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英國對外貿易政策概述(中國對英國對外貿易的政策和法規是什么)

中發生了“產業革命”，從而使整個人類進入了工業化時代，也使英國成了很長時期中的世界第一經濟強國

當今世界的3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 美國、德國和日本，也無一不靠進口替代而致富

美國和德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分別趕上和超過了英國，從此就成了兩個經濟上最強的國家

而在它們趕超英國的最關鍵時期19世紀下半期，它們是兩個典型的以進口替代來發展經濟的國家

按照劉易斯的估算，在1883年以后的30年間，德國制成品進口的增長慢于制造業的增長，從而在整個時期中都在搞進口替代；而美國19世紀80年代的經濟繁榮也靠的是國內需求而非出口的拉動

美國在1873年到1899年間的進口增長率一直遠遠低于其實際GDP的增長率，原因之一是那些年的美國是一個以高關稅保護國內產業的國家，其總體關稅率往往在30－40％左右，到1912年還平均為18％

可以說，沒有那一時期的進口替代型經濟增長，就不會有今日美國和德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

今日世界中的另一個經濟大國，日本，是在第2次世界大戰后的高速經濟增長中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

通常人們強調日本靠出口導向取得了高速經濟成長，卻忽略了日本的經濟增長中一直有很強的進口替代因素

日本經濟的這種不開放必然導致在很多產業中實行進口替代

也正是由于日本一方面致力于以出口拉動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不斷在國內實行進口替代，才造成了日本在許多年中出口一直遠遠大于進口的對外貿易格局

進口替代-發展導向中國的進口替代加工基地一個最明顯的事實時：在同樣的人均生產水平上，一個國家越小，其對外貿易依存度勢必越高

象德國那樣大小的國家，其整個對外貿易占GDP的比例在50％以上，但是對歐盟國家的貿易卻占了整個對外貿易額的50％多

這樣，如果以歐盟為單位計算歐盟對非歐盟的貿易占整個歐盟的GDP的比例時，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就會降到只有20％多

這個事實說明，一個國家越小，經濟上的對外依存度就越高，其經濟就越是外向型，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就越是有效率

但是這個事實也反過來說明，“東亞四小龍”這樣小的國家和地區可以通過出口帶動完成經濟發展，整個中國卻不一定能靠同樣的作法實現高速經濟發展

實際上，一個國家越大，其完成工業化時的內向性程度就越大

英國進行產業革命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比美國19世紀末超過英國時經濟的外向型程度要高，其原因首先在于美國比英國大得多

美國至今仍是發達國家中對外貿易依存度最低的國家之一，近20年來美國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率大大提高，但是現在這個比率也只在25％左右

更重要的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能成功地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靠了戰后最初幾十年特殊的國際經濟環境

第2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西方國家達成了使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共識，各國彼此大大降低貿易壁壘

這種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沖擊使國際貿易急劇增長，其增長速度在25年中大大快于世界經濟增長率

80年代以前西方國家又普遍實行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政策，整個世界經濟的總需求是相對充足的

在這種國際環境下，落后國家增加出口比較容易，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相對于進口替代戰略就有了相當大的優勢

時過境遷，國際經濟環境已經與那時大為不同了

現在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已經相當低，更沒有多少削減的余地，削減貿易壁壘的鋒芒指向的是發展中國家

西方各經濟大國都被嚴重的財政和社會開支赤字所困，又害怕引起通貨膨脹，從而不敢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來擴大總需求

這兩點都使發展中國家不再有很容易地急劇增加出口的國際環境

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戰略已經陷入危機，這其實是東亞金融危機發生的最深層原因

近代以來英國通過什么攫取了我國的香港主權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英國強占香港島，事后清政府曾試圖用武力予以收復，道光皇帝為此發下多道諭旨，但清朝始終不能捍衛領土完整。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訂不平等的《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地區給英國。

1898年6月9日：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北地區及附近262個島嶼，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結束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又稱“萬年和約”[1]、“白門條約”[2]、“江寧條約”[3]，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該約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清廷代表耆英、伊里布、牛鑒與英國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艦皋華麗號上簽訂，標志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結束。[4]

《南京條約》共十三款，其中要求中國：（1）割讓香港島；（2）向英國賠償鴉片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元；（3）五口通商，開放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允許英人居住并設派領事；（4）協定關稅，英商應納進出口貨稅、餉費，中國海關無權自主；（5）廢除公行制度，準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等。[5]此外，也規定雙方官吏平等往來、釋放對方軍民以及英國撤軍等事宜。[6]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7月22日、10月8日，耆英與璞鼎查又先后簽訂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門條約》，作為《南京條約》的補充和細則，[7]將協定關稅和租界制度予以落實，并使英國取得領事裁判權、片面最惠國待遇等權益。[8]

《南京條約》破壞了中國的領土完整和關稅主權，便利了英國對華的商品輸出，使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南京條約》簽訂后，西方列強趁火打劫，相繼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進一步侵犯了中國的主權，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經濟，并加速了清王朝的衰亡。

（概述內圖片來源：臺灣政治大學歷史詞條資料庫[9]）

中文名

南京條約

外文名

Treaty of Perpetual Peace and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Great Britain；Treaty of Nanking

簽約雙方

中國（清）、英國

簽約地點

南京下關江面的英國軍艦

簽約時間

1842年8月29日

起因簽約過程條約原文后續事件影響評價后世紀念

背景

十八世紀后期至十九世紀前期，中國滿清王朝已處于衰亂中。[8]各民族、各階層間（包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尖銳，白蓮教、天地會先后起事。在政治上，清廷仍維持君主專制制度，“多磕頭少說話”成為官場的金科玉律[11]，吏治腐敗，貪污成風，財政支絀。[12]在經濟上，一方面，人地矛盾突出，[8]土地兼并劇烈，農民破產、流亡；[13]另一方面，資本主義萌芽處于緩慢發展中，[14]而以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緊密結合著的自然經濟，仍有力地抵抗著西方工業品的輸入。[12]在對外貿易和交往上，清政府除幾度設置“公行”（即所謂“廣州十三行”）專責管理對外貿易事宜外，[8]自乾隆年間對西方國家僅開放廣州作為沿海通商口岸（一口通商）[15][16][17]。同時，中外民事（例如“商欠”）、刑事糾紛層出不窮，爭端逐漸擴大。[8]

1824年中國伶仃洋上的走私船

圍繞外交和貿易問題，中英雙方也有過若干接觸，然而無論是馬戛爾尼使團、阿美士德使團的訪清，還是鴉片戰爭前夕律勞卑與盧坤、義律與鄧廷楨的交涉，都因種種原因而沒能取得成果。[8]

起因

主詞條：鴉片戰爭

1840年（道光二十年）6月，英國以林則徐“虎門銷煙”等為借口，發動侵華戰爭，史稱“鴉片戰爭”。英軍攻占定海，北上天津。清廷恐懼，派琦善與義律和談。和談期間，英軍突襲并攻占大角、沙角炮臺（沙角之戰），迫使琦善與之初步達成《穿鼻草約》（約定對英賠款六百萬元等），后又攻占香港島。[8]

沙角之戰（EdwardDuncan繪，DestroyingChinesewarjunks）

道光帝因沙角之戰而愈加震怒，于1841年1月27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五日）下令對英宣戰，[24]繼而得知香港被攻占，又下令加派奕山為剿逆將軍，增兵廣州，否認《穿鼻草約》。然而，英軍在虎門之戰、廣州之戰中均獲得勝利，于是奕山又與英方達成《廣州和約》，仍是對英賠款六百萬元（另賠償夷館損失三十萬元），作為“贖城費”；并對道光帝加以欺瞞，宣稱是行商累積的欠款，企圖敷衍了事。盡管如此，英方仍蓄意擴大戰爭與戰果。在巴麥尊等人的推動下，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4月30日，英國內閣否認草約，并以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替換義律。英軍再度北上，先后攻陷廈門、定海（第二次攻陷）、鎮海、寧波。[8]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英軍擊敗奕經的反攻。浙江巡撫劉韻珂見事不可為，請求派遣與英方有過交涉的伊里布前赴浙江。道光帝迫于無奈，派遣耆英擔任杭州將軍，伊里布隨往。5月18日，得到增援的英軍又攻陷乍浦，繼而于6月16日攻陷吳淞，7月21日攻占鎮江，以切斷京杭大運河。8月4日，英國軍艦駛抵南京下關江面，英軍從燕子磯登陸，察看地形，揚言進攻南京城。[8]

簽約過程

英軍到達南京后，兩江總督牛鑒向英軍求和。8月8日，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首先到達，派其仆人張喜兩度前往英方軍艦，會晤翻譯馬儒翰（John R. Morrison）。欽差大臣耆英到達后，璞鼎查曾限期于8月14日議定和約，否則開炮攻城。雙方共在靜海寺內議約四次，也曾在上江考棚等處議和。8月17日，江寧布政使黃恩彤與馬儒翰商定了條約內容。8月22日，道光帝全部允許。

談判過程中，耆英等人屈從英方要求，沒有進行反駁。關于鴉片問題，璞鼎查曾勸說中方代表，由中國停止禁煙政策，并可對進口鴉片征稅。對此，黃恩彤提出日后再議。這是因為，黃恩彤、耆英等預料到道光帝為了顏面，不會正式弛禁，不如置之不問。

從開始議約到正式簽約前，耆英、伊里布、牛鑒曾應璞鼎查邀請登艦，而璞鼎查也上岸答拜。[8]然而英軍在此期間仍未停止搶劫行為，引發了鴉片戰爭中最后一戰——靖江保衛戰。

英國畫家JohnBur買粉絲所繪《南京條約》簽訂場景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牛鑒與英國全權代表璞鼎查，在停泊于南京下關江面的英軍軍艦“康華麗號”（又譯“皋華麗”、“漢華麗”，Gornwallis）上正式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其中的中文文本系由英國人譯成。[8]不久，中方支付第一期600萬元的賠款。[26]同年9月，道光帝批準簽訂后的條約，但認為仍有需要斟酌之處。[27]9月15日，英方收到中方批準文書，代表團秘書麻恭立即回國請維多利亞女王批準條約，而英軍艦船也逐漸撤出長江。[26][28]與此同時，雙方繼續進行磋商，在彼此照會中，闡明以后的商人欠款，官方不代為償還，同時英方承諾不會庇匿“奸民”；尤其是約定如果中英人民涉訴，“英人歸英人自理，華民由中國訊究”，即英人享有治外法權，[8]并形成了《江南善后章程》。9月24日，道光帝予以同意，[29]而該《章程》也成為《南京條約》附約《虎門條約》的藍本。[30][31]12月28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批準《南京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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