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托馬斯孟(哪些貿易理論是干預自由貿易的)

高和充分就業的實現。因此當X/ m 太低,以致不能保證充分就業時, 要在短期內迅速提高生產以增加出口是相當困難的, 快速有效的方法是實施緊急進口限制措施。他認為, 保護貿易政策的實施將推動出口規模的擴大, 從而導致國內生產的擴張, 從而形成較多的稅收; 財政收入的增加使政府

有可能增加公共投資, 或采取關稅政策刺激私人投資增加, 其結果都會提高就業水平。新貿易保護主義更關注為資本主義國家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提供對策, 體現了較多的實用主義,迎合了當代資本主義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在

20 世紀70 年代以后直至90 年代, 非關稅壁壘代替關稅壁壘成為各資本主義國家貿易保護的主要手段,這與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強化貿易限制是緊密相關的。但是, 歸根結底, 它是為發達國家擺脫“滯脹”困境, 轉嫁經濟危機服務的。它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 使南北矛盾更加突出。

5 、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保護貿易理論

二次大戰以后, 許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這些國家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發展本國經濟, 實現經濟上的獨立。但是,由于在經濟上長期依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 舊的國際經濟秩序又形成了發達國家處于有利地位而發展中國家處于不利地位的貿易格局, 新獨立的國家迫切需要保護貿易, 改變貿易條件惡化的狀況, 以扭轉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在這種背景下, 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保護貿易理論出現了。該理論以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維什為代表。他提出的以“中心- 外圍”理論為核心、以“貿易條件惡化論”和“收入轉移論”為基礎的保護貿易理論代表了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普雷維什首先對國際經濟體系進行了結構性分析, 提出由發達國家構成的中心體系和發展中國家構成的外圍體系, 是舊的國際經濟秩序下世界的兩大體系。中心體系的工業國在整個國際經濟體系中居主導地位, 外圍體系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主要從事初級品生產并被工業中心國所控制和剝削, 造成外圍國經濟困難重重發展緩慢。

普雷維什認為, 要打破“中心- 外圍”的既定格局, 外圍國家就必須實現本國的工業化, 獨立自主地發展自己的民族經濟。為此, 外圍國需要實行貿易保護政策, 既要采用傳統的關稅手段, 也要采用外匯管制、進口配額等非關稅手段。在工業化發展的出口替代階段, 還要實行有選擇的出口補貼政策等。他認為采用這些貿易保護政策對外圍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限制進口的保護關稅可以削弱外國商品的競爭能力, 也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 可以開辟新產業, 吸納技術進步所產生的剩余勞動力和解決原料產品部門的隱蔽失業; 使原料產品出口和進口替代并舉, 可以有效推動本國工業化進程; 限制進口措施還可以減少外匯支出, 改

善國際收支狀況。

普雷維什同時強調,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保護政策是有節制的、有選擇的。它只不過是用來糾正初級品和制成品需求收入彈性差異的, 并不是阻礙貿易的發展。而發達國家的保護措施則是為了擴大和加劇這種需求收入彈性差異, 結果會降低世界貿易增長速度, 最終對發達國家自身也不利。普雷維什的保護貿易理論是對有關發展中國家國際貿易的開拓性研究, 第一次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初步揭示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貿易關系不平等的本質, 提出了實行保護貿易政策, 走發展本國工業化的道路, 打破傳統國際分工體系,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一系列理論政策主張, 極大地推動了20 世紀60 年代后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區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但是,“中心- 外圍”理論否認市場機制, 也沒有從根本上揭示以“比較成本說”為核心的自由貿易理論是如何造成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該理論還導致了“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產生,但是戰后發展中國家實施“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的結果卻并不理想。

英國重商主義作家托馬斯孟是如何評價商人的

對國際貿易商人提出十二條具體要求

托馬斯·孟特別重視從事國際貿易的商人的品質和才干，認為從事國際貿易工作必須由受過專門教育的人來擔任，不能交給那些濫竽充數的人或外行人去干，否則，不但毀了這些人本身，同時還會使經驗豐富的合伙人一起遭殃。在第一章托馬斯·孟就告誡他的兒子作為一個合格的對外貿易的商人應該具備的十二條基本品質，并詳細列舉如下：1.

他應該擅長書法、算術和會計，才能使用那種僅僅在商人間所采用的可貴的復式薄記；同時，他還要精通各種租船合同、提單、發票、契約、匯票和保險單等的規例和形式。2．他應該知道一切外國、尤其是與我們有貿易關系的國家的各種度量衡和各種貨幣，并且對于貨幣不但要知道它們的各樣大小的面值，而且還要知道它們在重量和成色上，與我國的與本位貨幣做了比較之后所求得的實值，否則他就不能妥善的處理他的事務。3．他應該知道各種商品向某些國家并從某些國家輸出或輸入時所應繳納的關稅、一般賦稅、各種征課、護衛費以及其他費用。4．他應該知道各個國家有哪些商品是綽有余裕的，有哪些貨物是缺少的，同時也應了解這種貨物的供應情況怎樣，它們是從哪里來的。5．他應該了解并密切注意從一個國家用匯票寄款到另一個國家的匯兌率，這樣他才能更好地處理他的事務，并且盡可能有利地將他的一切款項匯回并且在本國收款。6．他應該知道在某些國家有哪些貨物是禁止出口或禁止進口的，否則他在處理他的事務時就不免要遭受很大的危險與損失。7．他應該知道根據什么運價與條件在他的船上裝運貨物，并應將他往來于國家與國家間冒險事業加以保險。同時他還應該熟悉，在遇到可能使船舶或貨物或船貨兩者遭受損壞或損失的不測事件時所要援用的國內外保險機關的章則、規定和慣例等。8．他應該知道建造和修理船舶所必需的各種材料的好壞和它們的價格，以及其各種做工的好壞，同時還要知道桅桿、纜蓬、繩索、火炮、石料、軍火以及其他各種各樣儲備材料的質量和價格；此外，他還應知道船長、高級船員和水手的一般工資，因為以上的一切都是與一個身為船主的商人有關系的。9．他應該（因為在不同的時候，有時要以一種商品做買賣，有時要以另一種商品做買賣）對于一切商品或貨物，一概具備相當的、即使不是完全的知識，就像是各行各業的內行。10．他應該從他在海上航行的經驗里學得航海技巧。11．既然他是一個旅行家，有時要住在外國，他就應該能說幾種語言，并留心觀察外國公王們的經常收入與支出，以及它們的海陸實力，它們的法律、風俗、政策、禮節、宗教、藝術等等，同時還能為祖國的利益著想，隨時將這些問題提出報告。12．最后，雖然這樣的一個商人毋需是一個頗有學問的學者；但他（至少）也須在青年時代學好拉丁語，這將使他在其他一切的努力上有更強的能力。托馬斯·孟認為一個“國家可以致富”，“只有靠著商人們所掌握的秘訣才行的”。因此，我們應該把商人“列為這樣一種受人尊重的地位；因為商人肩負與其他各國往來的商務而被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實在是受之無愧的。這種工作所得的榮譽與所負的責任同樣巨大，應該以極大技巧和責任心去履行才好”。（托馬斯·孟：《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商務印書館，

1978 年版）

說明 有關中國近代貿易變遷的信息？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鴉片戰爭前，存在著一種近代意義上的非對稱的“世界體系”。中英兩國分別在不同的區域體系中控制著體系內部的平衡，但兩國的對外戰略構想不同，各自支配的體系的性質也不同。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審視，東亞的朝貢體系有其自然的漸進式變遷的邏輯和進程。進入近代，在組織嚴密、實力雄厚的西方商業資本的沖擊下，朝貢貿易體系逐漸遜位，終以鴉片戰爭及《南京條約》為標志走向解體。作為世界歷史進程的一個縮影，東亞朝貢貿易體系的解體無疑是勞動方式變革的結果。中國被迫開放貿易并按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原則開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關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了朝貢貿易體系的制度框架，為條約通商貿易體制的確立提供了條件。條約通商貿易體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國的主權獨立，使中國的商品市場被納入由英國構建的西方世界經濟體系。客觀而言，這一體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以口岸為中心的近代區域市場的發展和近代市場關系的形成。

一、鴉片戰爭前非對稱的“世界體系”

隨著美洲和通往東印度航線的地理大發現，世界商業貿易日益繁榮，并由此擴大了世人交往的范圍。多數西方學者據此認為，經濟全球化始于15世紀的歐洲，航海大發現使人類的腳步從一個大陸跨到另一個大陸之上，從而實現了從草原到海洋的革命性變革。羅伯森將15世紀初期開始的經濟全球化劃分為萌芽、開始、起飛、爭霸和不確定性五個階段。沃勒斯坦強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質上是世界歷史性的，經濟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同步的，經歷了一個運用各種手段成功擴張的過程。而斯塔夫里阿諾斯則將經濟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劃分為“新興的西方世界”、“西方居優勢地位的世界”和“1914年以來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三個階段序言5。無論如何界說，總是隱含的前提是存在一個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體系”。

通常認為，西方世界體系體現了建立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上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平等交往關系，因為和約確立了主權國家的合法邊界及對彼此國家內部事務的不干涉原則，而英國在競爭中脫穎而出，逐漸成為掌控歐洲力量均衡體系的主導者并有效地維持著西方秩序。1713年的《烏得勒支和約》使英國成功地以強大的實力實現了對海洋及海上貿易的主宰。拿破侖戰爭后期，英國通過組建四國同盟（Concert of Europe）這一國際機制來尋求一種力量均衡，牽制和對抗以歐洲大陸專制主義為重心的神圣同盟。1815年的《威尼斯和約》給歐洲帶來了一個長達百年的西方歷史上罕見的和平，更是被許多史學家頌為“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

事實上，西方“條約和平”秩序的建立與維持，是英國控制著歐洲的力量均衡而追求自身全球利益的結果。在金融、財政等一系列有效率的制度創新的推動下，首先誕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浪潮導致了生產力的根本性變革，“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經過英法“七年戰爭”，英國最終確立了在軍事上的全球優勢，事實上已經擁有了在西方體系中的霸權。拿破侖戰爭給英國造成的損失微不足道，但戰爭中的商業封鎖延緩了歐洲大陸國家工業發展的進程，也使后者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遭到巨大損失。英國海軍的迅速強盛，得以輕而易舉地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廣闊的海外市場，并牢牢地控制著世界局勢的發展，造就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盛大繁榮。”英國把越來越多的國家拉入到以英國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中，當時的世界市場只為“最早實現民族工業化”的英國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其他歐洲國家根本沒有機會走到前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