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美元短缺導致全球貿易受阻(全球化斷供危機下，零部件從哪里來？)

時，供應商的布點應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核心零部件和材料要在不同國家和區域布點，定點供應商要綜合考量供應商的商務、質量、交貨、技術和風險因素，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供應體系，保證全球生產和供應。 

● 更換供應商

這也是很多車企目前比較容易想到的一種方法。例如吉利為保證春曉基地順利復工復產，就對部分寧波市外的供應商進行了替換。2月初吉利正式復工，但由于此時各地之間物流運輸受到了阻礙，導致吉利在寧波市外的供應商無法將零部件及時運送至市內各吉利生產基地，另外很多外地的供應商復工時間較吉利也更晚，對此寧波市經信局前前后后共梳理出350家當地零部件配套企業名錄供吉利挑選，據悉最終吉利選擇了35家。

圖片來源：豐田

豐田依賴全球供應鏈體系，只花了三天時間就為公司一家遲遲沒有復工的武漢零部件供應商找到了替代工廠。FCA作為首家因肺炎疫情宣布停產的歐洲車企，早在半個月前，也開始尋找替代供應商。另外印度的汽車制造商們，也正嘗試尋找零部件替代供應商。

不過，由于整車廠更換供應商，往往需要對新產品進行大量的實驗、調整和認證，以通過監管測試，達到穩定的生產規模，整個流程走下來需要長達數月的時間，甚至更長，而且如果是具備核心技術的行業壟斷性企業的話，幾乎沒有可能被替代。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這種方式，尤其是像現在這樣因為疫情臨時更換供應商，其實也面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

“在疫情爆發的情況下，開發替代供應商是一種辦法，但它的有效性取決于驗證的復雜程度，例如馬勒的產品和發動機性能直接相關，驗證周期長，技術要求高，切換的可能性不大。”上述受訪者表示。

● 轉移產能

圖片來源：羅姆

這并非沒有道理。雖然目前與東南亞、非洲等市場相比，中國已不再具備成本優勢，但在整車制造和消費方面，全球汽車產業對中國市場的倚重程度卻是其他市場無法比擬的，正因為如此近兩年大批跨國零部件企業紛紛選擇在華投資辦廠，部分甚至開始將研發及測試中心也設在中國，以此作為立足亞洲乃至輻射全球的戰略重點。

更何況汽車供應鏈的轉移與否并非只取決于勞動力成本的高低，還與基礎設施配套、運營成本、配套體系、交通運輸條件、制造業文化等有較大的關聯，而這些條件目前在國內都已經十分完備了。特別是中國汽車制造業的完整性，據《中國汽車零部件產業發展研究》2018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零部件企業超過10萬家，納入統計的為5.5萬家，基本實現了1500種部品的覆蓋。甚至在自動駕駛等較前沿的技術領域，中國汽車產業鏈也具備一定的完整性。

再者，此次肺炎疫情已經蔓延至全球，受影響的已不僅僅是中國，從這一點上來講，目前向其他國家轉移產能的可操作空間其實也不是特別大。

本文來源于汽車之家車家號作者，不代表汽車之家的觀點立場。

哪位能簡單概述一下金融危機是怎么回事？

國際金融危機：是指發生一國的資本市場和銀行體系等國內金融市場上的價格波動以及金融機構的經營困難與破產，而且這種危機通過各種渠道傳遞到其它國家從而引起國際范圍的危機大爆發。

從世界經濟的歷史發展來看，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嚴重破壞一國的銀行信用體系、貨幣資本市場、對外經濟貿易、國際收支平衡甚至整個國民經濟。金融危機爆發時的表現主要有：股票市場暴跌、資本外逃、市場利率急劇上揚，銀行支付體系混亂、金融機構倒閉破產、外匯儲備下降、本國貨幣迅速貶值。

（一）1929-1933年的金融危機

（二）美元危機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三）1992年英鎊危機

（四）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

（五）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

國際債務危機和國際貨幣危機是重要的表現形式

國際債務危機：是個運用廣泛的術語，可以描述各種并不一定相關的金融現象。其中包括美國債務在80年代的迅速增長；高收益率“垃圾債券”市場的突然興起和消失；大多數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問題——前者可追溯到1973～1974年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后者可追溯到80年代早期；及1989～1990年美國政府對其東南部許多儲蓄和貸款機構代價高昂的救援努力等。由于大多數金融恐慌和崩潰是由于某人或某機構無力按計劃承擔其義務而引起的——如在股市崩潰之后，靠貸款或“保證金”買入股票的投機者在其用作抵押的股票價值變得太低而資不抵債時無力償還其債務——因此，大多數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債務危機”。

國際貨幣危機：又稱國際收支危機。貨幣危機的含義有廣義與狹義兩種。從廣義來看，一國貨幣的匯率變動在短期內超過一定幅度就可以稱為貨幣危機。（有的學者認為該幅度為15%～20%）從狹義上看，貨幣危機主要是發生在固定匯率制下，市場參與者對一國的固定匯率失去信心的情況下，通過對外匯市場進行拋售等操作導致該國固定匯率制度崩潰，外匯市場持續動蕩等

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原因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制度背景

（1）國際金本位制下的制度缺陷

（2）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制度缺陷

（3）牙買加體系下的制度缺陷

（二）國際資本與國際金融危機

國際資本流動已經成為當前國際經濟政策討論的中心環節。傳統上，資本流動被看作一種被動的、調整性的附屬物。但是，對每一次金融危機后的考察，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頻繁爆發的危機表明，資本流動本身也會促成經濟形勢的變化和金融危機的爆發。一些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流入遠遠超過其經常項目賬戶赤字，過度的資本流入難以被國內經濟部門吸收。資本流入增加了資本進入國的外匯儲備，而這些外匯儲備最終又以種種方式回流到了資本出口國，這種資本的大進大出使得資本流入國正常的經濟循環惡化，這些國家通過提供的外部融資，使得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得以延長和加強，同時推動國內需求和資產價格的膨脹。

（三）國際資本流動的易變性

國際資本流動容易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國際間利率的周期性變化、不同國家之間盈利機會的出現或喪失以及投機者信心因素和匯率預期的改變等都會對資本流動造成一定程度的沖擊。尤其是短期資本進入時來勢洶涌，撤離時也是勞師動眾，亞洲金融危機證明了這樣的事實：外國直接投資是比較穩定的資本流入，而證券資本的流入卻很不確定。

國際資本流動的易變性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分析：

1．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市場相對較小。和發達國家的整體經濟規模、信用體系以及資本市場相比，這些國家金融市場的規模太小了，而吸收的資本凈流入太多了。

2．信息不對稱。由于缺乏信息溝通和了解，投資者的觀點和預期很不穩定，無法與東道國的經濟基本面相銜接。更為關鍵的是對于那些缺乏對信息的認識和了解的投資者來說更易產生“羊群效應”，而大量被推出歪曲的信息和評論以及暗箱操作更加劇了問題的復雜化。

3．資本流動的逆向效應。

（四）國際資本流動與金融危機的實證研究

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危機國一般都會出現資本大量流入、股票價格和房地產價格以及本幣升值的過程。本幣升值會抑制一國的出口和經濟增長，經常項目赤字，實質經濟因素發生逆轉。在此基礎上，金融市場就會出現貨幣貶值預期，當市場恐慌積累到一定程度后，投機資金便會發動攻擊，拋售本幣，本幣貶值，貨幣危機爆發。

（五）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內部因素

（1）宏觀經濟政策失誤

綜觀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發現“亞洲奇跡”的很多方面是依托政府引導和行政強制實現的，這樣不可避免有很多的經濟政策失誤和權力腐敗，進而侵蝕一國經濟機體。如韓國從50年代開始，政府就沒有停止過對經濟的強力干預，為了加入GATT（WTO前身），韓國在30多年前，進行了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戰略調整：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在1967年成為GATT成員以后，雖然在一些領域減低了關稅（總體關稅下降到14%），但在相當多的重要領域仍舊保持著強大的產業政策。比如汽車工業，韓國保護了20年時間。政府主導（關稅+產業護持）與“出口導向”共同構成了曾被當作發展典范的“韓國模式”的全部內容。韓國政府通過行政性手段拼湊大型企業集團，企業依靠國家保護盲目投資，金融機構呆壞賬日益積累，最后造成一種“尾大不掉”的尷尬局面。經濟內部結構問題和政府的深度參與必然產生的低效率和腐敗很快將韓國導入金融危機的困境。1998年，金大中政府推出“經濟復蘇三年計劃”，把發展戰略從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轉變。

在一些亞洲國家，權力腐敗是經濟基本層面惡化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印度尼西亞拒絕進行民主改革，實行家族式的集權統治，使國際的權力腐敗和權錢交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總統蘇哈托家族甚至集聚了12個行業近400億美元的社會財富。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不可能指望政府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有什么成效。

亞洲各國都大量舉借外債，經濟發展對外資的依賴性很強，對外債的管理失控，外債結構中短期外債太多，而且大肆揮霍進行房地產和資本市場的炒作。為了進行償付，必須保持高的出口增長和不斷增加的外資進入，一旦這兩者出現問題，資金鏈就會裂開，金融危機就要到來。

（2）亞洲模式的局限

亞洲國家的發展模式大體上可以歸結為“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60、70年代，日本用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選擇了“貿易立國”政策，最終成為世界經濟大國，80年代后，東南亞國家爭相模仿，也帶來了這一地區10多年的繁榮。90年代以后，隨著收入的增長，傳統產品的市場容量已經飽和，市場相對縮小。而發展中國家普遍實行這一戰略，加上初級產品的技術進步，每個出口國的供給能力增長。東南亞各國的出口能下降，比較利益的轉移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基本層面上出現結構失衡。

亞洲模式使得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外延投入的增加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建立在這種增長方式基礎上的經濟發展是很難持久的。克魯格曼曾經警告過：“亞洲的經濟奇跡與其說是由于良好的計劃和生產率的提高，還不如說是由于有充足的勞動力和資本。”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周邊國家的競爭，這種低附加值產品的出口受阻，在推動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就被削弱。要維持經濟增長面臨兩個選擇：其一，像日本、韓國、臺灣一樣進行產業技術結構升級；其二，開拓國內市場，降低工資率水平和進行本幣貶值。要在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市場上參與國際競爭，很多國家并無這樣的實力。經濟發展使工資水平增長，缺少向下彈性，就只有希望貶值來緩解出口壓力。亞洲各國在出口商品中的同質性非常明顯，在國際市場上構成了嚴重的惡性競爭，各國為了在國際貿易中占據有利位置，都有強烈的本幣貶值的愿望。

（3）匯率政策的失誤

亞洲各國在匯率選擇上主要是與美元掛鉤的釘住匯率制和聯系匯率制。90年代以來美元對其它主要貨幣匯率大幅升值的情況下，引起了亞洲各國貨幣的相應升值趨勢，貨幣被人為地高估了，從而導致該地區的商品出口競爭力下降。為了維護固定匯率制，各國的中央銀行必須大量拋售外匯儲備，使外匯儲備大幅度減少，這樣就給國際的投機者提供了投機缺口。

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個瓶頸就是資金短缺，與發達國家相比較，發展中國家資本市場的信譽遠遠不足以吸引到足夠的外資流入，各國紛紛進行了以放松管制為特征的金融改革，80年代的拉丁美洲、90年代的東南亞，概莫能外。放松管制，吸引外資有兩個做法：一是提高利率吸引國際套利資本；二是開放金融市場吸引國際投機和投資資本。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金融放松面臨著很大風險，高利率使貸款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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