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自由貿易屬于保護貿易政策嗎(為什么英國因為自由貿易而廢除航海條例？自由貿易有什么要求嗎？)

產生外部經濟的部門的政策么必要對他國有不利影響。一國鎖定高外部性部門對他國的影響積極與否取決于外部規模是國內還是國際的。國家內知識溢出有利益沖突，，國家之間不會。假設每家電腦公司都研究發現了能使其他電腦公司受益的知識。這只是一個贊助美國電腦生產而非日本的例子，假設美國公司不能從日本的研究中獲益。很多例子表明外溢是不可能尊重國界的；公司能夠對國內外制造的產品進行逆向工程。全國有限外部性的最佳候選位于靠人們口口相傳使得知識傳播最廣的地方。這是比研究發展更有限制性的行為，盡管它被認為是像硅谷和波士頓Route128等引人注目的高技術產業集聚背后的力量。 盡管有國家層次的外部性使得產業政策成為國際利益沖突的一個來源這種限制，但很明顯貿易理論的變化加強了國家之間競爭為了努力實現這些外部性的觀點。這也為新戰略性貿易政策爭論提供一個比現有更令人尊重的偏離自由貿易的理據。 新干預主義的批判 實證經濟學中新貿易理論，得出大多數貿易反應了報酬遞增和許多國際市場是不完全競爭的等結論，在行業中很快被普遍接受。然而為政府干預提供公正的規范性結論遭遇了尖銳的批評和反對，尤其是新貿易理論提出者自己。對新干涉主義的批判部分地反映了對貿易政策政治的判斷。然而，任然有三種經濟學批判。第一，不可能在給定不完全市場中實際困難的條件下制定有用的干預政策。第二，他們爭論說，任何通過干預獲得的收入都將被尋租公司的進入而消失。第三，對一般均衡的考慮從根本上增加制定干預性貿易政策的實際難度，甚至使得這些政策帶來的好處多于壞處。 實證困難 前面數例假設歐洲政府知道該得益矩陣和波音公司對它實行政策的反應。事實上，即使消息最靈通的政府也不會知道這么多。當然，不確定性是所有經濟政策的特點，但更不確定的是政策會如何影響寡頭競爭。很簡單，因為經濟學家沒有寡頭競爭的可靠模型。然而貿易政策對不完全競爭行業的影響主要取決于公司合作與否，他們通過設定價格還是產量競爭。此外，在許多寡頭行業里，公司參與一項對他們自己自己來說規則復雜、目標模糊的一項多級游戲。 對干預的外部爭論遭遇到衡量外部經濟的實際問題。知識外溢本來是難以計算的，因為他們代表公司間非市場聯系，并沒有留下能夠追蹤的書面記錄。細致的案例研究工作和關于行業歷史的計量經濟學也許能夠確定外部經濟，但我們需要的貿易政策是對未來的估計而非過去。對于半導體行業中一美元的研究發展投入能帶來一美元的外部效益還是十美元，實際上沒人知道。 基于新貿易理論制定政策是不確定的爭論只能帶來謹慎和刻苦研究，并沒有實際作為。若再聯系下面所描述的政治經濟，會引起另一個問題，和行動相連的政治損失是否超過了可能收益。 進入 假設政府無論如何都能在制定干預性貿易政策時客服一切困難。若政策帶來的收益由于額外公司的進入消失，也許就不能增加國民收入。 回想第一個旨在確保超額回報的戰略性政策，我們假設市場只能允許一家公司獲益。現在假設實際上市場允許4或5家公司進入，達到整數約束不重要的足夠數量，自由進入會抹殺壟斷利潤。這樣，像伊格內修斯·霍斯特曼和詹姆斯·馬庫森強調的一樣，即使政府補貼政策阻止了外國與其競爭，這些補貼會轉移到外國消費者而不是保證本國生產者的超額回

報。活像阿維納什·迪克西特所說，當有可能有新的進入時，那么有問題“在哪里尋租呢”。 這又引起關于旨在促進外部經濟的政策問題。假設半導體芯片的制造存在外部經濟，看似好想證明了對芯片生產有補貼。如果勞動力和資本等額外的資源富有彈性地投入到行業里，更大的生產帶來的外部收益不會局限于該國。相反，制造出來的更便宜的芯片會使世界范圍內的消費者獲益。只有某些要素非富有彈性地投入到行業中才能實現國家優勢，如硅谷或半導體行業給其他行業帶來的外部收益。若進一步減少新要素和新公司的投入，但不會完全沒有，為外部經濟競爭的程度是國際沖突的來源。 一般均衡 即使在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的世界，預算限制仍然存在。一國不能對所有行業進行補貼保護。這樣旨在促進特定行業的干預主義政策，無論處于戰略性的還是外部性原因，一定減少了其他部門的要素。這無疑又印證了政府干預政策帶來的壞處多于好處。 回想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第一個例子，若特定部門接受補助，該部門的公司會比外國競爭者有戰略優勢。然而，該部門的擴張會提高投入到其他部門資源的價格，從而使得這些部門的本國公司處于戰略劣勢。在補助部門獲得的超額回報在某種程度上會被別處的損失抵消。如果政府投資了不適宜的部門，帶來的收入只能用來彌補總國民收入的損失。 一般均衡點的含義是正確實施戰略性貿易政策，盡管很難，但政府不能僅了解它實施的政策對特定行業的影響，還要足夠了解經濟里所有行業，從而判斷從這獲得的好處值得彌補別處的損失。因此信息負擔加重了甚至根本承擔不起。 外部性也如此。只投入一定能產生有價值的外溢部門意味著減少其他部門的資源。假設，高技術部門產生的外部效益少于政府所期待的，但冷淡部門卻正好相反。那么旨在鼓勵外部經濟的政策也許起到適得其反的效果。如果想公正地實施一項政策，政府需要不僅了解特定部門還有其他部門。 一般均衡點也許不應該過于被強調。經濟領域里各部門表面和實質上在不完全競爭程度和知識創造所需的資源不同。也許并不是只有些許部門能獲得超額回報，高研究發展的投入和技術外溢沒有一對一的關系，但一定有所聯系。政府也許不明確知道干預是公正的，但他們并不是完全沒有概念。然而，一般均衡批判引起了其他批判的注意。 之所以說制定正確的干預性政策是困難的，并不是為自由貿易辯護。因此對新干預主義的經濟學批判只是后新貿易理論中自由貿易的一部分。另一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于對政治經濟的考慮。 自由貿易中的政治經濟部分 像大多微觀經濟的干預一樣，新貿易理論說明的干預主義政策會影響收入的水平和分配。經濟學家的擔心在于，若政策影響收入分配，政策形成的政治性由分配而非效率決定。就貿易干預來說，這種擔心有兩層含義。第一，對于政策起作用的程度，貿易干預也許會以鄰為壑，從而引起報復和雙方都受害的貿易戰爭。第二，從國內看，通過干預追求效率的努力會被特殊利益集團捕捉，從而轉變成沒有效率的主張財富重分論者的行為。 報復和貿易戰 旨在保護國內公司的超額回報和支持產生國民收益的行業產業的戰略性貿易政策都是以鄰為壑的，以其他國付出的代價提高本國收入。嘗試實施這樣政策的國家最總很可能得到報復。在很多例子中，與采用不干涉政策相比，兩個實行干預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戰使彼此情況惡劣。以歐洲電信設備行業為例，它以壟斷和外部經濟為目標，也是國有企業采購，并允許實施保護性政策而不打破國際貿易協定的部門。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保護主義政策對所有相關部門都是有害的。每個國家都試圖在設備上自給自足，但沒有哪個國家能夠占有整個歐洲市場形成規模經濟。國家間關于電信設備的博弈，其他部門也是一樣，可以用囚徒困境解釋，每個國家干預都比不干預情況要好，但若都不干預，兩國情況都會變好。

自由貿易和國際貿易是一樣的嗎

不是

自由貿易是“保護貿易”的對稱

國家對進出口貿易不進行干涉，不加以限制，允許商品自由地輸入和輸出的政策，與國際貿易不一樣，是屬于國際貿易的一種，是國際貿易的主流

[弗·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理論評析]李斯特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內容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以下簡稱李斯特）是一位在世界經濟學說史上有著重要地位的經濟學家，是經濟學歷史學派的先驅。這位活躍于19世紀上半期的經濟學家的主張，與當時在西方經濟學界占主流地位的以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義、抽象數理主義的經濟學說有很大的差異。他的一些著作（主要經濟著作包括《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1827年］、《政治經濟學的自然體系》［1837年］、《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1841年］）就是針對斯密、李嘉圖及其在美、法、德的門徒提出的批評。

作為西方經濟學歷史主義流派奠基者的李斯特經濟學具有鮮明的“國別利益屬性”。這一屬性尤其表現在李斯特所主張的“國家貿易保護政策”當中。那么，李斯特為什么要提出這一區別于經濟自由主義的主張？這一主張今天還有沒有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這是一個尤其需要加以辨析的重要問題。

一、李斯特“保護貿易”思想的起源

首先，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的形成，與他多年旅居美國有關。李斯特在美期間，正值美國保護貿易推行的高潮，他目睹了保護貿易不但沒有妨礙美國經濟發展，反而促成了它的財富增進的事實。當時，美、德境況頗為類似，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相同，同受英國“谷物法”限制，農工產品無法向英國自由輸出。美國既然為建立和扶植工業而實行“保護政策”卓有成效，德國也應加以仿效，這樣才能最終趕上工業先進國。因此，我們可以說，李斯特“保護貿易”的主張，首先得自于他對美國經濟經驗的觀察。

其次，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奠基于他的“一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理論”。 他曾兩次提出貿易制度要和一國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論斷。一次是他在總結歐洲各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時提出，對于一個在各方面條件都具備的國家來說，可以而且必須按照自己的發展程度來改進它們的制度。改良的第一階段，是對比較先進的國家實行自由貿易，以此為手段使自己擺脫未開化狀態，在農業上求得發展；第二階段，是用商業限制政策(即貿易保護政策)促進工業、漁業、海運事業和國外貿易的發展；最后階段，是當財富和力量已達到最高程度以后，再恢復自由貿易制度，在國內外市場上進行無限制的競爭。他還說，當時西班牙、葡萄牙等在第一階段，德國、美國在第二階段，英國在第三階段。

另一次論述經濟發展階段問題時，他更明確地說：“從經濟方面看來，國家必須經過如下發展階段：原始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時期。”并認為，只有處于第五時期的先進國家可以實行自由貿易，因為它不害怕和別人競爭；而處在未開化時期、畜牧時期和農業時期的國家，也需要自由貿易，以便用自己的剩余農產品換取別國工業品，以促進本國經濟繁榮，加速向高一級的發展階段轉化。只有處于農工時期的國家，如德國和美國才需要保護關稅，以免受先進國家競爭。

再次，從不保護貿易的反例論證保護貿易的必要。李斯特曾向人們分析了后發展國家在與發達國家的國際交往中沒有保護的尷尬境地。當時英國經濟最發達，因而自由貿易是最適合英國的，英國人會把他的剩余資本用來在他認為法規制度、資源狀況都比較合適的國家和地區去發展自由貿易，以至整個英國最后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帝國。在這樣的形勢下，那些落后國家的命運如何呢？“在這樣的形勢下，法國以及西班牙、葡萄牙將遭到同樣的命運，最上品的酒要供應英國世界，只有最下等的劣酒才能留給自己，法國最多只能干些小型女帽業那類營生。德國到那時看來對英國世界沒有什么別的可以貢獻，只有一些兒童玩具、木制的鐘、哲學書籍等類，或者還可以有一支補充隊伍，他們為了替英國人服務，擴大英國的工商業優勢，傳播英國的文學和語言，犧牲自己，長途跋涉到亞洲或非洲沙漠地帶，就在那里淪落一生。到那個時候，屬于這個英國世界的人民想到或談到德國人或法國人時，就像我們想到或談到亞洲各國人的那副神氣—樣，這個轉變是不需要多少世紀的。”盡管后來的情況并不像李斯特所預測的那樣(可能正是實行了保護政策的結果)，但李斯特的理論完全是符合邏輯的，是有理論震撼力的，看一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就國際貿易展開的激烈爭論，我們就能感受到它的現實震撼力。

二、李斯特關于“保護貿易”的方法

首先，李斯特并不主張無條件的貿易保護制度。他的保護關稅政策也并非一般地反對自由貿易，實行閉關自守，而只是把它當作一種保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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