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英國對外貿易現狀以及中英關系分析(近代中國人從認識世界到走向世界經歷了曲折過程)

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舉行了正式會談

英國在華僑民遇到的許多麻煩現在獲得了解決

出境許可證發放了，就連英國在華公司遭到關閉問題進行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

"[13]由于兩國領導人能夠擱置爭議尋求共同利益點，兩國關系有了轉機

6月11日，英國政府批準向中國出售數千種非戰略物資

6月16日，周恩來和艾登舉行會談，6月17日，中英兩國正式公布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

據此，杜維廉于7月8日向周恩來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簽署的委任書

中國政府亦于9月2日任命宦鄉為駐英代辦

這樣，幾經曲折中英終于建立起代辦級外交關系

英國朝野一致熱烈歡迎中英關系的改善，把它視為日內瓦會議的一項積極成果

1954年8月，周恩來在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中英關系這種改進將有助于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性的增長

日內瓦會議后，中英聯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頻繁

中英關系的改善促進了中英經貿關系的發展

從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運的條件下，中英兩國貿易額卻增加了十幾倍，至1969年已占中國對外進出口總額10%多，其中中國對英國的進口額占中國進口總額的16%

[14]英國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歐洲最大貿易伙伴

如何看待英國視中國為系統性競爭對手，中英關系將如何發展？

英國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該是不必感到驚訝的。系統性其實指的就是從全方位來與中國競爭，經濟，軍事，科技等等。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目標，也從來不是英國。

一，實力差距

二，相互合作，良好競爭

三，英國偏見廣播公司

中英實力差距巨大，英國還不足以與中國競爭

英國將中國視為系統性的競爭對手，說實話，我們一點也不驚訝。許多歐盟國家和西方國家都是這樣的，但是從我們的角度來看，英國當做競爭對手，不管是良性還是惡性的，英國顯然不夠看。我們不管是從經濟，還是科技，還是軍事都遠遠超出英國，說實話，現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美國配說這樣的話。英國應該將中國看作是奮斗的目標，而不是競爭對手。

相互合作，互利互惠才是正途

但是競爭也沒有什么不好，競爭有利于促進兩國的社會發展。問題在于英國是否將中國當做朋友，合作伙伴來參與競爭。如果只是一昧的使絆子，做些造謠污蔑中國的事情的話，這樣的競爭關系對兩國人民肯定是沒有什么好處的。雖然作為謙謙君子的中國也不屑于用同樣的方式來還擊英國，但是我們也肯定會成為一名合格的競爭對手讓你嘗嘗味道。

兩國合作的阻礙，英國偏見廣播公司

這家英國傳統的媒體企業似乎不太能管得住他旗下的BBC國際頻道，英國廣播公司現在也被網友們戲稱為英國偏見廣播公司。現在依然成為兩個國家媒體和民眾之間的最大障礙。無論是新疆棉花還是武漢抗疫，各種造謠和各種陰間濾鏡都已經讓BBC的內部人員看不下去，還有許多英國民間學者都在批評BBC現在的行為。BBC已然成為中英良好合作的最大阻礙。

英國為什么要脫歐？有什么意義嗎？

歐盟是一個整體，從扶持其他國家經濟就可以看出，歐盟在對外貿易上，是捆綁式銷售，這一點值得提的就是，英國的利益無法得到滿足，因此英國脫歐并不是一時沖動

近代中國人從認識世界到走向世界經歷了曲折過程

一、19世紀40-60年代：

華工、洋人雇員和最初的外交使團

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實行海禁政策和閉關政策，嚴格限制中國人出海貿易和旅行。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國發動了鴉片戰爭，用軍艦大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1842年簽訂的中英《南京條約》開放了上海等5個沿海通商口岸，從此外國商人、傳教士、外交官、軍人、旅行家等大批涌入中國，但中國人出國卻為數很少。

19世紀40-60年代出國的中國人大致有以下幾類：

第一類是被西方殖民者誘拐販賣的契約華工，當時被稱為“苦力”或“豬仔”。外國洋行及其雇用的買辦、掮客，誘騙華工簽訂契約搭乘外國輪船出洋，販賣到急需勞工的古巴、美國、秘魯、澳大利亞等地。據統計， 1847-1852年，從廈門通過貿易共輸出華工8281名。這些華工在販運途中和勞動場所，遭到非人待遇，被當作奴隸和牲畜一樣殘酷虐待，死亡率很高，生活極為悲慘。這與非洲黑奴貿易一樣，根本不是正常的國際人員交往。后來還有一些華僑和華工陸續出海到東南亞各國開墾和移民。

第二類出洋的中國人是個別從事對外貿易的商人或替西方商人、洋行、外國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機構團體服務的買辦、雇員、翻譯。例如福建人林針，受雇于廈門美商，1847年6月到美國，工作一年多后回國，他寫了一部《西海紀游草》，是晚清中國人撰寫的最早的美國游記。又如廣東南海文人羅森，寓居香港時認識了美國傳教士衛廉士，1854年（咸豐四年）由其推薦擔任美國培理將軍遠征日本艦隊的漢文翻譯。羅隨培理艦隊到過日本橫濱、下田、箱館等地，參與了日美訂約、開埠過程，回國后寫了一篇《日本日記》在香港發表，這是晚清中國人第一部日本游記。還有蘇州文人王韜曾受雇于英國傳教士在上海開辦的墨海書館。1867年（同治六年）他應英國傳教士理雅各邀請，赴歐洲訪問，曾在英國牛津大學講演孔孟學說和中英關系，可以說是晚清第一位在歐洲大學講壇上宣講中國文化的中國學者。1870年回到香港后，他辦了《循環日報》，還寫了《普法戰記》等書。

第三類是由外國傳教士帶到西方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其中最有名的是1847年被美國傳教士、香港馬禮遜學堂校長布朗帶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留學讀書的容閎、黃寬、黃勝三人。容閎1854年畢業于耶魯大學，成為第一個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黃寬后來在英國愛丁堡大學醫科畢業，成為經過歐洲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中國第一位西醫。黃勝則與伍廷芳共同創辦《中外新報》，與王韜合作成立中華印務總局，成為近代出版印刷業的先驅人物。

第四類出洋的中國人則是由外國人士帶領前往西方游歷訪問的少數中國官員。例如1866年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要請假回國結婚，總理衙門便派遣了前山西襄陵縣（今襄汾縣）知縣斌椿與其子廣英以及3名同文館學生，隨赫德赴歐洲觀光游歷。他們在英、法、德等9國游歷了7個月后歸國，這是晚清中國官員走出國門海外游歷的第一次嘗試。他們所寫的游記如《乘槎筆記》《航海述奇》等記錄了晚清官員對歐洲最初的見聞。還有1868年的蒲安臣使團。該團由剛卸任的美國公使蒲安臣率領，他被授予“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的頭銜。為了維護面子和平衡列強關系，使團成員還包括兩名清政府總理衙門的章京志剛、孫家谷，以及一名英國人和一名法國人。使團用2年8個月，訪問了歐美11個國家。其間，蒲安臣四處包攬交涉、談判，甚至擅自與外國締約，中國使臣幾乎成了點綴品和觀光客。不過這畢竟跨出了中國外交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使團里的中國人也通過出訪大開眼界，接觸了新事物、新思想，這可以從他們的游記，如志剛的《初使泰西記》、孫家谷的《使西述略》、使團翻譯張德彝的《歐美環游記》等書中看出來。

二、19世紀70-90年代：

駐外使節、游歷官員與官派留學生

19世紀70年代，清政府開始向外國派遣外交使節、獨立的游歷考察官員和官費留學生，中國人由完全被動到逐漸主動地走向世界。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列強通過《北京條約》取得公使駐京權利。西方國家陸續派遣公使駐華，并在北京開設公使館，在上海等地開設領事館。而清政府直到70年代才開始派遣赴外使臣。最早在1870年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為出使法國特使、欽差大臣，其使命只是為“天津教案”向法國道歉。1875年（光緒元年）任命的出使英國欽差大臣郭嵩燾，最初的使命也是為了“馬嘉理案件”赴英國道歉，然后才轉為長駐英國，成為晚清第一位駐外公使。出國后，郭嵩燾能認真考察和分析西方國情和現狀，在日記和報告中對西方文明有些肯定的描述。不料竟遭到頑固保守派士大夫的群起攻擊。尤其是駐英副使劉錫鴻還打小報告誣告郭嵩燾“崇洋媚外”“有失國體”，甚至有“私通洋人之嫌”，最后任期未滿就被清政府調回。他寫的《使西紀程》一書也被禁止發行并毀版。1877年至1878年，清政府陸續在英、法、德、日、美等國開設了駐外使館，派遣了駐外使團。早期的中國外交官群體為晚清中國人走向世界、認識世界起了重要作用，如郭嵩燾、曾紀澤、薛福成、黃遵憲等人都撰寫了許多考察研究外國的報告、日記和著作。

19世紀70-80年代清政府還主動獨立地派出一些官員出洋考察、游歷和調查。例如1874年清政府曾派出陳蘭彬、容閎等官員專程到美洲古巴和秘魯調查華工受虐待狀況，力圖維護華工權益。1876年派遣浙海關文案李圭與海關洋員一起前往美國費城參觀世界博覽會。他寫了一部《環游地球新錄》，不僅記錄了費城世博會及各國見聞，而且以親身經歷證明了“地球確實是圓的”。1879年道員徐建寅受北洋大臣李鴻章派遣到歐洲訂購鐵甲艦，同時考察了各國工廠。他寫的《歐游雜錄》是中國官員第一次對歐洲近代工業進行深入考察的珍貴記錄。這個時期地方大員也開始派員出國游歷考察，如1878年四川總督丁寶楨派江西貢生黃楙材游歷考察緬甸、印度等國。

1887年清政府還通過考試，從中央六部中下級官員中選拔了12名海外游歷使，分別派赴亞洲、歐洲、南北美洲20多個國家，進行了為期兩年的、以調查研究外國情況為主要任務的海外游歷考察。海外游歷使最遠到達了南美洲的智利、巴西等國，其路程之遠及所到國家之多，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他們所取得的外國調查研究的成果也是空前的。可惜這批海外游歷使回國后卻沒有被重用，也沒有讓他們在外交崗位上發揮作用，其外國調查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未受重視，以至這樣一次走向世界的舉動，竟然漸漸被埋沒和遺忘。

這個時期清政府開始向海外派遣官費留學生。最早是官派幼童留美。1871年在容閎的建議下，曾國藩和李鴻章聯名奏請派幼童赴美留學，獲清廷批準。在上海設立出洋肆業局招生，從1872年至1875年先后分四批派遣120名10-16歲幼童赴美國留學。他們被分散安排在美國居民家中住宿，在美國的中學畢業后，陸續有50多人考入耶魯、哈佛、哥倫比亞等美國大學學習。留美幼童在美國學習勤奮，進步很快，同時思想、習俗也漸漸發生變化，如見了官員不愿下跪，要求穿西裝、剪辮子、進出教堂等，因此被守舊頑固派攻擊為“適異忘本，目無師長”，要求將留美學生趕快撤回。加上當時美國出現排華風潮，清政府在1881年決定將留美幼童全部撤回，以至幼童留美計劃半途而廢。這些留美學生回國后不少人成為清末民初中國政界、軍界、外交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物，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貢獻。如主持修建京張鐵路、被譽為“中國工程師之父”的詹天佑，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清華學堂校長唐國安，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等。

此后，1877年至1897年清政府又先后派遣了4批共80多名學生留學歐洲，主要是英國和法國。因為這些學生大多數是從福州船政學堂學生中選拔的，赴歐主要是學習海軍的造船和駕駛專業，故史稱“留歐船政學生”。這些學生回國后成為中國早期海軍和造船工業的骨干，為中國近代海軍的創立、發展作出了貢獻。晚清北洋艦隊的主要艦長如劉步蟾、林泰曾、鄧世昌、林永升等都是留歐船政學生，他們幾人都在甲午戰爭中為國捐軀。還有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翻譯家、民國初年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嚴復，當年也是官派留學英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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