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美國公布中國官員海外資產十三人八萬億(中考作文)

4日，奧運會射擊賽場上迎來了一位偉大的選手，她超越了自己，征服了觀眾，征服了對手……在比賽結束那一時，杜麗臉上的笑靨如桃花般綻開，那也是在120小時后，杜麗第一次開心的笑。不過，給觀眾印象更深的還是她的眼淚，在幾分鐘后的頒獎儀式上，站在領獎臺上的她又一次流淚了，而且淚如泉涌……-

社會話題

沒有信任就沒有社會

連雷曼兄弟這么巨大，這么悠久的投資銀行都能在一個禮拜之內急急宣布破產，連號稱“中國媽媽”的三鹿奶業都能叫嬰兒吃出腎結石；我們到底還能相信誰呢？香港有不少朋友是美國國際集團(AIG)的客戶，在聽說這家管理資產達到萬億美金的保險界航母可能也要沉沒的消息之后，他們全都慌起來了，深怕積累了半輩子的血汗錢快要化為烏有。無論別人再怎么分析，再怎么向他們保證客戶資產安全無虞，他們還是很難安得下心。

信任原本就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資源。我們打開水龍頭，要相信里頭流出來的水沒有毒。我們過馬路，要相信所有汽車都會在亮紅燈的時候停下來。我們睡覺，要相信屋頂不會無緣無故塌下來。我們遇事報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盜賊的同伙。沒有信任，社會就不可能存在。已故德國社會學大師盧曼(Niklas Luhmann)就說得好：“當一個人對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時，早上甚至會沒辦法從床上爬起來”。

可是信任偏偏如此難得，我們根本沒有任何合理的基礎完全相信每一滴自來水都是安全的，每一位駕駛者都是清醒的，每一個建筑商都是負責的，甚至每一位警員都是廉潔正直的。然而，我們還是不斷地付出我們對他人的信任。那是因為我們不認為這世上沒有一個人是可信的。這個社會如此復雜，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任何擺在面前的東西，其背后都經過了重重的機制，層層的人手；在這一長串的流程里頭，總有一些人會對得起我們的信任，會為自己應做的事負上責任吧？

比如食品，我不可能親自檢測任何送到我嘴邊的東西；但是我會相信生產商愛惜商譽。一個老板不可能掌握生產過程的每一個環節，但是他會相信他聘用的管理人員。假如工人或者原料出了問題，產品檢試部門會查得出來。假如出廠的產品真有毛病，相關政府機構會及時發現。假如那些機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有良心的傳媒會揭發真相。到了最后，我們還要信賴公權力的確能夠查清問題，司法體系的確能夠按法處置肇事人員。

這是一個牽涉了多少種人多少個程序的事呀，怎么可能每一個人每一個步驟都出了錯呢？為了保證不會出現如此荒謬的情況，為了讓社會可以正常運作，人類設計了各種制度去保障信任這種極其必要但卻極易受傷害的資源，例如權力與利益的分化。大而化之地說，商家與官方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所以官方不會掩飾商家的錯誤；媒體又與商家和官方的利益不同，所以媒體更不會為商家與政府文過飾非。

萬一這三者的利益高度重合，那么我們還可以怎么辦呢？那就只好相信界外的力量與更高層級的結構了。在三鹿奶粉事件里面，那個界外的力量是新西蘭總理，而更高層的結構則是收到通知的中央政府( 想來也夠荒謬的，發生在國土上的事居然要它國元首知會之后，中央政府才恍然覺察，采取行動。這甚至是一個比民主與否更嚴重的體制問題，因為它彰顯了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缺陷 )。當然，我們還可以相信自己；只不過，一個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會還能叫做社會嗎？

山西潰壩事件告別抽樣問責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新塔礦業有限公司尾礦庫發生特別重大潰壩事故，經初步調查，這是一起特別重大責任事故。鑒于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同志、副省長張建民同志對上述事故負有領導責任，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同意接受孟學農同志引咎辭去山西省省長職務的請求，同意免去張建民同志的山西省副省長職務。(新華社9月14日)

雖然在歷次重大責任事故中，引咎辭職及免職的情況我們并不鮮見，但就此次而言，無論是問責官員的級別，還是問責的時效性，我們都清晰地看到了突破以往的態度和決心。有理由相信，山西潰壩事故的問責模式，將成為今后處理類似事件的典范，具有標志性意義。

我們可以以生命的名義，以財產的名義，對這起重大責任事故中負有主要領導責任的人員進行問責，但歸根到底，還是以責任的名義。有權即有責，權責對等，是行政權力運作的基本原則。在此次災難中，損失如此巨大，傷亡如此悲重，相關人等無可推脫，領導更是首當其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以責任的名義，讓問責從此名副其實。類似的災難，發生過無數起，幾乎可以寫就一本血書。但翻翻歷史記錄，真正落實到位，責任到人的問責又有幾多?于是，真正可行的問責體系難以建立，更難以對官員形成制度威懾。因此，問責，尤其是問高官之責，首先就要杜絕那種不痛不癢的形式主義的問責，避免那種此地問責到彼地上任，甚至越問責位置坐得越穩的扭曲生態。

以責任的名義問責，還應該是對所有負有責任的人的問責，而不是對某一個人，某幾個人的蜻蜓點水式的抽樣問責。按照行政管理體系，對于安全生產工作來說，負有責任的是從上到下的一批人，發生這樣的事故，決不是個人的管理不力，疏忽大意和玩忽職守，而是一個官員體系的集體瀆職。災難當然不會每天都發生，事故也不是每一起都能震醒官員，在溫水煮青蛙的管理心態下，一些官員的官僚意識逐漸濃厚，而職責意識逐漸平淡、麻木，甚至完全拋在腦后。以至于災難一發生，不僅不能有效地組織救援和事后應急，反而是隱瞞、欺騙，以圖蒙混過關，天下大吉。對于那些長期呆在相關工作崗位上，有監管之職能，卻沒有履行監管之職責的一些庸碌官員、無所事事的官員，理應給一聲棒喝。

以山西潰壩事件為鑒，讓“問責”從此名副其實，就是要形成一種嚴謹、務實、科學、有責必究、權責對等的責任體系，對所有官員都具有同等的制度效力。這一問責體系廣度和深度以及具體的制度安排上當然還有待完善，但最核心的問題目前已經解決，那就是形成這樣一種共識:沒有任何一種權力是可以消極的、放任的，沒有哪一個官是好當的、不用負責任的。

中國學新加坡，什么還沒有學到？

去年上半年，“中國制造”的質量問題在國際上引發了不少風波，使中國政府和企業陷入難堪的境地。當時，筆者就此發表專欄文章《缺乏管控的中國初級資本主義》，指出中國的現狀與十九世紀中葉的美國很相似，宏觀上看似有序，微觀上卻是混亂不堪。“政府、司法和資本之間的權錢交易，早已從個別現象變成群體習慣；損人利己、坑蒙拐騙和弄虛作假的行為，差不多就快要變成民族的性格。”

坑蒙拐騙和弄虛作假“差不多就快要變成民族的性格”，這句話確實顯得過于尖銳和刺耳，所以我也理解一些中國朋友曾經表示的不悅。可是，沒有想到的是，中國政企界一位身居高位者后來在私下里對我說，他在商界的好些朋友都看了這篇文章認為，雖然尖銳了些，但卻是一針見血，現在的中國社會確實就是這么回事。

都是孩子，為何境遇不同？

這幾天，三鹿奶粉事件一直在發酵，不僅使中國消費者對國產奶粉喪失信心，而且也使外部世界再次看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一些重大弊端。假若現有的各級執政者和管理體制依然無法減少和防止此類事情發生，那么，久而久之，損人利己、坑蒙拐騙和弄虛作假，就真的要變成全社會的習慣，最終成為這個民族的性格特征。

在三鹿事件曝光之初，人們還以為這只是一家企業、一種產品的問題。但隨著奶粉檢測工作在全國展開，當局已經查出幾十家公司的數十種奶粉都不同程度地含有三聚氰胺，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也叫人難以置信。

由此可以得出的印象是，在原奶中摻入有毒化學原料，絕對不是幾個不法奶農的個人行為，而很有可能是整個奶粉行業生產程序的一部分。因此，若只是抓幾個無足輕重的奶農當替死鬼，那不僅不能服眾，而且還會讓世人看到，在中國，不只是那些企業和商人在瘋狂地欺世斂財，而且就連政府、司法機構和整個體制都在弄虛作假。

三鹿事件曝光次日，一位來自中國的新移民朋友說，從電視上看到甘肅兩名嬰兒死于毒奶粉的新聞，她在剎那間便想到了自己幼小的孩子，情不自禁地緊緊摟著他，為他能在新加坡安全和健康地成長，感到由衷的慶幸和欣慰。她這樣問道：“同樣是可愛的小寶寶，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

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這個問題看似多么簡單，但實際上卻直透問題的核心。在過去二十多年里，論經濟增長和財富增加的高速度，中國可謂天下無敵；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生存環境、社會風氣、政府信譽、企業責任、公民修養等等，同樣以無可匹敵的速度向低劣的方向滑行。

可以說，中國在以超高GDP宣告自己崛起的同時，卻以超低的道德要求宣告了自己的沉淪。而相比之下，新加坡一直在兩者之間保持了良好的平衡，彼此相輔相成。因此，要問“為什么境遇如此不同”，答案在比較中就顯而易見。

官員所思并非人民所盼

筆者在新加坡生活十三年，直接和間接地觀察過大批中國官員、學者、記者和商人前來考察和取經的過程，也接待過很多來來往往的私人朋友。大多數人都是慕名而來，對所見所聞都會發出一番感慨，甚至流露出真誠的羨慕之情。

但是，身份不同的人，觀察新加坡的角度卻很不相同。凡是家有幼兒的父親或母親，都會自然地從孩子的角度觀察新加坡，羨慕這里安全的社會秩序和相對端正的社會風氣，甚至還會即興地產生移民新加坡的念頭。不只是中國的這些父母，就連倫敦的華人朋友來新加坡出差期間，竟然也脫口而出地對我說：“太好了，我終于為兩個兒子發現了將來落腳的好地方！”

但官員們明顯不同。容筆者直言，凡是來自中國官方的人員，無論是政府、學術界還是新聞媒體，基本上都帶著急功近利的目標和心態而來。他們最關心的領域，大致上只是經濟、外資、城建。當然，了解一下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經驗，也經常是考察的范圍，但大多都是淺嘗輒止。至于政府官員的工作作風，至于社會風氣，特別是下一代的成長環境，他們能否安全、健康而又體面地生活，似乎都不是令人感興趣的課題。

這種情形其實也不難理解。一是因為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等，都是容易看得見、容易照搬和模仿的領域；二是因為當前中國從上到下的核心任務，依然是發展經濟。即便社會亂成一片，官商關系烏煙瘴氣，群眾抗爭此起彼伏，道德操守目不忍睹，但只要把經濟指標搞上去，那個政府就是好政府，那個官員就是好官員。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各級政府的所思所想，與人民的所愿所盼存在著很大的差別。

問題就出在這里。心中不思考下一代，不把子孫后代的前途放在政策和行為的首位，任何政府官員、任何企業管理者、任何社會成員，就難有長遠的目標和踏實的行為，政策會變得缺乏人性，手段會變得不顧后果。回顧二十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種種現象，類似三鹿奶粉這樣的丑聞何止限于一時、一地。假若一個地方的官員只是把眼睛盯在財政和利潤之上，他們就必然是目中無“人”。

無價的“誠實”品牌

以強烈的功利心態研究新加坡，得到的啟發很有可能是一廂情愿的詮釋和理解；抱著“速成班”學員般的短視淺見，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照搬新加坡經驗，也許碰巧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卻不能長久地維持。原因并不高深，只是在于很多人沒有真正地潛心研究，錯把“器物”當成精髓。

新加坡經驗的精髓是什么？作為一個在新中兩地都有長期生活經驗的觀察者，我自認為有資格、也有責任說出兩個十分簡單的字，叫做“誠實”。或許有人對此持有異議，甚至還能舉出若干相反的事例予以駁斥，但任何相反的事例都不足以推導出與此相反的結論。幾十年來，新加坡之所以能夠持續發展，維持繁榮，就是因為它的社會誠信、政府誠信、法律誠信、企業誠信和公民誠信，都受到了內外資本、內外企業和內外消費者

很赞哦!（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