么，是否會在經濟特區產生特區文化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個簡單然而引人深思的例子是：深圳的“圳”字，在幾年前對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陌生的，不少人都誤讀為“川”，而現在卻成了家喻戶曉的常見字。然而，流傳多年的老字號的“涪(音浮)陵榨菜”、卻至今仍經常被誤讀為“培陵榨菜”。個中奧秘就在于文化的傳播往往借助經濟的手段實現。

現代商品經濟，是屬于一種高度文化凝聚而成的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因而也是一種高層次文化的表現形式。現代商品經濟不僅需要實力和經驗，而且需要更高的智力和文化素質的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在現代商品經濟中，“市場”固然是活躍的機制，但是，“文化”，即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素質同樣是不可缺少的活躍的機制。“市場”與“文化”相輔相成，共同對經濟的起落興衰產生促進和制約作用。可以說，沒有先進的文化，便沒有發達的現代商品經濟。特區的經濟正從單一的計劃經濟，迅速轉變為多元的現代市場經濟，這就需要有適應特區經濟發展的特區文化。建設特區文化、發展特區文化，是當前嶺南文化建設的一項嶄新的歷史任務。研究特區文化的現象、現狀、特點、發展方向，也就成為嶺南乃至全國文化工作者一項新而復雜，卻又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課題。

(2) 從深圳看特區文化的形成和特點

深圳特區在海南省建立特區之前，是全國四個特區(除廣東的三個之外，尚有福建省的廈門市特區)中面積最大、成就和影響最大的副省級市經濟特區，因此深圳特區文化，可以作為特區文化的代表。自1986年以來，深圳掀起了一股熱烈的文化氣浪，而且熱度在不斷升高，氣浪的沖擊力也在不斷地加強。這不是偶然，而是適逢其時，應運而生。這股文化熱浪，與全國這些年的文化熱，雖有共同之處，但卻有著明顯的特區風格;就是與廣東文化相比較，也有不少差異。

經中央批準，在與香港接壤的寶安縣(現在的香港本島、九龍半島和新界，在鴉片戰爭前，均屬廣東省新安縣，辛亥革命后改為寶安縣)建立了經濟特區，時間是1980年5月，相距寶安縣建市的1979年3月僅十四個月。作為經濟特區的范圍是與香港新界、九龍山海相連的一個狹長地帶，總面積為327.5平方公里，是當時廣東的三個特區中面積和規模最大的，然而無論是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卻是極度貧乏的。以文化類型來看，它基本上是傳統的濃漁自然經濟的農業文化;全市2020平方公里人口僅有二十多萬，而且大多為老弱婦孺，約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青壯年都在香港及海外;特區人口僅有2.3萬。在人口結構上，百分之九十為農民和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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