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航海貿易游戲武則天(有關絲綢之路的資料)

北國兵馬，宋軍幾乎是屢戰屢敗。因為北宋建軍思想過分借鑒了唐代藩鎮割據的教訓而陷入嚴重的局限。唐代之所以有藩鎮的尾大不掉，也是起源于它的邊疆政策。唐玄宗因受奸相李林甫的愚弄，執迷不悟地信任雜胡出身的安祿山，以致造成安史之亂及隨后的藩鎮擁兵自重。這給北宋開國者印象太深了，致使皇帝對將領極端猜忌。北宋一建國，馬上"杯酒釋兵權"地解除戰將的指揮權。平時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打起仗來，將軍得照著由皇帝事先制定的方案作戰，沒有不失敗的道理。

忌諱武人，北宋王朝轉而大力任信文臣。宋代基本延續了隋唐科舉制度，并多加改進，使之日趨嚴密。每次開科取士的人數較盾代大大增加，考試及格馬上錄用，不及格者，則可以由皇帝"恩賜"進士出身。對士大夫的優禮，也空前隆重。首先是俸祿優厚，在職及退職的官員都有厚祿;其次文臣到一定級別的都可以享有丁孫補官的特權，稱為"蔭子"之制，不僅"蔭"同姓子孫，也可以"蔭"異姓親戚。凡此種種，造成了一個待遇豐厚、養尊處優的龐大的官僚階層。外有并立的敵對政權，北宋不得不大量養兵;忌諱武將，又養就了一個龐大的利祿階層。兩者及其他奢侈浪費，造成北宋財政的極度困難。這又引發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階層劇烈的黨派之爭。這一切，追溯其源，都與唐朝開放的邊疆政策有著直接的鏈條般的聯系。現實上，北宋不能不面對唐朝崩潰后的局面;觀念上，又不能不注意唐朝的經驗教訓。兩方面都促成著--種情況，就是北宋立國艱難。大唐文明是開放的、浪漫的，宋代文化則顯得內在而含蓄。有唐的開放浪漫，就有宋的含蓄內在，其間存在著必然的歷史因果。

社會

唐初繼承北魏的均田制，并實施租庸調制。經過隋農民大起義及長時期的內戰，唐朝手中掌握了大量無主荒地。 *** 將這些土地按規定分配給成年男女;受田農民按一定比例向 *** 交納租稅(租)及鄉土所產的絹、帛若干斤、尺(調)，并無償地為 *** 服役若干時日，不服役則折交相當的絹布(庸)。上述內容即租庸調制，其精神仍然是秦漢以來重小農的經濟制度的變種，沒有本質性的差異;其實施的條件是戰爭造成的大量荒地。小農經濟脆弱，天災人禍、征斂無度，都可以使之破產。這又為豪富人家的兼并制造了機會。小農的破產，即意味著國家財政來源的枯竭。到唐太宗開元的"盛唐"時期，土地兼并、農民逃亡已經十分嚴重。安史之亂更造成北方經濟的嚴重破壞，所以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朝廷采用楊炎的建議，頒布實行"兩稅法"，對賦役制度進行全面改革。兩稅法以夏、秋兩次征稅而得名，其核心內容是以一個家庭的財產狀況和田畝數量為依據征收賦稅。同時 *** 針對商業貿易日益活躍的現實，對茶、酒、鹽等商品交易征稅，改變多少年來以單一農業稅為主的稅收結構。同時還協調了中央與地方稅利分割關系。兩稅法的實行，使北魏以來的均田制壽終正寢。其中計畝征稅與把田畝列人資產項目及對商業的征稅等內容，沿襲的是南朝時的成法并作了一些調整。

凡此種種都表明著社會的變化，重要的特點是兩稅法的實施，為社會的富人和窮人都不同程度地松了綁(富人受惠當然更大)。正因如此，唐宋之際才出現了社會經濟文化的全面高漲。

閥閱

中唐以后到北南兩宋社會方面的變革，首先是南北朝以來舊門閥貴族衰落以至從歷史上銷聲匿跡。其原因長期以來人們以為是科舉制度造成的，實則很難說明問題。科舉只是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上進開了門路，但舊貴族也一樣可以經由科舉致身通顯，這樣的冢族很多。有人說是武則天以科舉打擊舊關隴勢力所致，更不足以說明問題。一個勢力強大的階層，不是某一位皇帝打擊就垮得掉的，充其量也只是抑制一下而已;況且武則天大力打擊關東、關隴舊勢力別有內情呢?舊貴族衰落的原因應當從中唐以后整個社會制度特別是兩稅法實行造成的變化尋找答案。兩稅法以財產等級征收賦祝的規定，極不利于大家族的存在，勢必造成大家族的分門析戶的趨勢。這可以從史書所記得到印證。其次，兩稅法造成農民人身依附關系的松動，也不利于大家族經濟。失業的農民可以轉而做小商人或租賃地主土地，不會去依附到大家族那里。此外，唐末農民大起義的打擊和五代時北方民族的入侵，都給這個垂死的階層以致命的一擊。看史書，唐代的讀書人總好以自標郡望來顯示一下家世，到宋代文人，這樣的習氣基本消失，人們更愿意表明的是自己如何努力。

經濟

唐宋間另一個重要的社會變化是市井因素的大增，繁榮的城市遍布全國，附麗于市井新的文化現象層出不窮。這都是社會經濟特別是南方經濟持續高漲的結果。

社會經濟在唐宋間的高漲在南方和北方是不一樣的。北方因戰亂，社會經濟發展時斷時續。同樣與戰亂有關，安史之亂以后，中國的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轉移。魏晉南北朝開發南方的歷史意義，至此展露出來了。需要指出的是，向南轉移并不意味著北方已經全面落后，北宋時期，北方的山東河南一帶農業手工業經濟并不落后，在宋代經濟全局中占有重要位置。但總體上看，是北不如南;而這樣的重心南移，到南宋才基本完成。

生產的高漲一定帶動商業貿易和都市文明的發展。唐宋兩代南北經濟交流十分活躍，陸路交通之外，隋朝修建的大運河溝通著當時的關東與關中，東南與西北;長江龐大的水系，更是自南北朝以來就成為經濟交流的大動脈。由于聯系東、西亞的絲綢之路的中斷，商人們把注意力投向海上貿易。在許多交通要道，集市貿易空前發展，大運河和長江沿岸及東南沿海大都市紛紛出現，十分繁榮。"江淮草市，盡近水際，富室大戶，多居其間"，長安、洛陽、開封、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當時著名都會，而且揚州、成都、泉州、明州等城市，是隨著區域經濟的發育而發達起來的，是富甲一方的經濟中心。就是那些政治色彩濃厚的城市，經濟功能也越來越大。如長安，在一開始建設規劃是市區、作坊與居民區嚴格分開的，中唐以后，店鋪沿街鱗次而立的趨勢顯著加強;宋的都城開封，從《清明上河圖》上看去，簡直就是一個商業都會。城市建筑格局發生了大的變化，城市中的經營者開始有了自己的組織即行會;貨幣在交換過程中比重增大，"僦柜"和"飛錢"出現了，北宋紙幣"交子"也流通起來了。

人文

城市不僅累積著財富，也薈萃著人文。市井文化方方面面，其中適合市民階層審美趣味的新文藝的興起，最能觀察當時社會文化之一斑。講述歷史及人世間故事的"說話"從中唐以后就興旺起來，有了行會并在南宋進入"黃金時代"。記錄"說話"的文章叫"話本"，是后來白話小說之祖。戲劇的發達同樣令人矚目。一種被稱之為"宋雜劇"的戲劇在瓦舍勾欄中演出，并且已經商業化。以溫州為發祥地的南戲與雜劇南北相應。此外還有滑稽戲、傀儡戲、影戲等等，都在市民中找到了自己的觀眾。"宋代伎藝商品化的……突出特點是，從京城到地方，從宮廷到民間，不論帝王、官僚還是士子、商賈，都可以出資雇用樂戶藝人，隨時演出。"中國文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把藝術的創造者和欣賞者如此密切地聯結在一起。當然新的文藝表現著新興市井階層的思想意識，但在說話人的講古說今中，在戲劇搬演著歷史的故事時，民眾更接受著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生活觀念。這不僅溝通著古今，也溝通著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對一般民眾的"教化"作用，甚至要比國家辦學來得還要普及和深入，它們促進著民智的開發。

這是中國歷史上繼春秋戰國之后又一個民力發展的時代，除上述的表現之外，是科技方面的發明。讓中國人自豪的四大發明，除造紙術外，火藥、指南針及活字印刷都是在唐宋之際發明或廣泛套用的。指南針的再發現最能說明問題。據載戰國時中國人就懂得了磁石的特性，但是在宋代它重新被注意利用，直接的原因就是航海的需要。創造性的生產生活實踐激發科學技術的高漲這條規律，在指南針的套用上得到印證。對中國科學技術為什么逐漸落后于西方這樣一個老問題，由此也可以獲得一個簡單的答案:我們的社會生產在唐宋以后，沒有繼續更深更廣地拓展前進。有一項小發明的遭遇很能說明科技與生產需求的關系，宋代有一種"走馬燈"的游戲，透明的燈籠里點上蠟燭就可以自動鏇轉。英國人瓦特受沸水頂起壺蓋的啟發，發明了蒸汽機，走馬燈的游戲實際利用的是熱氣的動力學原理。但是由于沒有英國那樣的產業革命做背景，在那時就只是把它當成游戲了。社會文化的日益高漲的需要，卻 *** 了印刷術的革命性變化。民力的發展，商業的繁榮，使得原有雕版印刷不能適應社會的需求，活字印刷術在北宋應運而生。它的發明者是-位制版工平民畢異。記載生產和科技進步的文獻多了起來。晚唐的文學家陸龜蒙的《耒耜經》記述了各種農具，其中就有曲轅犁。"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夢溪筆談》問世于北宋;《耒耜經》和《夢溪筆談》都成于文人雅士之手，農具和一般科技的進步，能引起他們的關注，可見其勢頭之大。中國科技的發展有幾個 *** 時期，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是魏晉南北朝，另一個就是唐宋之際，每個時期都是生產開發的高漲期。

安史之亂引起唐王朝的衰落，這個巨大的變局激起了-種華夏種族意識的覺醒運動。在當時，人們把安祿山、史思明的叛唐，視為夷狄對中華的禍亂，"夷夏"觀念因此而起。而唐代的中衰，同時伴隨的是回紇(回鶻)人在中原的橫行，吐蕃人對唐的掠奪及在西北的長期盤踞，都使唐朝越發衰敗，種族意識越發高漲，以至演變為仇視一切外人。唐末田神功領導的暴動曾殺死揚州的波斯商人數千人，黃巢起義也在廣州攻擊過胡商。種族意識的覺醒在五代隨著北方異族的侵害及兩宋時期與夏遼金元的對峙，變得更加激烈、深入和牢固。

這激發了唐宋由科舉而形成的士大夫階層的精神振作和以變法為中心的改革運動。唐代開元、天寶以前的讀書人，因身處太平盛世，又遇上皇帝的重詩尚文，精神是昂揚的。但那時的昂揚多系念于一己的功名事業，或關注自己的精神家園;前者如邊塞詩的高歌，后者如田園詩派的吟唱。從中唐起，知識分子的思想所系明顯變化。變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爭文化正統的意識，一是更關注現實問題和具體問題。中唐思想界、文學界代表人物是韓愈、李翱、柳宗元、劉禹錫、白居易等，思想兩方面的變化在這些人身上分別表現出來。韓愈在《原道》等一系列文章中，揭出了一個從堯、舜、禹、湯以迄孔子、孟子的"道統"，并認為這個"道統"至孟子而失傳，今天得由他加以繼承光大，體現了強烈的歷史文化的主體意識。與此相輔相成，他又打出了"攘斥佛老"(主要是佛)的大旗，把佛教及道教視為"夷狄"之教、思想異端而欲加以排除。他的學侶李翱，則以對儒家學說中的"心""性"內涵的初步發揮，應和韓愈的"道統"之說。柳宗元、劉禹錫一方面參與現實革新，另一方面他們的學術如《封建論》、《非國語》、《天論》、《天對》等文字，或著意于從歷史的闡釋解決現實問題，或立意打破思想上的精神迷誤。白居易則代表的是詩歌創作向傳統的回歸傾向。他所領導的以"但歌生民病"為宗旨的"新樂府運動"，實際有意恢復著《詩經》、漢樂府開辟的文學傳統。韓愈到孟子那里汲取精神魄力的源泉，白居易則皈依經學一脈。中唐時期儒家經典之學也形成一時風氣，如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左傳》之學。文化的道統意識和強烈的現實感，發之而為文章為詩歌，韓柳等中唐士人的思想、學問及文章，基本就是宋代文人精神的基本范圍和規模。

道統在宋代演變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和"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氣概;心性內容則由深感唐末五代"無廉恥"的士人發展為理學、道學。北宋實行的文官政治，士大夫集政治家、詩文家、學問家于一身，本著各自的道德學問及對現實問題不同的理解為政，宋代士大夫出現類似后世"黨派"的政治群體。唐代有所謂"牛李黨爭"，但基本是在暗弱皇帝的朝廷里爭權、鬧意氣;北宋有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等為首的"舊黨"。試圖以種種新的政治舉措改變王朝"積貧積弱"局面的屬于新黨，以"擾民"、"生事"、"與民爭利"為理由反對這種變法的為舊黨。新黨代表土大

很赞哦!（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